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著名的“贵信”论语，说“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管理者讲诚信、讲信用，任何法律制度都能得以顺利贯彻。信不只是在国家管理中不可缺少，它还是普遍的宇宙法则。“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闷。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吕氏春秋？贵信》）天道、地道讲究信用，日月的东升西落，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四时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自然遵守诚信的法则。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必须讲信用，君臣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朋友之间，工匠与受用者之间，都必须讲诚信。否则，社会就不会安宁，不会和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天地。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用诚信来治理社会，管理国家，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战国时期，楚人有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是楚国人，为人重言守信，答应过的事，必尽力去做，因而美誉远播，深得楚人的信任，所以人们认为只要得到季布应允的一句话，比得到黄金还重要。这便是一诺千金的典故。楚汉战争中，季布随项羽战败，但刘邦不仅没有杀害他，还在朝中予以重用。
北宋司马光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在司马光看来，“信”是国君治理国家的“大宝、、，用之以取信于民，以便保住国家政权。如果国与国之间、上下之间、家庭中的亲属之间，都互相欺骗，那么，必然是各怀异心，互不信任，甚至分崩离析，国与国之间就可能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权就可能不稳固，家道就绝不会昌盛。即使用欺骗带来一点点好处，但是，这点好处不能医治其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补救其所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可悲的。
乐羊子的妻子是汉代洛阳有名的贤惠女子。她诚实善良，知书达理。一天，乐羊子的妻子到地里去干活了，只有乐羊子的妹妹在家。她看见邻居家的一只母鸡跑到自己家的菜地里，就把那只母鸡抓住杀了。傍晚，乐羊子的妻子从田里干活回来，看到碗里的鸡肉，就问：“妹子，咱们家的鸡一只也不少，这是哪来的鸡肉啊？”乐羊子的妹妹不敢欺骗嫂子，就如实回答了。嫂子听了之后说：“我们虽然穷，但是无论语如何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想一想，这也是人家辛辛苦苦养的生蛋的鸡，我们怎么能白吃呢？”说着就到自己家的鸡圈里抓了一只最大的母鸡，送到邻居家，并且向邻居道歉。一次，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一块金子，就高高兴兴地拿回家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问：“这金子是哪里来的？”乐羊子说：“是在路上捡的。”妻子说：“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乐羊子辩解道：“反正也找不到主人了，留下也没关系。”妻子严肃地说：“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即使是人家不小心丢的，被你捡来了也不能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东西。我听说，有志气的人连名叫‘盗泉’的泉水都不喝，诚实廉洁的人对于捡来的东西也不会要。如果你为了贪图小利，把这块金子留下了，就是不诚实的表现。你得到了这块金子，却丢失了诚实守节、廉洁自律的高尚品行。”乐羊子听了觉得非常惭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地里去了。
唐代贞观年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佞的人，唐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佞的人是谁？”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佞的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佞的人。、太宗却对宰相封彝德说：“流水的清和浊，在于它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百姓像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欺骗，要想臣下办事正直，就像水源浑浊而要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
尽管古人有重农轻商的传统，但也注意到了诚信在商业活动中的价值。《管子·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强调了诚信在工商业中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门为商人立传，一方面总结他们在竞争中观天时、善权变、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另一方面颂扬了以子贡、范蠡、白圭为代表的诚贾廉商恪守商德的商业伦理精神。
东汉名士任嘏年轻时家境贫寒，以卖鱼为生。他为人厚道，一向公平交易。一次，官府大量收购鲜鱼，使鱼的价格一下子上涨了许多。但任嘏却毫不动心，仍然按照原来的价格出售。买主认为他买卖公平，乐于上他那里买鱼，所以生意一直比别的鱼贩兴隆。任嘏不但生意兴隆，而且口碑极好，远近闻名，一直传到曹操耳朵里，把他请去做了官。唐代柳宗元曾专门为一个叫宋清的商人立传。《柳河东集》记载说，宋清是长安药市上一个卖药的人。他积储了很多好药，不论语是从山区，还是从水泽边来的人，都到宋清那里买药。长安的医生用宋清的药配方，很容易销售，都赞扬宋清。宋清乐于施舍，没有钱的人，写张欠约就卖药给他，结果欠条堆积如山，他从不去收债，年终，估计不能还欠账的，他就把欠条烧掉，从此再也不说某人欠债的事。市人都笑他，或说他痴傻，或说他“有道”。对此宋清说：“卖药赢利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没有什么‘道’；说我傻，就错了。我积蓄药材四十来年，所烧毁的欠条若干。从人员说有当大官的，从地域说数州郡皆有。那些俸禄高的人，前来馈赠的也不少。虽然有一些人不能立即还债，赊账未还而死了的人也不计其数，但不妨碍我的富裕。我之取利从远处、大处着想，岂能以小市民的眼光看问题！一文钱收不回来，就暴跳如雷，大骂欠债者，用这样的方法求利，不是太浅薄狭隘了吗！我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痴傻的人。”宋清以诚信、善良的精神经商，最后也得到优厚的回报。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萌芽，各地商帮蜂起。商人在古代最初只是个体分散式的经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商人群体，可以说是有“商”而无“帮”。但到明清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以及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等，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商帮，商人开始以群体形象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明清时期的地域商帮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就有山西商人（即山右商、晋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宁绍商人、江西商人（即江右商）等等。随着商帮的兴起，商业的繁荣，传统商业伦理日益发扬。商家开张，店铺名号、招牌匾额多离不开信、义、诚、品、公、仁、和、协、兴、昌、盛等的排列组合，既图个吉利，更将自己的从商之道广而告之。
