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致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
从10月份开始，托洛茨基的境况发生急剧变化。他同反对派战友和朋友们的联系，甚至同在莫斯科亲属的通讯都被掐断，信件和电报一件也收不到了。后来他通过特殊途径了解到，原来莫斯科电报局扣压了数百封给他的电报，其中有许多是庆祝十月革命的贺电。他周围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了。
1928年期间，尽管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反对派的力量还是明显地增长了，特别在一些大工业企业中更为突出。这就导致加倍的镇压行为，其中包括完全禁止与流放者（甚至流放者之间）的通信。他预料跟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
12月16日，一位克格勃特别代表从莫斯科来到阿拉木图，以这个机关的名义向托洛茨基宣布了一项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将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驱逐国外的事当时还没提出，因此他的这些话，托洛茨基理解是采取国内范围内的措施。托洛茨基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一封信，作为对这项“最后通牒”的答复。有必要将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今天， 12月16日，克格勃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沃林斯基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向我口头逐字地下达了下述最后通牒：
“最近时期以来，你的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的行动，显然已具有反革命性质；你在阿拉木图的条件使你完全有可能领导这项工作，有鉴于此，克格勃委员会决定，要求你无条件地停止你的活动，否则，克格勃委员会将被迫改变你的生活条件，即改换你的住处，使你完全脱离政治生活。”
我向克格勃代表声明，我只有从他那里收到书面形式的最后通牒才能给予书面答复。我拒绝口头答复。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有理由相信，我的话将会再一次受到你们的恶毒歪曲，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
然而，不论克格勃未来行动如何，在这件事中，它并不起独立作用，只是机械地执行那与我早已熟悉的斯大林狭隘宗派集团的决议而已。我认为有必要提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如下情况：
要求我停止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放弃我32年来——亦即我整个自觉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争取劳动人民利益的事业。把我的这些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这只有我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指责其为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基本原则的人，抹杀世界革命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破坏十月革命传统的人，以及不知不觉然而更加险恶地密谋热月政变的人。
停止政治活动就意味着停止同党内日益僵化的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停止活动就意味着同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消极地和平共处，这种政策动摇和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阻滞了它的物质和文化的增长，同时给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以沉重打击。
威胁要改变我的生活条件，迫使我脱离政治活动，这听起来，仿佛眼前我并没有被流放到离莫斯科4 000公里、离铁路线250公里（大概离中国荒芜的西部边境也有这么长的距离）的疟疾、鼠疫和麻风肆虐横行的地方，仿佛斯大林派（克格勃是其直属机构）没有绞尽脑汁使我脱离政治活动乃至所有其他活动。莫斯科的报纸送到这里要10天到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有信件毫无例外地要先在克格勃和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两三个月。
我的两位内战时期以来最亲密的战友谢尔穆克斯同志和波兹南斯基同志自愿随我来到流放地，但一到这里就被逮捕，同刑事犯监禁在地下室里，接着便被流放到北方的边远地区。他们将我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女儿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她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我写的信，73天以后才寄到我手中，结果我的回信寄去时她已经不在人间。通知我另一个女儿（她也被你们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也患了重病的消息的信，一个月前才收到，它也在路上走了43天。而询问我健康的电报常常都到不了目的地。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处在同样、甚至更坏境地，而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和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所创建的功勋远比那些监禁或流放他们的人大得多。
我的最亲密的战友、曾在国内战争年代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也被逮捕，并被监禁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中。他们企图使这个纯朴、谦逊、无可非议的党的工作者承认对他蓄谋发动政变的明显虚伪的指控。布托夫以长达50天的英勇的绝食斗争进行抗议，最后在今年 9月在狱中牺牲。许多最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也因为他们对十月革命传统的忠诚而遭受暴力拷打和严刑折磨，使他们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
用改变这些条件和进一步孤立我来对我进行卑劣的威胁，不外乎意味着斯大林集团要用监禁代替流放罢了。这个决定，如上所述，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本来在1924年就可以实行了，后来之所以一步步地慢慢实施，目的是使被压制和被欺骗的党逐渐地习惯于斯大林的做法，在这些做法中，粗鲁和不忠实已经成为更恶毒的官僚主义的不法行为。
我们仿佛早预料到今天向我宣布的最后通牒，因而早在向第6次代表大会递交的《声明》中就清清楚楚写道：
“要求革命者作这种退却（放弃革命活动，即不再为党和世界革命服务），只有腐化透顶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只有可卑的叛徒才能作这种允诺。”
我不能背叛这些话。
