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复证明，贫困是滋生犯罪的温床，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动乱的根由，没有社会的共同富裕，企业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企业家而言，财富即责任，和谐社会呼唤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作为“先富”起来的阶层，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既有益于社会，也有利于企业家个人更坚实、更顺利地走好财富之路。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中华商业文化中一直就有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致利的传统，扶贫济困，热心公益，具有深厚的历史土壤和积淀。“陶朱公”范蠡一生数次散金济民，为中国商人树立了仗义疏财、慷慨捐赠的榜样。明清晋商大多注重社会责任，为富且仁。乔致庸在家乡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年），祁县遭遇饥荒，他出巨资赈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浙商刘镛长期推广善行，救助乡里。1893年，光绪皇帝特钦准修建了一道书有“乐善好施”的牌坊。刘镛常说，富足之家就好比肌肤充盈的人身，肌肤充盈的人看起来很健康，但若是阳气太盛，则反而会伤害到脏腑。他深知财富过多容易奴役人的性情，反受其害，所以他将赈灾义举比做是为自己治病。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科学发展与浙商责任”为主题的2007年5月31日浙商大会上，16位知名浙商向天下浙商发起了《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与会的3000多名浙商郑重地在倡议书上签字。这16位发起人均是目前新浙商的领军人物，包括网易首席架构师丁磊、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西子联合控股董事长王水福、赛伯乐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朱敏、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银泰投资董事长沈国军、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广厦控股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和中天建设集团董事长楼永良。《倡议书》郑重作出了五点承诺：（1）改革创新，做强做大。把企业做强做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的财富，是浙商的天职。天职在肩，唯有不断进取，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唯有遵循规律，科学决策，健康运营；唯有技术创新，制度重建，文化再造；唯有掌握核心竞争力，勇创属于自己的、民族的品牌。（2）关爱员工，诚信守法。商道即人道，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关爱员工，培养员工，维护员工的权益，构建“和谐企业”。诚信守法，遵从商业规则，规范纳税，维护消费者以及所有与企业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3）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企业是环境里的企业。企业赚钱，要“取之有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企业必须自觉承担的责任；治污减排，降低能耗，是企业应该努力做到的基础“功课”；与自然为邻，交自然为友，是企业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地球只有一个，她是我们唯一共同的家园。（4）扶贫济困，热心慈善。个人财富过多，会成负累，会奴役人性；热心扶贫济困，就是为自己减“负”，就是给自己“治病”。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总比索取带给人更大的幸福。财富积累再多，并不给个人价值增加几分；乐善好施越多，则个人实现的价值越大。超越自我，从“功利”浙商向“公利”浙商转变，从企业家迈向慈善家。（5）修身立业，传承文明。浙商精神名闻天下，但我们不可自满、自傲。善于学习，修身养性，塑造品格，才能长久立业助天下。浙江文化，工商优先，义利并举，先义后利，天下浙商有责任在科学发展的大潮中创造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有责任成为传播新商道的使者。《倡议书》说：“浙商在转型，浙商在超越。哪里需要有人承担社会责任，哪里就有社会责任感的浙商群体。天下浙商，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企业更健康，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让浙商成为一个最富有社会责任感、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和商人群体！”传承中华商业文化的优良传统，肩负起“先富”群体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新浙商，也是新一代所有华商理应作出的庄严承诺！
三、科学发展一和谐地创造财富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数量极少，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那些拥有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剥削者就要侵吞被剥削者的生活必需品，相互争夺剩余产品。而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要与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于是社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所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就是要“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实的物质生活”。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的基础上更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基本国情所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尚有很大差距，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关联，加快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财富和谐、经济和谐的前提。
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和谐、财富和谐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财富观，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本的财富观。它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于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经济高速度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在人类现代发展历史上，这种财富观一度占据统治地位。虽说它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确实起过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片面性、局限性及其弊端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20世纪50年代，以刘易斯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又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了积极作用，但许多国家也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虽然有较大程度的增加，但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反还出现了诸如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环境恶化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其中，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是一个由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团体。197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教授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五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全书分为“指数增长的本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均衡状态”五章，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指出，“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费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怕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其最后的结论语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报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向所有对财富增长抱着无限憧憬的人们敲响了从未有过的警钟。这一理论语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语，是人类对高增长、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语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特别是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和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罗马俱乐部的危机警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开始正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步认识到自己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开始相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会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开始明白世界已失去平衡，人类正面临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传统发展观带来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种种问题，人们逐渐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发展理论语和发展观的研究逐渐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至少有三个内容：生存、自尊和自由。所谓生存，就是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实物、住所、健康和保护，以维持人的生存。当这些基本需要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或严重匮乏时，就意味着存在“绝对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在社会水平和个人水平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及其潜能就很难得以发挥。因此，要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就必须提高人均收入、根除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谓自尊，是指人要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要人人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自尊的性质和形式可能因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发生变化。目前，人们常常把社会的繁荣和物质财富作为实现自尊的基本形式和一般价值尺度。所谓自由，就是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从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自由还意味着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或者限制范围的缩小。财富可以使人获得他在贫困时对自然界和周围环境更大的控制能力，可以使人换取更多的闲暇，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
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著作《新发展观》一书，成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佩鲁曾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多“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1979年）要求而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此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关注文化价值的”新发展理论语，并称之为“新发展观”。佩鲁认为增长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各国如果把它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理解，可能会造成惊人的混乱。增长概念只突出了经济现象，而排除了对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的联系等问题的评估，是片面的。增长没有考虑过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增长是为什么人的，是为了某些人还是为了所有的人，缺乏对“发展目标”的深入思考和价值判断。对于危害人或毁灭人的可能性问题，不在增长观的考虑范围之内。佩鲁还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毁灭”了它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把文化价值从市场集中排除了，把增长只看做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恋，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佩鲁要求人们必须注意无发展增长所具有的危险，强调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为了一切人和完整的人的发展应是各国发展的中心目标，这也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佩鲁提出的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尺度和发展目的的观点，标志着西方发展观的一个质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