徽商是指明清时期由徽州一府六县商人所组成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徽商集团形成于明成化、弘治年间，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时称“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笃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如明末清初的歙商江国政，曾在淮阴经商多年，亲友见他忠厚诚实，纷纷集资交予他经营，数目达数千金之多。他始终保持“诚实持躬，丝毫不苟”的经商风格，从不欺骗合伙的亲友。后值明末动乱，江国政的资本被洗劫一空，连亲友的投资也荡然无存。他立即变卖全部家产，悉数赔偿亲友们的损失，以至于家徒壁立，但他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博得了合伙亲友的尊敬。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的20余年间，亏损本银数万两而全无怨悔。安徽人在史籍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
清代婺源商人詹谷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后来店主年老回徽州老家养病，不久病死。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烽烟四起，交通阻梗。战乱平息后，店主之子来到崇明店中，詹谷立即将规模扩大的店业如数交给他，自己却分文不取。
清代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更是因诚信经营留下佳话。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在水中久浸不散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但不慎将墨袋掉入水中，捞起来发现墨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使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因此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徽州方志、族谱、宗谱中有关徽商诚信经商的记载比比皆是，徽商注重诚信，赢得了人们的长久信赖，促进了徽商集团的崛起与兴盛。正如歙商梅余庆总结自己的经商之道时说的：“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
晋商是明清时期兴起的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粵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诚信作为传统美德、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晋商的崛起和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初，山西商人借助明政府实施“开中法”政策的历史机遇，利用靠近北部边防重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推着满载粮食的木轱小车，在长城一带数十万兵马驻扎的军事消费市场经营食盐、粮米、棉布、铁器之类物品，崛起于国内商界。进入清代，由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发，晋商获得长足发展，到道光初年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进入鼎盛阶段。其财力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经营商品之众多，管理制度之严密，在国内商界首屈一指。晋商足迹遍天下，纵横欧亚数万里，堪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相媲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名商帮。诚实守信、信誉至上是成就晋商辉煌的重要法宝。近代思想家、文化巨擘梁启超在评说山西商人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认为：“晋商笃守信用。”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商人执著地践行“诚信第一”的准则，才使晋商在激烈的商海搏击中能不断地抓住商机，拓展市场，发展壮大。晋商对关公情有独钟，把关公作为唯一的财神敬奉。关羽是山西人，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美德，被誉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公充当了晋商精神领袖的角色，一向以关羽后代自诩的晋商视诚信、忠义为做人之最高准则，即使远离故土的商贾，也概不能忘。晋商不仅在自己的家中、商号供奉着关公像，而且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便先修关帝庙。在商业活动中，晋商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发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不图非法利润，在用户中信誉很高，人皆争购其商品。有一次，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到山西销售，经手伙友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即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尽管商号暂时亏了，但信誉无价，近悦远来，复字号所销之油成为人们长期信得过的商品，生意更加兴隆。
老字号太谷广升远药店，严把原料关，制作定坤丹的人参非“高丽”、“老山”不选，鹿茸非“黄毛”、“青茸”不用，故而信誉著于海内外市场，数百年不衰。瑞隆裕商号进沙锅，一定要去平定。磨香油原料只选平遥的芝麻，因为平遥的芝麻长得个大、皮薄，油质好，出油率高。为保证茶叶质量，晋商还在福建武夷山、湖南羊楼司产茶地方雇人生产砖茶，然后精心包装，通过车船与骆驼转运到蒙古、俄罗斯售卖。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许多王公贵族随着慈禧、光绪帝仓皇西逃，他们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这些人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在这种情形下，山西票号按情理完全可以向北京来的储户说明京城分号在战乱中银库被劫，损失惨重，甚至连账簿都被烧毁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后再行兑付。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没有推延，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面额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他们甘冒风险的惊人之举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风险过后必然伴随着更多的机遇，带来更大的收益。战乱一结束，当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老百姓纷纷将多年辛劳积蓄的银两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清政府也将一笔又一笔大额官银、军饷交给票号汇兑、收存。诚信经营给票号带来了巨额利润。京号经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十分感慨地说：此后信用益彰，即使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徽商、晋商传承了中国古代商业道德的精华，恪守诚实守信，纵横商界数百年，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诚信的价值丝毫未被动摇，诚信日益成为商业道德的核心，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在谈及成功经验时曾说：“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我的，这些都是为人诚信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传统的、封闭的产品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跨步。在这个过程中，适应于自然经济的传统的道德观和社会行为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形态，新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建立仍需假以时日，社会主义法制尚不健全，人们面临着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商业活动中各种坑、蒙、拐、骗行为屡禁不止，社会诚信出现危机，诚信做人的价值日益显现。
三、广结善缘，“和气”生财
中国有一句俗语一和气生财，意思是待人和善能招财进宝。做生意讲求和气生财，作为传统商业伦理的精华，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和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