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生活的最后10年，即1918—1929年，既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10年，也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这10年里，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为祖国文化事来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17年就在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涨之际，梁启超于这年的11月辞去在段祺瑞政府中的任职，彻底脱离从政生涯，转向学术活动，决定走文化救国的道路。第二年底，他又前往欧州游历，详细考察西方文化。1920年春回国后，梁启超便全身心地从事各项文化事业活动。
梁启超所从事的第一项文化活动是组织创办共学社，成立讲学会，推进中外文化交流。1920年3月梁启超到上海后不久，就来到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高梦旦、陈叔通等商议成立一个学术团体，组织学人著译，出版一套新知识丛书。4月，梁启超即在北京与蒋方震、张君劢、张东荪等一道正式组织成立共学社，推动著译新书，奖励出版专著。在1922年一年里，共学社就出版共学社丛书40余种，前后总计起来，不下百余种，共分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传记、史学和俄罗斯文学等10类。同年9月，梁启超又在北京与蔡元培、张元济、蒋梦麟等20人组成董事会，成立讲学社，先后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华讲学，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在讲学社会带头下，此后邀请国外学人来华讲学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
梁启超归国后的另一文化活动是承办学校，其中花费精力最大是改造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原为收容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的归国学生而设，成立于1906年，梁启超于1920年接办公学后，即努力扩大公学规模，着手将公学改为大学，并增办图书馆。为解决学校的经费困难，梁启超想方设法向社会各界募捐，他本人也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1000元稿酬拿出来，赞助公学购买土地，建造学舍。在梁启超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公学不但得到维持，而且还有所发展，到1927年国民党接收时，中国公学前后为社会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除接办中国公学外，1926年秋冬，梁启超又应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王宠惠和司法总长罗文干的聘请，筹办司法储才馆，为中国准备收回领事裁判权，培养本国司法人才。1927年1月，司法储才馆正式开学，首届招收学生220多名，梁启超任馆长。此外，梁启超在1923年初还曾发起创办文化书院，以弘扬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但这一计划因经费问题，最后没能实现。
梁启超晚年在文化事业上所做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为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20年欧游归来后，梁启超就着手将原设在上海的松社移至文化中心北京，以松社已有的6000余种中外文图书和民国政府拔给的杨守敬旧藏的2. 4万余册中文古藉为基础，正式向政府申请创办松坡图书馆。1923年11月，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自任馆长，另任命蒋方震主持总编辑部，蹇念益（季常）主持总务部。为维持松坡图书馆的日常经费和购书费，梁启超一方面向社会募捐，另一方面他每月拿自己卖字得来的钱添补经费，将松坡图书馆建成为当时国内一所颇具规模的私立图书馆。1925年他又应负责管理美国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政府教育部的聘请，出任基金董事会和教育部共同筹办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在任馆长期间，梁启超四出奔走，落实经费，并十分重视北京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和藏书建设。到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故此时改称北平图书馆）建立时，总计购置中文书籍8万余册，西文书籍3. 5万余册，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奠定基础。并且，梁启超在病逝之前，还口头定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全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最后一份贡献。在此期间，梁启超还积极支持成立中国图书馆协会，为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协会董事会的首席董事。为表彰梁启超在发展中国图书馆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美国耶鲁大学在1927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曾三度电请他亲领，但梁启超因病始终未能成行。
除从事上述这些社会文化事业外，梁启超晚年将另一部分精力则花在大学的讲坛上。梁启超晚年的讲学，以清华学校为主。1920年12月，经过一段时期的沉重考虑，他最后决定来清华授课。1年后，即被正式聘请为清华学校的讲师。从此，梁启超便以清华的一员，与清华的教育事业紧紧连在一起。除授课外，他还不时地就清华学校的校务及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曾建议学校董事会应由中美两国教育家联合组成，学校的组织最好以教授团为主体，校长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由各级教授轮流担任，强调清华学校的校长应该是“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他建议清华的教育不能停留在模仿裨贩、引进欧美学问上，而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学问。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梁启超又应聘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任国家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发展打下基础。除清华外，梁启超晚年还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天津等地的许多学校讲过学。
在讲学过程中，梁启超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不但向学生讲授有关历史和文化知识，而且循循善诱，传授治学方法，教导如何做人。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们在学校时必须养成读书习惯，否则，“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终身幸福”。他提醒同学们在学问上要注意博、约结合，指出学问知识由普通知识和专门知识两部分构成。求普通知识，应采取如飞机上观察，凌空鸟瞰；求专门知识，则要进行显微镜式的研究，注重精细。他建议同学们在进行专门研究时，应先掌握普通知识，指出：“研究学问的人，每天应以三分之二的时间作专门的工作，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做涉猎的工作，最少也应以四分之一的时间涉猎。如此涉猎，才得到充分的常识。”同时，梁启超还常常鼓励同学们要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和意志的磨炼，做到不忧、不惧，知行合一，勇于改正缺点，立志要高。他一再勉励同学们要立志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指出求学的目的，除培养个人的智能和人格外，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尽力。
讲学之余，梁启超又潜心学术，著书立说，创作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律、教育、宗教等诸多学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在最后的10年里，梁启超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每年的著述量平均近40万字。他创作《清代学术概论》洋洋六万余言，约用了一周时间，就把从明末到民国初年的200多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交待得清清楚楚；他撰写的《陶渊明年谱》，也是3日而成；《戴东原先生传》和《戴东原哲学》，是他一连24个多小时不睡觉赶写而成。梁启超晚年著书，就是这样经常夜以继日，日以继夜。1928年，他在病中仍坚持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直至旧病复发，再次被家人送进医院。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实践了他生前所说的：“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誓言，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