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发势于东汉末年，与曹操、孙权各据一方，长期呈现三国鼎立的态势。就个人魅力与实力来说，曹操兵强马壮，精于用兵，又善于权术；孙权虽无曹操的权威，但据江东的优越地势，豪气干云，能够划得一分天下，不足为奇，唯有刘备拙于兵法，白手起家，却也能够与其抗衡，其中缘由多与他善于借势、借力、借人有关。
据传，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所以他始终以“刘皇叔”自居。刘备幼年生活清苦，父亲早丧，只与母亲贩鞋织草席为生，15岁时外出求学，与同宗刘德然、公孙瓒拜卢植为师，并与公孙瓒结为好友，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已深谙“借”之意义。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各地民众纷纷起事，刘备在商人张世平、苏双资助下，投于邹靖帐下，讨伐黄巾义军，立下战功，被任命为安喜尉。不久，由于刘备对邹靖不满而弃官逃亡。
这一段时期，刘备势小力孤，他也清楚不可能独自率众起事，所以他因势而变，甘心委曲求全，寄人篱下，曾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就任过许多不同的官职，这些经历可能在他登上帝位后说起来并不中听，但这也恰恰是刘备在势单力薄、事有不济之时善于借势的表现，此后，在刘备发现机会时将“借势”的本领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之一就是借人才而助己成势。
刘备性格温婉，喜欢结交朋友，且慧眼识才，从结义兄弟关羽、张飞，再到赵子龙、徐庶，还有令他如虎添翼，绝处逢生的诸葛亮。公元207年，刘备经徐庶和司马徽推荐，得知诸葛亮学识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便与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助他以谋天下。在茅庐之中，刘备虚心请教诸葛亮天下大势，诸葛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与人和等多方面具体情况制定了夺取天下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为刘备分析说，曹操已打败袁绍，拥兵百万，实力强大，且又挟持天子以令诸侯，与其争斗，需要智慧与武力并用。孙权三代据于江东，地势险要，百姓忠勇，手下还有一批将才良臣，所以，不能与之抗衡，只能和他联手抗曹。尔后，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今四川、云南和陕西、甘肃、湖北、贵州的一部）的形势，认为荆州是重要的军事要地，而且主人刘表无法守护此地，益州土地肥沃，其主人刘璋懦弱无能，可首先图此两地。
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使刘备从纷纭错综的政治势力中分清了合作对象，最后奠定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从此，刘备借助于诸葛亮的谋略与才干，按照“隆中对”的谋划，逐步实现着复兴汉室的大业。
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也是如此，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自强自立，这自然是必要的条件，但适时地借助他人，可以让你省略许多步骤，离成功更近。
当然，这并不是让你凡事都依赖别人，而是在你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或是势力弱小时，不妨用用巧劲，借势而发，借助对手力量去发展，借助对手力量去生存。历数历史上成就了大事业大成就的人，绝不是完全凭借自己一刀一枪打出来，也绝不会在孤单无援的情况下还要硬充好汉，而是在关键时刻，借助可以凭借的力量，将许多胜利因素凝聚在一起，才最终成就了胜利之果。
关于“借”的艺术，不仅仅是刘备的专利，其实在现在市场竞争中，“借人立已”“借势而发”已是常用的一种谋略，开发能力、技术能力弱小的企业凭借实力强大的企业品牌发展自己。
在有气魄的战略家看来，借对方之力，要善于借巨人之力，借强者之力。
在现代商战中，海尔善于巧妙地借用国外当地市场的力量，实现自己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海尔的决策者认为，国际化就是本土化。海尔在国外发展，要充分借助当地势力和资源，这样就可以消除消费者对外来品牌的抵触，降低进入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同时还可以解决国际商务人才缺乏的问题。因此，海尔坚持“当地设计、当地制造、当地销售、当地融资、当地融智”的战略。在美国，海尔在洛杉矶建立了设计中心，在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工厂，在纽约建立了营销公司，三位一体，其雇员也主要是美国人，形成了“本土化”的海尔。
蒙牛集团也是个善于借力的高手。在一份有影响的营销杂志上，有专家对蒙牛做过这样的点评：历史上诸葛亮用“借”势打败了曹操，如今蒙牛又续写了“借”势成功的佳话。在蒙牛的成长中处处体现着一个“借”字：创业初期，借用工厂，实施“虚拟联合”，快速开拓市场；之后借势于“中国乳都”、捆绑行业老大“伊利”，打响自己的名头；同时借用社会资本，发展自己实力。“借”，把蒙牛的迂回进攻战略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蒙牛将自身的优势资源集中于市场开发、技术开发，将原料供应、生产、运输等资本密集型业务外包，形成以品牌优势为基础的价值网络，而且始终不渝地积累自身的品牌优势，从而得以在市场中逐步壮大。
