其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整个社会的急遽转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需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显呈现出许多后工业时代的心理倾向：物质欲望中心化，传统价值观迅速瓦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社会转型最终导致了文化与文学转型，文学总的来说边缘化了。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审美观、文学观，追求现世享受和感观刺激的快乐原则成为主导倾向，在整个社会世俗化、欲望化、享乐化思潮的推动下，加之市场经济和商业运作的加盟，文学日益形成了一股新的群体性趋向，这就是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文学思潮，或者亦可称为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潮。理论上，倡导消解崇高、消解意义、碎片化、平面化、无深度，创作上取媚于大众读者，追求感官刺激，将文学变成消遣游戏，通俗文学、新体验新状态文学、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身体欲望写作、青春痛感自恋小说走上了中心地带。一些著名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汇入了进来，从书名便可感觉到这股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思潮的波及，如最早贾平凹的《废都》，后来莫言的《丰乳肥臀》、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以至铁凝的《大欲女》等，都映现出世俗化审美与市场消费主义原则浸染文学的痕迹。
如果总体上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相比，90年代的文学有别于80年代的变化是显然的：在观照视域上，城市生活成为了文学主要的表现对象；审美方式上，是典型的后现代色彩，即反宏大叙事、解构崇高、关注和描写普通人的庸常生活、表现商潮滚滚芸芸众生的世俗情感；作家身份与创作态度上，更多人仅仅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听命于文化市场和读者消费需求的指令。这些都酿就了90年代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的文学思潮。
当然这只是就主要趋向而言，并非说90年代就没有高雅文学、严肃文学，不能不看到一些有高远精神和艺术品位追求的作家作品，像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李锐的《无风之树》、张炜的《刺猬歌》等等。但这样一种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的思潮还是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偏激追求感官快感中精神理想的沦落和艺术维度的消弭，市场化操作主宰了创作者的目标，创作的媚俗化、对作家作品的包装、利用传媒炒作、市场牟利等成为凸现的问题，许多创作呈现出愈来愈烈的粗鄙化文化倾向。事实上，审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唯欲望、唯快乐、唯消遣的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它应是由“化成天下”之文化三维支撑起来的，这就是人文、历史、美学的维度，只有对社会、历史、人生价值的描写表释与对艺术形象及形式追求的完美统一，才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文学。而从现在的文学格局来看，精英文学正在向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靠拢，注重读者口味、市场效应，这有好的一面，使文学更加走向和贴近了民众，但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生活”，是否仍需要守护艺术的尊严呢？是否也有个培养大众、“化”大众的问题呢？由此而言，如何使文学的欲望化、粗俗化倾向转向健朗、高雅的审美品质是当代文学一个严峻的课题。
其四，至于文学思潮的将来流向，尚需等待和静心省察。而就目前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来看，是向边缘形式的拓展。显而易见，这种边缘拓展主要的作用力来自外在的力量，而又由外在力量变为内在的主体自觉。如所周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说得最多和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文学的边缘化”，由于社会转型和世俗化大潮，文学的确失却了以往神圣的精神光环不再占据中心，但文学的边缘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进步的征象，说明人的解放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相对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实，我们不应该忽略，文学的“边缘化”表象之下是文学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普遍渗透，这就是文学写作方式、媒介与存在方式、鉴赏享受方式的变化和拓展，例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与影视联姻等等，这些都已成为主导文学的重要方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视剧大家天天看，很多人在线写作或读小说，各种节日像圣诞节、元旦、春节、元宵节等等亲朋好友发送阅读着诗情浓郁的文学短信，人气极高的“百家讲坛”更是文学与现代电视传媒的成功联姻。
文学的这种形式拓展与多元生存样态，是与当今市场经济、消费社会以及电讯图像时代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有人呼喊文学沦落的悲哀之时，也有人高蹈今天文学不是衰落了，而是渗透性更强了——化入了其他形式中并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出来和传达出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悲哉？喜哉？客观地说，在一个多元化多媒介的历史时代里，文学承载方式的多样化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关键而重要的问题是精神提升，对于人文、历史、美学维度的守护和高扬。文学多元已是现实的事实，人们尽可各取所需、各美其美，但需要指出的是：毕竟载体形式不同，文学的审美效果不同，精神层面的含金量也是不同的。
2008年8月
历史转折与文学复兴
当中国结束了“文革”十年内乱走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之际，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时成为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下，伴随着全社会的百废待兴、万象更新，整个中国文学包括山西文学也迅即复苏，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山西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它所处的地域环境、因袭的文学传统、拥有的作家群体以及它所面对的现实生活，都影响和决定着它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山西文学的发展形态与三晋大地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作为人们生活聚落的一方地域，并不只是单纯的方位和地区的概念，它一方面积淀着特定社会群体对其适应和改造的文明历史，另一方面又以特有的自然环境影响和塑造着这个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从而形成一定的地域文化、地方特点。作为生长于山西土地上的文学花朵，势必与山西特有的地域文化、文学传统以及种种现实条件或因素相关联。因此，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发展成就、发展走向及其特点，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发展中的问题等等，势必折射出它自身的特殊性和地方性。