各有各的事，各走各的路。你们打算继续煽动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则有自己的义务，并坚决为之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
1928年12月 16日于阿拉木图
2来到君士坦丁堡
信发出后，一个月之中没有任何动静。托洛茨基同外界书信来往，包括同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完全中断。整个1月份托洛茨基只获得一些莫斯科报纸。报纸上越是大谈反对右倾的斗争，越是坚定地相信对左派的打击必然到来。这是斯大林政策的老一套手法。
那位莫斯科来的克格勃特使沃林斯基一直待在阿拉木图没有回去，他在等候指示。1月20日，这个人突然带着一大群克格勃武装特务闯入托洛茨基家，将前后门封锁以后，向托洛茨基宣布了1929年1月18日克格勃决定的摘要：
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一案业经审理。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该公民被指控犯有组织地方反苏维埃活动罪行，这些活动最近旨在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蓄谋反苏维埃武装叛乱，已构成反革命活动罪。判决：
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驱逐出苏联国境。
后来，他们要托洛茨基写一收条，说明已知悉该决定内容。托洛茨基写道：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的克格勃的决定其实质是犯罪的，形式上也是非法的。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要求说明把他们送往何处以及如何到那里，回答是进入欧俄地界时将有克格勃代表前来通知。第二天，他们开始紧张地准备行装，但所整理的几乎全是手稿和书籍。托洛茨基指出，克格勃特务对他们并不那么怀有敌意。事实恰恰相反。22日黎明，他同妻子、儿子及押送队登上汽车，汽车沿着坚实光滑的雪路一直开到库尔泰山口。山口积雪很厚，雪尘飞舞。一辆重型拖拉机本来准备将他们拖过库尔泰，结果自己和它拖拽的7辆汽车一起被深陷在雪堆里了。大风雪中，山口冻死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他们不得不改乘乡村雪橇。用了7个小时才走了30公里。一路上，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他们看见许多车辕高竖的雪橇。准备运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建设者的货物和埋在雪中的煤油桶。人和牲口都跑到附近吉尔吉斯人的帐篷中去躲避暴风雪了。过了山口，他们又重新坐上汽车，后来在皮什彼克改乘火车。途中看到几份莫斯科报纸，证明已在为把反对派领袖驱逐国外进行舆论准备。在阿克纠宾斯克区里通过直通电报，得知驱逐地点是君士坦丁堡。托洛茨基要求会见他们在莫斯科的两个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儿媳。他们来到里亚日斯克，受到与他们相同的待遇。克格勃的新代表布拉诺夫一再让他们相信君士坦丁堡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托洛茨基决定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布拉诺夫通过直通电报与莫斯科商议。那边什么都预料到了，不过托洛茨基拒绝自愿离境倒确实是个障碍。他们的列车改变了方向，徐徐向前运行。后来在一个偏僻小站的荒无人迹的支线上停下来，铁路两侧延伸着稀疏的森林。他们在那儿等了一天又一天。机车拖着一节车厢每天去附近的一个大站为他们取饭食和报纸。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在新的一次大逮捕中，有数百人被捕，其中包括150名所谓“托洛茨基中心”人物。提到了一些名字，有：原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原苏联驻巴黎商务代表姆季瓦尼，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等。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骨干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
2月8日，布拉诺夫宣称：尽管莫斯科尽了最大努力，德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接纳托洛茨基前去德国，已给他下达了护送托洛茨基前去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命令。
“但是我不愿到那里去，即使到土耳其边界我还是这个态度。”
“这无济于事，您反正要被送到土耳其。”
“这就是说，你们已经同土耳其警察就强迫我前往土耳其做成了交易？”
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们是奉命行事。”
停留了12昼夜之后，列车又启动了。他们的小小列车不断变化，因为押送人员在增加。从皮什彼克开始，整个旅途中不允许他们离开车厢。列车全速向南方运行。只在一些小站上停一停，以便加些水和燃料。这种极端的防卫措施显然是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时莫斯科车站举行的示威游行所引发出来的。途中，报纸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大规模的反托洛茨基分子运动的回响，字里行间还泄露出上层集团里就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斯大林集团急不可耐了。他这样做是有足够根据的，因为他们除掉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外，还不得不克服大自然的障碍。原先确定派“加里宁号”轮船送托洛茨基离开敖德萨，可是它被冰封住了，动用了几艘破冰船都无济于事。莫斯科等在电报机旁，焦急万分，于是又急令“伊里奇号”开来接应。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于10日夜间抵达敖德萨。托洛茨基从窗口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熟悉的城市，要知道，学生时代，他在这里整整度过了7个春秋。把托洛茨基乘坐的车厢一直送到轮船边。天气酷寒，尽管是在深夜，码头上仍然布满克格勃的军警特务。托洛茨基预定在这里同小儿子和儿媳妇告别，他们也同托洛茨基一起分享了两个星期的囚禁生活。托洛茨基从车厢窗口看见了他和妻子将乘坐的那艘船，不由得想起了另一艘同样没有按指定的目的地运载他们的轮船。这是1917年3月，在哈里法克斯，几个英国海军当着无数旅客的面把托洛茨基架下了挪威轮船：“克里斯汀尼亚峡湾号”。当时也是这几个家庭成员，只不过都比现在年轻12岁。
“伊里奇号”没装货物，也没带旅客，于午夜1时起锚。开始的60海里路程一直有一艘破冰船为他们开路。这里的狂烈的风暴只用它的尾翼轻轻地扫了他们一下。2月12日，他们转入博斯普鲁斯。在比于达卡，一个土耳其警官登上轮船检查旅客证件，可是船上除了他的一家和克格勃特务，没有一个旅客。托洛茨基托该警官将如下声明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帕沙：
阁下：
在进入君士坦丁堡大门时，我荣幸地通知您，进入土耳其决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只有在武力的逼迫下我才会越过这个边界。
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托洛茨基
1929年2月 12日
这份声明未见回音。轮船继续驶向停泊地。在经过22天航行，行程6 000公里以后，托洛茨基和妻子来到君士坦丁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