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大书法家”兼“大作家”为例。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人称“大书法家”。他是安徽省书协顾问、中国林业书协副主席。2005年《中国名家书画》精装版台历里，他的名字和启功、范曾、欧阳中石、文怀沙等排在一起。
他又称“大作家”。他的小说《张果老外传》印出6万册，到他出事时还有2万册没有卖出去，“而一些单位买的书实在太多，只好堆在仓库或办公室里，后来干脆当废纸给卖了”。他在法庭上解释自己的合法财产，说《张果老外传》“收入约30万元”。这样一个“大书法家”兼“大作家”，最后却成为一个大贪官，在法庭上忏悔说：“请法庭伸出正义的大手，惩罚我吧！”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贪官，是被金钱权力害的，怎么能说是被虚名害的？没有监督的权力，确实害人；作为诱饵的金钱美女，也确实害人。但是，老话说，无欲则刚。如果自己是一个能够把握原则的人，对自己手中的权力、身边的金钱美女，既不会恣意妄为，也不敢肆无忌惮。之所以一步一步坠入深渊，的确是那个贪字害的。可是，虚名能够助长一个人的贪欲。贪实利而慕虚荣，再加上不知过、不知悔，胃口慢慢就大起来。一旦忘乎所以，必定身败名裂。在这条轨迹上，虚名常常是驱使一个人迈上不归之路的原动力。
生活场是名利场。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者尤其注重留名。于是，在官场就不乏这样的现象：官大文章好，当职位达到一定级别时，粗通文墨甚至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能留下几篇署名文章作为宝贵的文献资料、精神财富了。这些文章是怎么回事，想来大家都知道，自然是捉刀者的功劳。有的是捉刀者把文章弄出后，直接署上领导大名；也有的是以联合署名的形式发表，领导在前，真正的作者在后面心甘情愿地做“拖斗”。许多领导对这种做法心安理得，久而久之便在圈内成为“惯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当然，历史上也有位居天下之尊而不追求这种“署名”文章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便有一例。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七卷载：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坚手下的开国元勋贺若弼撰写了自己在隋灭陈之前提出的计策，却冠上《御授平陈七策》的题目，献给隋文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明明是贺若弼自己的理论成果，却说成是领导隋文帝杨坚的思想，自己只担当个“整理者”的角色——至少相当于“联合署名”吧）。没想到，杨坚看也不看，就对贺若弼说：“你想为我扬名（提高我的理论知名度），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并不想追求虚名，你还是把它记载到你自己的家史中去吧。”硬是没让贺若弼拍成马屁。
杨坚这个人，史书上说他不爱读书，估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然而，不爱读书并不妨碍他坐天下（就像现在很多人不读书并不影响其成为大领导、大老板一样，可见读书并不是万能的，哪个以为读了书就应比不读书的人强，就应什么都会什么事都能办成，那就很有可能到头来像梁元帝那样怪罪书籍了）。作为一代帝王，杨坚的业绩虽然不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总的来说，应该算是过得去的一位。此人的优点之一就是做人“低调”，不图虚名。
不图虚名的表现，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也有。《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载：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收集唐太宗写的文章（相当于现在的出个“文集”）。李世民说：“我的辞令，对老百姓有用的，史官都记录下来了，足可以不朽；如果没有用处，收集了又有什么用呢？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应该担忧的是不施德政，光靠文章有什么用？”
唐太宗不出文集，和隋文帝不要“署名文章”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二位都是政治人物，而不是文学家，当然不必也不应热衷于搞这些务虚的名堂。“署名文章”，如果是自己写的，发表一下倒也无可非议，拿到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就没这个必要了，而且容易带出不劳而获、贪图虚名的风气。唐太宗不出文集，这个考虑也是自有他的道理：他作为全国最高领导，毕竟和普通文人不同，此事一旦“操作”不慎，便有可能加重群众负担，而且让官吏们重文章而轻实绩。当然，如果他不是领导，只是一个文人，条件允许的话出上几本书又是另当别论的事了。
一个人一旦浮名缠身，其实学问早已终结。王选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就是这个意思。王选还说过：“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有的人本来靠的就是窃名、买名，如果再不能摆脱“自恋情结”，天天还要捧着那块金字招牌到处炫耀，与招摇撞骗也就相差无几。这样的“大书法家”兼“大作家”，当然令人嗤之以鼻。