一、新时期山西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纵观新时期的山西文学，其发展势头和创作实绩在全国范围来讲可以说毫不逊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就有成一的《顶凌下种》，全国第三届短篇小说评奖，山西有三人榜上有名，包括柯云路的《三千万》、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所以有评论家这样说：“历史刚刚转折，身处内陆的山西作家就以他们成功的力作，成为全国文坛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到80年代中期，随着“晋军的崛起”，更创造了继“山药蛋派”之后新的文学辉煌。据统计，他们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就有二三十部，艺术质量也属上乘。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不仅成熟的作家们推出一部部思想内涵丰富的长篇小说，还有青年作家们新的力作，例如张平的纪实系列《法撼汾西》和《孤儿泪》、谭文峰的《扶贫纪事》及《走过乡村》等，都掷地有声，引起广泛反响。可以说，新时期的山西文学，无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作品题材与体裁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开创了山西文学史上的新局面。
新时期山西文学新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整个社会政治的正常、学术文化的开放、文学创作的自由分不开，另一方面与山西创作队伍的雄厚壮大有直接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沉寂多年的老一代作家焕发了创作青春。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一批老作家，曾经以“山药蛋派”风格特色闻名全国，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们在新时期之初即以其新的创作风貌使山西文坛迅速恢复活力，同时带动一大批作者开始了新的创作。这一时期，中年作家义夫、焦祖尧、谢俊杰、李逸民等也都活跃起来。后来被誉为“晋军”作家的成一、柯云路、郑义、韩石山、张石山、李锐等，也于1985年前后进入创作高峰。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又有更年轻的第四代作家吕新、曹乃谦、常捍江、房光、谭文峰等登上文坛。这一不断发展、蔚为宏大的创作队伍，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四世同堂”。它不仅显示了整个新时期山西文学较强的创作力和发展力，使山西文学创作获得多方面实绩和持续的发展，而且显示出山西文学事业代际承续、兴旺繁荣的景象。
新时期山西文学的新局面，突出体现在大量思想艺术精湛的小说、特别是乡村小说上。总体上看，长、短篇小说数量丰富，题材风格多样，成一的“晋商三部曲”、李国涛的《世界正年轻》、韩石山的《猪的喜剧》、李锐的《旧址》、焦祖尧的工业题材小说都各有千秋。但山西是个农业省份，面对广大的农民及其命运，山西的创作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农村、农民。可以说，构成引人瞩目的地域文学景观的，当然还是由前述四代作家先后创作的乡村小说画廊。
首先是“山药蛋派”及第二代作家的创作产生的影响。马烽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结婚现场会》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西戎的《在招待所的日子里》和胡正的《几度元宵》等都受到关注。同时期已较成熟的第二代作家也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农村变化的作品，像义夫的《雪兆丰年》、田东照的《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等，也有一定影响。其次是“晋军”作家的崛起，可以看做是新时期山西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成一的《顶凌下种》、郑义的《远村》、张石山的《橛柄韩宝山》、张平的《姐姐》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柯云路的《新星》被拍成电视剧，李锐表现吕梁山古老习俗的系列短篇《厚土》，以其蕴意深刻、艺术多有创新而引起全国文坛瞩目。再次是1990年代前后第四代作家群的创作，在当时中国文学处于相对疲软和现实主义文学低落的情况下，他们的创作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其中，谭文峰1991年发表的《扶贫纪事》作为全国最早反映扶贫活动的文学作品，以直面现实的敏锐性和深刻性引起广泛关注，荣获《小说月报》第五届“百花奖”；《走过乡村》被全国著名评论家雷达看做“1995年最令人震动的农村小说之一”。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常捍江的《深蓝色的碑》等都获得好评。显然，上述乡村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一个最为醒目的文学创作特色，是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位置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重要原因”。
在现当代山西文学史上，诗歌、报告文学、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队伍和创作数量都显薄弱，而在新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诗歌方面不仅出现了一批中年诗人的优秀诗作，而且大批青年诗人脱颖而出，以凝重粗犷的诗风形成了“黄河诗群”；散文方面，回忆性散文、文化型散文、山水游记散文、日常杂感散文，应有尽有；报告文学出现了专门作家，其创作突破了以往写农村为主的格局，改革和建设及社会问题的题材增多，如焦祖尧表现引黄工程的《黄河落天走山西》写得大气磅礴，反映了山西人民的创业精神和改造山河的伟大气概，赵瑜、麦天枢分别以其影响广泛的《强国梦》和《西部在移民》成为1980年代中期中国报告文学潮中的重要作家；在影视剧作方面，马烽和孙谦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咱们的退伍兵》获得了电影百花奖、金鸡奖等多项奖，华而实等创作的电视剧《上党战役》《晋商》《锡崖沟》等，则明显开拓了山西电视剧创作的新局面。
二、新时期山西文学的走向及特点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不仅给山西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也提出了新的艺术要求，最终使山西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流变，表现出新的创造和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