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一个职员还把教育委员会给国会的两份报告给了托尔斯泰。有一个职员在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之后还给托尔斯泰寄了一份该委员会的一份详细总结报告。
托尔斯泰参观学校时，跟他在法国时的做法一样，不只是消极地观察，而且向学生提问题以便更好地弄清学生知识水平和智力发展程度。
托尔斯泰在参观学校的同时，也抓紧时间熟悉英国的教育书籍。为此，他每天到刚开设不久的实用艺术和工业教学资料博物馆（即肯辛顿博物馆）。他对49种各类教材做了简要批注。
托尔斯泰买了一箱子他需要的教学书籍发回俄国，地址仍然是彼得堡教育部。
他利用在伦敦的机会听了心爱的作家狄更斯的演讲。
他还抽时间到下议院去听了一次辩论。
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结识赫尔岑并同他经常见面。本来第一次出国时他就准备去看赫尔岑，因为当时未去英国，没有看成。如今既已到了伦敦，他自然要急于实现自己的夙愿了。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去的时候，先没有报自己的姓名，只说是一个普通来访的俄国人，赫尔岑没有见他，于是他便递上自己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楼上便传来急速的脚步声，赫尔岑像球一样从楼梯上飞下来。使托尔斯泰惊讶的是，赫尔岑胖墩墩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浑身洋溢着精力。
托尔斯泰回忆说：
“他活泼，反应快，聪明，有风趣，马上就跟我谈起来，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他的人品立即吸引住了我。他的思想既深邃又闪光，这种罕见的结合，我后来在任何人身上也没见过……我记得很清楚，他不知为什么没有让我进他的住房，而马上把我领到隔壁一家不怎么样的餐馆里去了。我记得，这甚至使我吃了一惊。我当时很讲究穿戴。我戴着高筒大礼帽，穿着帕默斯顿式时髦长大衣，等等；可赫尔岑却连礼帽也没有戴，只戴一顶扁乎乎的制帽。马上有几个波兰活动家过来，赫尔岑当即跟他们打交道。他介绍我跟他们认识，不过后来可能后悔了，因为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马上就显出俄国人的鲁莽性来了。难道有波兰人在场可以这么谈吗？’不过这一切在赫尔岑身上都显得淳朴，友好，甚至有魅力。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3月7日，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说：“跟托尔斯泰已成近交；我们已开始争论了；他固执，爱发怪论，但憨厚，是个好人。连我们五岁的小女儿丽莎都喜欢上他了，管他叫‘列夫斯泰’。还有什么呢？不过他为什么不思考，对什么问题都像在塞瓦斯托波尔似的靠勇敢猛攻解决？”
3月12日，赫尔岑在给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里又说：“托尔斯泰伯爵有时胡说八道得厉害；他得到的许多印象还没有消化。”
据托尔斯泰后来回忆，在伦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都到赫尔岑家里去，谈各种有趣的话题。
谈的话题里，根据各种材料推测，里面肯定有俄国国内情况，有十二月党人的问题，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情况，托尔斯泰也讲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情况；自然，他们也谈过音乐。
托尔斯泰离开伦敦去布鲁塞尔前，赫尔岑给他写了给波兰革命家莱莱韦尔的介绍信。赫尔岑也想给他写这样一封介绍信给蒲鲁东，但托尔斯泰没来得及去取。
1861年3月5日（17日），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也正是在这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关于二月十九日宣言（即解放农奴的宣言）的报道。他对沙皇宣布的解放农奴的措施是不满意的。3月28日（4月9日）他从法兰克福写给赫尔岑的信里说：“您读过关于农奴解放的细则吗？我认为这是一篇毫无用处的废话。”
托尔斯泰到布鲁塞尔的目的就是要拜访蒲鲁东和莱莱韦尔，因为赫尔岑经常提到他们。
在1862年脱稿的《论国民教育的意义》里，托尔斯泰回忆跟蒲鲁东见面的情形说：
“去年我有机会跟蒲鲁东先生谈过俄国问题。他当时在写《战争的权利》一书。我对他讲了俄国，讲了农民解放问题，讲了上层人士中间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注重国民教育的倾向，强烈得有时可笑，变成了时髦。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问。
“我回答说，据从远处判断，俄国社会已认识到，没有国民教育，任何国家制度也不会牢固的。
“蒲鲁东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说：
“‘假如真是如此的话，’他像有些羡慕似地对我说。‘你们俄国人是有未来的。’”
莱莱韦尔是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曾任华沙大学和维尔那大学教授，1824年在沙俄迫害下辞职。参加波兰1830年起义，并成为民主派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领导波兰民族委员会。1833年，被法国放逐，移居布鲁塞尔。
