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使英国在十八世纪走向成功。平等地分享权利，形成有秩序的自由就是它成功的秘诀。它以自己的成功向世界证明，建立一个强大、繁荣，让每一个国民都感到安全的国家，必须废除专制统治。英国经过反复尝试，设法改造了中世纪的政治体制，使之适应现代国家的需要，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英国的议会民主成为一个榜样、一种示范，促使其他国家纷纷效法，相继向现代政体转型。
启蒙运动的思潮漂洋过海，传到了欧美大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美国的富兰克林、潘恩、杰斐逊等人相继成为推动整个西方世界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
1776年7月4日，美国通过《独立宣言》，这份影响深远的“宣言”继承和发展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政治理念，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让与的权利；任何政府损害这些权利，人民有权更换它，另立新政府。（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人权原则”，推动了后来欧洲各国的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
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它受英国《人权公约》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启示，以洛克和卢梭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为哲学基础，郑重宣告：人民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人民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自由；主权来自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未经国民明确授予的权力；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过代表参与制定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经法律规定，不按法律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一切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场至今仍然让人回味无穷的启蒙运动，彻底改变了人类自身的面貌。它不仅塑造了独立自主的伟大人格，培育了自由思想、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而且通过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类的身体。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文明的新阶段。
启蒙运动是工业化的前奏。英国首先掀起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也开始于英国：
1781年，詹姆斯·瓦特改进钮考门蒸汽机，现代蒸汽机成型了。他使人类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强劲动力，他给西方工业文明装上了“火车头”，以空前的速度驶向未来。
1807年，美国著名工程师富尔顿，利用英国机器制成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机轮船克莱蒙脱号；1814年，英国发明家史蒂芬逊造出第一台蒸汽机车，1825年后由蒸汽机车牵引的列车投入铁路运输。从此，人类开始在此起彼伏的汽笛嘶鸣声中，全面征服陆地与海洋…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答复这个向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在西方人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已经“脱离不成熟状态”的时候，中国的文明还在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幼年期蹒珊。
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写信给他的论敌：“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他这短短的一句话，成了鼓励言论自由、思想宽容的响亮宣言。就在那时，在这个世界的东方，满清王朝却正在大兴文字狱，正使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摧残。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病态癖好，都喜欢篡改历史、钳制舆论，这种病态在满清王朝尤为突出。因为，他们“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统一律的”。
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乌程（今属吴兴）一富商的儿子庄廷鑨因私编一部《明史》，竟致“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成了清初文字狱的第一案。
庄廷鑨本人也是一个读书人，和父亲庄允城都是贡生，父子都喜读经史子集。庄廷鑨十五岁就去了北京，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可是很不幸，他十九岁时身患重疾，两眼失明，一个人回到了家乡南浔。
庄廷鑨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乡，是明朝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土，明熹宗的重要辅臣，名叫朱国祯。朱国祯晚年遭奸党弹劾，辞官归隐家乡，专心文史。他悉心搜集大量史料，想编纂一部“明史”，但还没有完稿就去世了，留下尚需整理的稿本。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其子孙不孝，竟把朱国祯的这部书稿以一千两银子的价格向外出售，庄廷鑨听说此事后让父亲将书稿买下了。
庄廷鑨毕竟是个读书的士人，经过儒家思想的灌输和洗礼，“立德、立功、立言”等传统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一天突发奇想：将朱国祯的这部还未全部完成的书稿增删润色，修订补充，刊行于世，不就可以青史留名了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庄允城。
庄允城当然极力支持儿子的想法，父子俩商讨良久，决定凭借庄家的财力，求助当地的文人士子，成立一个集体写作班子来完成书稿。父子俩经过几天的商讨，最后确定了十八位当地名士，接着就发出聘书，并且提供每千字纹银三十两的高额“润笔费”。一时间，名士纷至沓来，参加这一编辑工程。
然而，上天好像知道这是一桩祸事一样，没等《明史》修编完稿，庄廷鑨又生了一场大病，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弃世而去。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悲恸万分，一心要完成儿子的“大业”，他放下了手中的一切生意，不吝钱财，继续致力于书稿的修订工作。庄廷筑的岳父朱佑明也资助了银两。
在庄允城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操劳，一部全景描绘明朝始末的书籍终于于顺治十七年（1660）冬正式问世。庄允城将儿子庄廷鑨列为总纂，自己列主刊，其他十八位参编人员都榜上有名。书题为《明史辑略》，简称《明史》，内容上又增添了崇祯朝的史事。
没想到，此事被人以“《明史》一书，仍奉明朝为正朔，不将大清放在眼里”为由，告到了北京。朝廷立即派人奔赴浙江调查此案，并指示严惩涉案人员。于是，包括主编的、参订的、刻板的、印刷的、卖书的、买书的、作序的、审查的、谈论的等等，一律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庄廷鑨的五个兄弟，无论与编书有没有关系一律被抓，关入死牢。这场空前的抓捕行动，调动了许多军队，使整个湖州府地动天摇。抓捕行动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包括到外地追捕。据史料记载，被抓人员达两千多人。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日，公元1663年6月31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人在杭州集中宣判执行。这一天，在清兵虎林军营内，上千名囚犯集合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宣判者的声音慑人心魄。据史料记载，被杀者七十余人，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其中有的只挂了名，并未参与写作的人也被判了死刑。有的都已经死了，尸体也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三十六块。有一位叫张寯的，参与了修订，案发前三年已经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当时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正在灵隐寺内诵经，也被捆绑押走，其家男女老小也一起锒铛入狱。更为冤枉的是，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仅是为养家糊口，也惨遭屠戮。此时，庄廷鑨、庄允城父子都已故，但也被掘墓剖棺戮尸。庄廷鑨的尸体还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后被寸磔，骨架被抛入护城河。
