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今天的中国人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其深沉、博大与生生不息。早在先秦时期，“和谐”即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以和为贵，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成为中国文化的鲜明取向。西方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也提出了和谐的观念。在人类的少年时期，在东西方不同文明相互隔绝的独立发展中，和谐的交响便已经响起。
一、“和”本义指各种不同声音的互相协调呼应
“和”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和”的本字为“”，“”的本义是指从三孔（或六孔、七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调也。”
“谐”字本字为“”，《说文解字》云：“，乐也。”南朝梁顾野王撰的《玉篇？言部》中称：“谐，和也。”可见，“”、“”单用时是同义词，“和谐”一词是由同义语素联合构成的合成词。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因此在先秦文献中，尚未见“和谐”一词。“和”、“谐”两字同时出现最早见于《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后，战国《左传·襄公》记有：“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国语？周语下》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前522年，周王朝的国君周景王想造一套名叫“无射”的大型编钟，其中包括原来没造过的体积更大、声音更低的大钟。为了这件事，周景王先征求大臣单穆公的意见，问他对造“无射”钟这件事有何看法。单穆公说：“不行！做大钱已经耗损民资，又铸大钟，会使耗损加重，这样下去对国家不利。钟是为了让人听的，钟声太低，耳朵听不清，就不算钟声了。这就好像眼睛看东西，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不过在一步左右；再看远一点的，也不过在一丈左右。能够听到大钟声音的细微差别，不过只是个别人能做到。何况先前的国君制钟，大不出二尺二寸半，重不过一百二十斤。还是不做为好。”
周景王不听，又去问盲乐师伶州鸠。伶州鸠说：“我是不如单穆公的。我听说，政治像音乐，音乐要和谐，音乐所用的音要服从和谐的需要，音律的调整就是为了达到乐音和谐的目的。音乐中讲音高的标准，就是讲乐音要有一定的规律。古代‘神瞽’（盲人乐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写定乐音的范围，提出它的标准，决定某个乐调的标准音有多高，再用这个标准来调钟。钟调试准确了，奏出的音乐才和谐，和谐的音乐才说明国家的政治秩序完善，百官才能有道有法，各有所施。他还给周景王讲了许多音乐理论语，用这些理论语去比喻治国的道理。但周景王不听，仍要造“无射”钟。钟造好后，乐工们都说钟是“和谐”的，而伶州鸠则说“不和谐”。他说：“天子大约要由于心痛而死去吧！声音是音乐的车厢，钟是发音的器物。天子考察风俗因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汇聚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的乐器发音不纤细，大的乐器发音不粗犷，那样就使一切和谐。一切和谐，美好的音乐才能完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里，心安就快乐。纤细就不能让四角都听到，粗犷就不能忍受，内心因此不安，不安就会生病。现在钟声粗犷，天子的内心受不住，难道能够长久吗？”两年后的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后来史官得出结论语说，这套钟果然不和谐。
二、“和”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和关键性的概念之一
西周末期的史伯对“和”与“同”进行比较，将“和”发展为与“同”相对应的哲学概念。《国语》中记录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在他看来，事物如果只是同一而无变化，就构成不了“和”。也就是说，凡不是对立的统一，就不是“和”，也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是不可取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思想的源头。《左传·昭公二十年》中也记载了晏婴对“和”与“同”的分辨。晏婴对齐景公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意思是，“和”就像汤一样，要聚集和调和不同的作料成分而得其平衡。如果仅仅是“以水济水”，又有谁能食之？
《易经》是一部集先秦哲学之大成的著作。《易经》将太极作为说明宇宙万物的起点。《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是一元两面，阴阳对立统一。大到宇宙、地球、国家、社会，小到企业、家庭、个人，都离不开阴阳两仪的对立统一。传说《易经》的产生可上溯到伏羲氏时代，距今约一万年。伏羲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终于发明了一种用以解释宇宙中天道、地道、人道的符号：阴爻“--”与阳爻“一”，按照对立和谐、相依相存的原理进行排列组合，由此推演出代表天、地、火、水、山、泽、风、雷八大自然现象的八卦排列方位，相应取名为：乾、坤、离、坎、震、巽、兑、艮。在《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殷商末年，西歧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被纣王囚禁七年，“文王拘而演周易”，在八卦基础上发展为六十四卦，用以表达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穷变化。
孔子在《易经》卦辞的基础上整理和推演出《易传》，《易经》和《易传》组成《周易》，包括本体论语、辩证法、天人关系学说、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成为儒家、道家学说的哲学依据。自从有了“阴”、“阳”的观念，中国人就习惯于把万事万物分成“阴”与“阳”两个方面。“阳”代表着明显、刚强、热烈、进取、向上的一面，“阴”则代表着隐藏、柔弱、冷静、保守、向下的一面。就自然物来说，天是阳，地是阴；就方向来说，南是阳，北是阴；就性别来说，男人是阳，女人是阴；就数字来说，奇数是阳，偶数是阴。然而世界是复杂的，如果把一切事物都简单地分成阴阳两个东西，那未必就太简单化了。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又有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观念。老子《道德经》的第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和谐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产生的状态，而阴阳二气则是和谐状态的内在机制。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冲撞、激荡，却始终处在和谐的“道”的统一体之中。“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源于老子思想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太极图（俗称“阴阳鱼”），一边白，一边黑，像黑白两条鱼儿互相拥抱在一起。白的代表阳，黑的代表阴。白鱼的眼睛是黑的，黑鱼的眼睛是白的，代表阳中有一点阴，阴中有一点阳。道教徒把“阴阳鱼”画在屋墙上、旗帜上，甚至道袍上，标示着他们对阴阳对立统一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孔子将“和”作为其人文精神的核心。《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弟子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把“人和”看成比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因素，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儒家的这些说法中，“和”的含义是调和、和谐、和平，说明“和”在调整天与人、国与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乾卦》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学中许多学派对“因缘和合”理论语作了大量阐释，留下了许多以和合为显语的概念，如“和合因”、“和合生”、“和合相”、“和合性”、“和合智”、“和合二谪”、“和合思择”、“和合离散无常”等。道教《太平经》重视阴、阳、和三者和合，三分而合，指出：“无阳不生，无阴不杀，无和不成，此三者相需为一家，共成万二千物。”即阴、阳、和三者合一，万物得以生成。魏晋玄学即是以道为主，儒道和合的产物，同时亦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和”的哲学、“和”的思想得以发展。