《唐语林》卷五写过王维一个故事，说，“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至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王维讽刺的这位“大作家”王缙，是他的亲弟弟。王缙字夏卿，少好学，与维俱有闻誉。后来做官，也是一帆风顺，累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可是他却没做什么好事。史书上说他“素奉佛，导帝设道场，致大历政刑日以陵替”；又说他“性复贪冒，招财纳贿，事败当死”，只是皇帝可怜其年纪太大，贬官而已。可见也是一个大贪官。这样一个大贪官，却喜欢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谀文，贪图丰厚的酬金，弄得连自己的亲兄弟也看不起。那一句“大作家在那边”，实在发人深省。
苏轼有一首词《满庭芳》，全词如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作者一开始就引用《庄子》中的一个寓言故事，以蔑视的眼光，称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着甚干忙”揭示了功名利禄的虚幻，而“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讲明名利得失之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也无须过分介意。这首词就告诉人们，只有摆脱了世俗功名的苦海，才能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与解放。
做到荣辱不惊，得失坦然
苦与乐，是两个相反的不同概念。快乐不等于痛苦，痛苦也不等于快乐。但是，这两者也是相依相存的，没有苦的概念，怎么知道什么是乐？反过来说，没有乐的概念，又怎么知道什么是苦？所以苦与乐二者，既是相反，又是相成。因此，苦与乐在表面上看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却是表里的。快乐是安立在痛苦上，解除痛苦就是快乐；反之，痛苦也是安立在快乐上，失去快乐就是痛苦。
那么，什么又叫做苦与乐呢？一般说，身心适悦的感觉叫乐，身心逼恼的感觉叫苦。但苦乐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有人认为学历不重要，他就不会因无学历而苦恼。有人认为一定要有学历，他才觉得快乐与心安，因此他只好去追求学历。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正如一个不爱珠宝的女人，即使置身在极其重视虚荣的环境，也无上她的自尊。因为贫富贵贱各人不同的标准与定义。拥有万卷图书的穷书生，并不想去和百万富翁交换钻石或股票，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人也并不羡慕任何学者的荣誉头衔，或任何的高官厚禄。非洲灾区的难童，吃到一碗米饭感觉是乐，台湾富家的孩子，满桌菜肴却以为苦。修马路的工人，在火伞似的太阳下工作，能到树荫下喝一杯水就感到乐；在冷气房中的阔太太，却以找不到牌搭子，闲得无聊而觉得苦。由此可见，正如大师所言的意思，苦乐全在于自己的感觉，是因人、因时、因地、因环境而有所不同。
你的爱好就是你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情就是你的命运。
一位疲惫的诗人去旅行，出发没多久，他就听到路边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
那是一个快乐男人的声音。
他的歌声实在太快乐了，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朗，如夏日的泉水一样甘甜，任何人听到这样的歌声，都会被马上感染，让快乐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
诗人驻足聆听。
歌声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的微笑甚至比他本人出来得更早。
诗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笑得这样灿烂，只有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艰难困苦的人，才能笑得这样灿烂，这样纯洁。
诗人上前问候：你好，先生，从你的笑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乐天派，你的生命一尘不染，你既没有尝过风霜的侵袭，更没有受过失败的打击，烦恼和忧愁也没有叩过你的家门。
男人摇摇头：“不，你错了，其实就在今天早晨，我还丢了一匹马呢，那是我惟一的一匹马。
“最心爱的马都丢了，你还能唱得出来？”
“我当然要唱了，我已经失去了一匹好马，如果再失去一份好心情，我岂不是要蒙受双重的损失吗？”
“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在很多时候。得失成败并不会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可以选择。但是。生活中的苦乐全在于我们的感觉。以更率真的态度对待发生的一切吧！
我们平时把宠辱不惊视为高姿态、高境界。要摆出这么高的姿态比较容易，真到达到这么高的境界，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平时“受宠”时，就会惊喜不已；一旦失宠或受辱，就会惊恐不安。
静心大师讲了一个“受宠”而惊喜失态的故事：
清朝时，有一个书生，每次参加县试都不中。那时中了秀才叫“老生”，未中叫“童生”。这个书生已经过了中年，还是个童生，心里难免不是滋味。有一年，他正好与儿子同科应考。到了放榜这一天，儿子看榜回来，知道已经录取，赶快回家报喜。他的父亲正好关在房里洗澡。儿子敲门大叫说：“爸爸，我已考取第几名了！”
老子在房里一听，便大声呵斥说：“考取一个秀才，算得了什么？这样沉不住气，大声小叫！”
