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努力向资产阶级示好。获得大多数商团的支持，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那时，上海商团曾经与蒋介石有过一次短暂的合作。他们为了抵制共产党工会成立的上海临时政府，曾经资助蒋介石三百万元，使他能纠集青帮分子发动“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双方本来是合作关系，可蒋介石得势之后，与资产阶级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一方。“四·一二”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又向商人勒索七百万元，强行借贷三千万元。蒋介石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就和任何地方商会领袖被军阀勒索时一样，上海的资产阶级对此也是一筹莫展，只有唯唯诺诺，任其欺凌。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政府的建立，只是使这种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勒索合法化、制度化了。由于蒋介石把武力统一中国看成头等大事，内战不止，军费开支庞大，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就成了这个政权搜刮的当然对象。而整个国民经济，也呈现一种畸形状态：
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在1928年至1937年（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加上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大多数借款出于军事需要，占据每年总支出的67%—85%。公共工程的拨款数量极少，而福利的支出几乎没有。
无休无止的内战耗费着这个国家的财富，也伤害了这个民族的元气。1937年，日本借机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又被战火与苦难淹没了。战争期间，范旭东、郭乐等民族实业家更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进天津塘沽。范旭东专程赶赴南京，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组织抗战，却毫无结果。他见华北危局已经不可挽回，便急电坐镇天津总部的公司人事总监李烛尘，让他拆毁机器设备，退出工厂，准备南迁。李烛尘根据范旭东的指示，把永利碱厂的主要设备、精密仪器全部拆除。当年8月底，李烛尘开始安排碱厂职工携带这些设备、仪器和图纸分批乘船南下，经香港再转道武汉和长沙，陆续转移入川。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下属的兴中公司终于向永利碱厂动手了。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最初想通过“合作”的方式达到窃为己有的目的。为此，日本兴中公司的代表刀根多次拜访李烛尘，均被拒绝。随后，刀根又请三菱公司出面，提出由三菱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资金和技术，实现中日合办。这一方案，又被李烛尘拒绝。可是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又几次找到范旭东，干脆要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一向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的回答是：“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与此同时，永利碱厂过去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卜内门公司也派人和范旭东、李烛尘联系，希望把永利碱厂改为中英合办，并愿意先拿出三十万银元作为表达合作诚意的前期股金。在当时，许多民族实业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吞并，都采用了同欧美国家合作这个办法。可是，英国人的建议也被范旭东、李烛尘否定了。在他们心里，永利碱厂只属于中国。
屡遭拒绝之后，日本军部终于失去了耐心。1937年12月10日，日军强行接管永利碱厂。从此之后，范旭东在天津塘沽的所有产业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南京的永利铔厂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日本人劫掠的下一个目标。由于这个刚刚建成投产的远东第一大厂设备先进，既能生产民用的化肥，也能生产战时急需的炸药等军用化工产品，日本人更是志在必得。最初，日本人仍然想与永利合作，以投入资本换取控制权。可范旭东和全体永利人一起发下誓言：“宁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见合作不成，恼怒的日军曾经三次出动飞机，轰炸南京永利铔厂。
日军进逼上海之后，范旭东痛下决心，命令把凡是便于搬动的机器、图样、模型抢运入川，并安排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逐渐西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三井公司将永利铔厂据为己有。1942年，日军又将该厂的许多设备拆运回日本，安装在横须贺的化工厂，为他们生产炸药。
1937，一个悲惨的年份。就在范旭东设在天津、南京的企业相继落入日本人魔掌之时，上海的郭乐也经历了浩劫。8月23日，他的永安百货公司首先受到空袭。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和他的助理安东尼·比林汉当时正好到永安公司订购野外望远镜，亲历了当时的全过程：
停好车，比林汉即入店去订购望远镜，我则在车里等。我点上支烟，舒服地靠着，突然发现，密密麻麻的中国人都在抬头望天。我也把头探出车窗，向上一看，见楼间的天缝，正飞过一架银色飞机，估计高度为一万二千英尺。看完了，我把脑袋缩回车内，继续享受我的香烟。没曾想，不一会的工夫，便有炸弹击中了地面。先是地下剧烈震动，撕心裂肺。伴随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引爆点距离如此之近，以致感觉耳膜及血管都被摧毁了。我瘫坐在车里，晕眩过去，足有两分钟动弹不得，只知道大楼的碎片如雨而下，击打着车顶。
哈雷特·阿班恢复行动能力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进入永安公司内部寻找自己的助理比林汉，于是，他又目睹了大楼里的惨状：
……我朝百货公司的侧门走去，时不时地仍有檐口窗花的碎砖石掉落下来。我的腿脚变得很不灵便，不时要绊到横陈街上的中国人身体。有些人发出有气无力的呻吟，大部分则已经魂归西天了。刚走到门口，适逢人潮狂涌而出，其中有店员、也有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一路跑，一路尖声号叫，身上大多挂了彩，有些人的伤势触目惊心。被这群疯狂的人潮一冲，我一下无法入门。最后总算进到店里。底楼几乎是漆黑的，因为震荡造成了断电，但橱窗的背景灯好歹还亮着。店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尘，石膏的尘雾腾起如云，令人窒息。玻璃橱柜全碎裂了，通道上遍布碎玻璃，很是滑脚。我一走动，脚就被人体绊到，这时我就伸手去摸。若摸到那人穿着西式男装，我就划亮一根火柴，察看是不是我那失踪的助理。
……想起比林汉去的是光学部，我连忙顺楼梯跑上二楼。一看，通道上横七竖八躺了许多尸体，却无一活人。
事后证实，这次爆炸造成六百一十二人死亡，四百八十二人重伤住院。哈雷特·阿班的助理比林汉就是重伤员之一。
永安公司受到重创，永安纱厂也面临着空前危机。
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郭乐鉴于日益紧张的局势，预先将永安二、四厂向美国慎昌洋行做假抵押，并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希望日后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
“八·一三”战起，永安一、二、四厂及大华印染厂均被日军占领，设在租界内的三厂也遭到轰炸，损失惨重。
郭乐与范旭东的遭遇略有相似，只是结果不同。日军方面也多次向他提出“合办”永安二厂、四厂的要求，郭乐以这两家纱厂与美国慎昌洋行有抵押关系予以推托。1937年冬，郭乐又与德商美最时洋行签订了转让永安一厂和大华印染厂的假合同，然后分别由慎昌和美最时两家洋行出面向日本军部交涉，希望收回一、二、四厂和大华印染厂的产权。日本军部不予理会，依旧作为战利品强行霸占。为了从日军手里讨回纱厂，郭乐把永安旗下各厂全部转为中美合股企业，让美国人吉利兰担任总裁，自己任副总裁，同时，永安百货公司也改向美国注册。然后，再由吉利兰出面以美商的名义与日本军部交涉，要求收回产权。日本军部大概早就熟悉了这种以假合资寻求西方保护的办法，拒绝与吉利兰会商，指名要让郭乐本人出面。郭乐派代表前去应付，又遭日军扣留。无奈之下郭乐避居法租界，第二年4月出走香港。
郭乐出走后，日军胁迫他的弟弟郭顺代表永安纱厂与日本裕丰纱厂签订了合办协约。
1939年，郭乐一度返回上海，不久后又以参加旧金山金门博览会为名，带了一批货物远走美国，从此在美国留居。
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民族资本家花费数十年心血积累下的产业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愈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