宋明理学家一方面批评了佛、道二教忽视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解决儒家思想中哲学思辨欠缺的问题。于是，他们和合三教，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之长，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并促进了中国文化继先秦以来“和合文化”的发展。北宋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载曾作《正蒙？太和篇》，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与人是同胞手足的关系，人与物是一种朋友、伙伴的关系，整个宇宙如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他还提出了“仇必和而解”的命题。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对此解释道：从运动变化的角度看，阴气和阳气各有各的形象，因而相互对立、相互斗争。但是归根到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始终对抗的道理。因此，二者的对立与斗争，最终必然以“和谐”的方式解决。这种思维方式，被后人称为“和谐的辩证法”。朱熹提出了“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的命题，并明确指出：“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不是阳退了，又别有个阴生。”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以化万物，这种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正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和谐”的最本质的内核。宋明理学家用“天人一理”表达了对“和”的认识，他们以物我和谐为目标，以人我和谐为手段，以自我和谐为基础，强调物我一体、人我一体，追求个人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交融合一、协调发展，将先秦儒、道、释各学派的和谐理论语整合为一个体用结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了对和谐思想理论语体系的建构。“天人一理”、“天人合一”是和谐精神的最高境界。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剂。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并认为印度文化所说的“梵我一如”，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以和为贵、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无论语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认同“和”的精神，主张以和为贵。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可为贵。”强调“和为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自然和顺与从容不迫。强调和谐，主张和为贵、和为宝，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特征之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和谐到和气、和顺、和为贵、和蔼可亲、和颜悦色、和睦相处、和风细雨、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最终到和平发展，无不体现出这个“和”字的博大精深。有论语者认为，“和”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还有论语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不是说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央，而是说中国是以中为道，以和为贵，以德立国的国家。“和”是什么？“和”就是阴阳互补、自然和顺、从容和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和”的本质是什么？“和”的本质是“和而不同”，并不是千篇一律，甚至放弃原则，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指的是有差异、有对立、有纠纷、有冲突、有矛盾。“和”是由诸多不同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因素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状态。如何才能实现和谐呢？在提出“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古人又为解决这种“不同”寻找到了最佳的途径，即“仇必和而解”。任何事物之间的纠纷、矛盾、冲突、斗争，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依靠平和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达成和谐的状态。“和”为什么具有如此珍贵的价值呢？孔子作过一个解释，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也就是只有“和”才能使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团结一心，战胜一切。其实，“和”的最根本价值在万物之灵——人，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语断。根据孟子的判断，在“天、地、人”中，“人”具有最高地位，在“时、利、和”中，“和”具有最高价值，孟子认为，成败不在天不在地而在人，只要组织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人人努力，必将无往不胜。总之，以和为贵、崇尚和谐，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观念和意识，已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人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肯定自然的方式来肯定人类自身，使人与自然达到有机的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快乐。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
古人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用于“王道政治”的需要。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