1859年1月，彼得堡开始出版波兰文的《言论报》，其宗旨是促进波兰人同俄国人和解，主张一方面波兰人放弃争取波兰独立的行动，另一方面俄国政府承认波兰在语言、信仰、民族文化领域内完全自主。出版人奥格雷兹科写信请莱莱韦尔参加报社工作，莱莱韦尔回信说支持办报但他不能参加。奥格雷兹科把信的全文加了简短按语刊登在报上。沙皇大怒。下令查封报纸，并把奥格雷兹科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监禁一个月。奥格雷兹科案件那时在彼得堡极为轰动，托尔斯泰当时肯定听说过。如今又听赫尔岑多次提到莱莱韦尔，所以决定去拜访他。
托尔斯泰并不知道莱莱韦尔的准确住址，到附近一家小铺去打听，人们十分高兴，对这位波兰流亡者非常尊敬，把他住的阁楼指给了他。
莱莱韦尔当时孤身一人，年迈体弱，生活极为贫困。门上安装门铃的地方，安了一个像钢笔水瓶似的东西。他住的小房间里到处是书、尘土、垃圾。
托尔斯泰转达了赫尔岑对他的问候。莱莱韦尔马上跟他畅谈起来，说明波兰和波兰的历史，并证明斯摩棱斯克“自古以来是波兰的城市”。
这次见面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弄到莱莱韦尔的一张肖像，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后就挂在书房里。在布鲁塞尔脱稿的小说《波利库什卡》第一稿的一张稿子的背面记有“自由战士”莱莱韦尔“在一家理发铺的阁楼上奄奄一息”。
托尔斯泰并未言过其实。托尔斯泰访问他一个半月之后，他于1861年5月29日死在巴黎一家市立医院里。
托尔斯泰在布鲁塞尔也没有间断考虑自己的学校和教育学问题。
他定购了一套铸铁字母以训练学生写字。
托尔斯泰在这里也买了一些教育方面的书发回彼得堡。
他决定回俄国后创办一份教育杂志，他拟定了未来杂志的纲要，以便呈请教育部批准。
他着手撰文论述教育考察的印象。他说欧洲“把人的心灵作为一种复杂物质分解为记忆、智慧、情感等等，知道每一个部分应做什么练习以及做多少练习。”“他们什么都有规定，为发展人类天性，他们有现成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他说，不管什么学校，到处都是全面的机械训练。这种机械训练表现在各个科目的教学里；在读写训练里，在教义问答、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教学里，都是机械训练。到处都可以看到被强制赶进学校里不耐烦地等着铃响的孩子们的枯寂的面容。
在布鲁塞尔时，托尔斯泰几乎天天到俄国科学院副院长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家里去。他读自己的新作品给他们听，跟小姐们四手联弹钢琴。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一家人也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基厄尔见过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的侄女叶卡捷琳娜。离开基厄尔三个半月之后，托尔斯泰突然想要跟叶卡捷琳娜结婚。3月末或4月初，托尔斯泰往基厄尔给妹妹写信征求意见，他妹妹一再回信极力赞成，可是托尔斯泰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却放弃了这个打算。
托尔斯泰开始写《波利库什卡》。这部小说的情节是以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的一个女儿告诉他的一件真事为基础的。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到了安特卫普，然后就进入德国。4月9日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天就动身去爱森纳赫。路上他出现了久未出现的宗教情绪。他在4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爱森纳赫——路——关于上帝和永生的思想。上帝恢复了，希望在永生里。”这里讲的“上帝恢复”说明，哥哥去世使他产生的消沉情绪已完全消失了。在爱森纳赫住了两天，4月12日到了魏玛。在这儿逗留了六天，仍然是拿出许多时间来考察学校和幼儿园——这儿是弗雷贝尔体系幼儿园的发祥地。托尔斯泰认为教学方法刻板划一，不因材施教，是幼儿园教育的主要缺点。
4月18日，托尔斯泰离开魏玛去德累斯顿。
4月21日，托尔斯泰离开德累斯顿去柏林。
在柏林，托尔斯泰认识了一个姓奥艾尔巴赫的德国作家。这个作家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他见面以前就读过。他特别喜欢奥艾尔巴赫185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生活》。这部小说讲的是年轻的法肯贝尔格伯爵1848年革命时在巴登参加巷战，受到追捕，后来逃到一个小村。在这里认识了教师鲍曼。鲍曼想去美国，伯爵给了他路费，他们交换了护照。伯爵就用鲍曼的名字留在村里当教师。参加田间劳动，跟农民打成一片。鲍曼使用的教学方法跟托尔斯泰不谋而合。托尔斯泰1868年向一位来访者推荐这部小说时说：“我之所以为我的农民开办学校应当感谢这个作家。”
在柏林一见奥艾尔巴赫，托尔斯泰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鲍曼。看到作家脸上疑惑的神色，托尔斯泰急忙解释说：“不是指姓名，而是指性格。”
托尔斯泰同奥艾尔巴赫谈话内容极其广泛。奥艾尔巴赫给他的印象极好。他在日记里写道：“奥艾尔巴赫（以下是十五个惊叹号——引者）。绝好的人……四十九岁，直率，年轻，信教。不是否定的诗人。”
1861年4月10（公历22日）托尔斯泰离开柏林回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