儿了一听，吓得不敢大叫，便轻轻地说：“爸爸，你也是第几名考取了！”
老子一听，便打开房门，一冲而出，大声呵斥说：“你为什么不先说？”他忘了自己光着身子，连衣裤都还没穿上呢！
这位老先生大概称得上宠辱若惊了，只是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又有点特别。
至于受辱而惊恐，那就更难以自禁了。电影里，大臣被皇上斥责了几句，便磕头如捣蒜，甚至于头都碰出血来。
人们为什么宠辱若惊？因为宠辱对事业和生活的影响太大了。一旦失宠，不仅事业受挫，人们的眼光也全变了，让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但叶大师认为，“人际事物的交流，势利是其常态”，原本就是正常现象。
叶大师讲了一个战国名将廉颇失宠和受宠的故事：廉颇因事被免职，那些原先追随他的食客都离开了。后来，廉颇重获重用，那些食客又来找他。廉颇很生气，对他们说：你们快滚吧！一位食客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呢？天下的事，都是按市场交易的规则办理。你得势时，我就追随你；你失势了，我就离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何必埋怨呢？”
这位食客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好比员工去一家公司打工，如果公司繁荣，他会在公司干下去；如果公司倒闭了，老板开不出工资了，员工当然要走。
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田文身上。田文当相国时，门下有食客三千人。后来，国王对他起了疑心，将他撤掉，结果那些食客几乎都跑光了，只有一个名叫冯谖的人仍然跟着他。后来，在冯谖帮助下，田文重新当上了宰相，尊荣更胜从前。那些当初弃他而去的食客，都向他表示出很懊悔并想继续追随他的意思。田文很生气，恨恨地对冯谖说：“他们当初弃我而去，现在还有脸回来？谁好意思走到我面前，我一定要将唾沫吐在他脸上！”
冯谖不以为然地说：“事物有它必然的规律，事情有它本来的道理，您何必生气呢？”
田文说：“我比较愚蠢，不明白您的意思。”
冯谖说：“活着的人一定会死，这是事物必然的规律。富贵了，宾客自然多；贫贱了，宾客自然少，这是事情本来的道理。您一定见过菜市场的情景吧？早上，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去，因为里面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傍晚，人们甩开大步走过去，不会多看一眼，因为里面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以前，人家争先恐后地来投奔您，是因为您这儿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后来他们离开您，是因为您这儿已经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了，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田文恍然大悟，心里的怨意顿消。后来，那些食客陆续前来投奔，他一如既往地接待他们，毫无芥蒂。
得失荣辱常常受外界因素的控制，并非是人力所能改变。既然如此，我们所能做好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做到荣辱不惊，得失坦然。
跟自己最过不去的是自己
人生求名求利求能干，要功名要富贵具足的人，都是不愿意好好的活着，忙忙碌碌的过一生，卖命换来的功名富贵，最后功成名就，自己也不见了，像苹果一样落下来了。所以庄子的观念认为，自己的价值也没有发扬，没有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自己找的麻烦。
和朋友相聚在一起，常常聊出许多感慨，如人生的无常、心灵的空虚等等，最终聊出一个共同的困惑，即丰衣足食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可追求呢？
相信一般人的回答多以平安、健康、功成名就、婚姻美满、生活幸福等为努力的目标。
倘若再进一步追问：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心满意足吧；那心满意足之后又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许多事乍看上去十分复杂，然而如果将它一层层剥开后，便会赫然发现原来如此简单。
治国平天下是何其大业也，格物致知一贯修持即可达到；罗马何其遥远啊，一步一步走去也终会抵达；千年古树无疑是世界奇景，但还不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
我们追求这追求那，财富有了，功名有了，生活幸福了，这时内心深处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认真简单且诚实地回答，恐怕是“快乐”二字，如此说来，人生所追求的岂不是“快乐”吗？
英国有一组心理学家，设法寻找使人快乐的公式，最后决定以“不要找麻烦”作为他们研究报告的标题。
假如将这句话引申开来解释，那“不要找麻烦”其实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不找别人的麻烦，这样的解释容易被接受和同意；
另一个解释是不要找自己的麻烦，这一层往往被忽略，或根本没有认知，于是最后导致我们不快乐的罪魁祸首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职业女性承担的家务事过多了，常使自己感觉委屈，甚至心理不平衡，积少成多，轻则埋怨，重则愤怒，难免影响生活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