从此之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年羹尧的“夕惕朝乾”案，谢济世的注释《大学》案，陆生楠的编写《通鉴》案，曾静、吕留良案……整个满清一朝书案相连，笔祸不绝，血流不止。
在这种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下，“避讳”，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开始广泛流行起来。避讳，说白了就是为了附和“圣”意，理直气壮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
满清王朝为实行极度狭隘敏感的文化专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
除了“销毁”和“撤毁”之外，另一个办法就是“避讳”。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
既然是否“避讳”被满清王朝视为“顺逆凭证”，那么奉命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们也就顾不得什么史实的真伪了。陈垣先生曾经极为详密地揭露四库馆臣在利用前朝的《永乐大典》辑集遗书时所做的手脚。避来避去，忌来忌去，不仅史实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文理不通，不堪卒读。
更加可笑的是，在这股避讳之风影响下，雍正就连同代文人刊印的书籍都看不懂、闹不明白了：“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也。”他还宣称，如果今后不加改正，将“照大不敬律治罪”。
不避讳不行，避讳也不行，这简直是让那些以文为生的士人们没法儿活了，在左右为难，再三权衡之下，四库馆臣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满清帝王，该避讳的时候，还得继续避讳。
一个连历史都要篡改，连真相都要“避讳”的国家，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进步的思想，它只能远离文明，走向愚昧和野蛮。
中国历史的荒诞性就在于，它总是特别善于用愚昧创造“奇迹”。满清王朝作为一个“部族政权”（钱穆语），一边全面推行种族歧视、以威权奴化人民、以暴力扼杀思想，一边又不断聒噪着康乾盛世的谎言，让人迷醉于天朝上国的虚假梦幻。
1793年，为了打开中国贸易之门，建立平等通商关系，英国派出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来觐见“盛世明主”乾隆。结果，这竟成了中西之间长期对抗的起点，也成了西方人彻底看清中华帝国“盛世”假相的起点。
在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充满矛盾的。他们先是根据耶稣会教士的片面描述，再加上“托中改制”的形势需要，一厢情愿地把中国想像成为一个由皇帝与儒家文人共同治理的、理性的国家，是没有宗教束缚，没有教会专权，可以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那里富裕、艺术、平静、安全。德国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甚至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还提出了请中国文人到西方传经送宝，派西方文人到中国留学，加强中西交流，以便共同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出奇妙的和谐。那时，“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
然而，随着到过中国的探险家与商人日益增多，双方了解不断深入，人们开始纠正对中国的误会，一度被赞美声淹没的质疑与批评也被重新认识与发现。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根本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孟德斯鸠更是指责耶稣会教土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并在《论法的精神》里对中国进行严厉批评：“我们的传教士们提醒我们，那里，它幅员广阔，其政体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那里，畏惧、荣誉和品德都是政体原则的组成因素……但是，我不知道，对于一个唯有运用棍棒才能叫人民做些事情的国家，还能说它是有荣誉的吗？再加上我们的传教士所谈论的这些品德，我们的商人可没有向我们提起过。这些商人所描述的有关那里的官员们巧取豪夺行径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它是一个专制国家。”
中国的形象在矛盾和争议中变得模糊起来。而伏尔泰在1755年讲过的一句话，结果竟成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那次失败之旅的预言：“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得多。”
英国从未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随马戛尔尼勋爵出访的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近百人。他们所带来的礼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当时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和地球仪，有英国最先进的火炮、步枪、连发手枪，以及望远镜、秒表、气压计、钢琴等等，甚至还有一辆装饰华丽带有悬浮弹簧的四轮马车。
结果，这次为增进“两个朝廷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的历史性访问，却因为马戛尔尼拒绝向中国皇帝下跪叩头而失败了。马戛尔尼把中国皇帝和官僚都得罪了，他以开创历史的热情乘兴而来，却“像小偷似的”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
以乾隆和他那些大臣们的颟顸无知，他们肯定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主子和奴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物种：人。而就在东方的“天朝上国”肆意践踏人类文明底线，以自己的人民为奴的时候，这些骄傲的欧洲人正在经历着一场捍卫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启蒙运动，他们不仅不会向君主下跪叩头，而且有权随时把那些施行暴政的国王赶下台，甚至送上断头台。
让西方人感到十分可笑的是，乾隆通过马戛尔尼带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复信或称“敕书”，竟然完全以天朝皇帝对待封臣的语气，通篇都是屈尊降贵地对一个“倾心教化”的外臣进行的教训、蔑视、羞辱，甚至威胁。就此，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忍不住这样评价道：“它是我所知道的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典型。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界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马戛尔尼使团的遭遇彻底统一了整个西方世界对满清帝国的认识，欧洲人从此真切地看到了一个野蛮愚昧、专制腐败、傲慢自闭、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形象。用《爱丁堡评论》的语言说，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了。这也为他们理直气壮地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埋下了伏笔。因为，这将是一场文明针对野蛮的讨伐，名正言顺。
四十八年之后，1840年4月7日，当英国下议院正在激烈辩论是否应该向满清帝国出兵，打响这场中英战争的时候，当年马戛尔尼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做了决定性的演讲：“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与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他的结论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定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他的话音刚落，下议院里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1840年，一场鸦片战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将这个专制帝国送上了穷途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