这两个例子都反映了东方战略着重强调的“借力”思想。
四通集团的段永基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在中国市场日益为外来的跨国公司占领的前提下，怎样建立我们的产业基地？只能走与巨人同行的道路。”一位加盟于美国“BESTWEST”饭店管理体系的华人老板说：“在美国这个市场上，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势单力薄，很难站住脚。背靠一棵大树，虽然要缴点管理费（特许经营费），但我有了客源，有了管理系统，有了各项后勤保障，这样风险小，容易成功。”
想飞就要培养风力，聪明人的做法，借他人而立己。那如何去借，自然也是有技巧的。“借”的关键在于让强者无法产生效力，借力给自己，还要让别人借不着力。借得巧，对自己的事业大有裨益，借得不巧，那可能会功亏一篑，所以，“借势”需要看清眼前的形势，“借力”需要力的转换。只有运用这两个方面的力量，“借”字的艺术功用才能发挥到极点，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才会如虎添翼。
最大的修养工夫是修炼“统一性”
《大学》中先提到的“止于一”，止就是心念如何专一，这是最大的修养工夫。我们人的一切思想的混乱、烦恼痛苦都是心念不能得止。心念得止是内在的基本修养，然后外在的行为也要做到止，就是认定人生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途径，止于某一点。止于一，切戒杂，人生如此，事业如此，生活也如此。
人变得愚蠢的原因，有时不是智商太低、知识太少，可能正好相反：智商太高而滥用，知识太多而无用。这世上高智商的人不少，只有很少的人利用智商成就杰出事业，更多的人是在利用智商做损人不利己的傻事，甚至做出让自己彻底毁灭的坏事。这世上知识丰富的人不少，但利用知识而有成就的人，不一定比书呆子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头脑中的想法太多。越聪明、知识越丰富的人，想法越多。但对于成就事业而言，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想法。打个比方，去一个地方，有无数条可行之路，但真正需要的其实不过一条路而已。不管是不是最好的道路，只要走下去，总能到达目的地。要是每条路都尝试一下，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到达。做一件事情，有无数种可行之法，但真正需要的其实不过一种方法而已，不管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总能成功。知道的方法太多，反而存在拣择的麻烦，耽误了正事。俗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办法太少，反而是太多了，所以三天两头开会讨论，越讨论越拿不定主意。反不如陈胜、吴广之流，说干就干。所以，过多的想法不过是思想垃圾罢了，徒然占用大脑内存。
过多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如断际禅师云：“逐境生心，心遂忻厌。”看见、听见或想到任何一件事情、一个人，马上顺着这件事、这个人想下去，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分析、判断，内心也随之产生喜怒哀乐等感觉。打个比方，看见一个美人，心里就设想如何跟她结识，如何发展感情，如何……又假设美人不动芳心，乃至以白眼相向，伤了自尊，应如何让她后悔莫及。凡此种种，俗谓之“白日梦”。越聪明、越有知识的人可能想象力越丰富，“白日梦”也做得越精彩。这也算是一种思考，而且其过程好像很合乎逻辑，其实不过是以妄生妄，制造出来的产品无非错觉、谬见、邪思、歪理。脑袋里经常产生这些没用乃至有害的东西，人肯定变得越来越傻。
如果能减少无益的想法，就会神定气清，心明如镜。遇到事情，思路清晰，不慌不忙，处置得宜。这样的人，看似不够灵活，反而是大器之才。
有一个故事：
古时候，渤海国宰相去世，国王想从两个同样优秀的大臣中选一人做新宰相。国王把他们两人留在宫中，分别让人告诉他们：“祝贺你，我明天将宣布你为宰相！”
然后，国王让人领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睡觉，然后在隔壁仔细观察两人的动静。其中一位，内心过于激动，一夜未眠。而另一个人走进卧室不久，便静静地睡去，不时有鼾声传出，直到第二天仆人把他叫醒。
结果，第二位大臣当了宰相，而一夜未眠的那位落选了。
国王说：“一听说要当宰相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可见此人心里放不下事。当宰相，就要有腹中能撑船的度量。你看另一人，拿得起放得下，这才是真正的宰相之才啊！”
第一个人为什么心里放不下事呢？因为想法太多，把心填满了，还在绵绵不断地产生想法，如何装得下？第二个人的心并不比别人大，但他的想法少，不至于把心撑满，那么他处理事情一定能绰有余裕，这就是他当选的真正原因。
如何减少想法呢？断际禅师说：“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灭。”这意思是说，不但要把想法从心里空掉，连心都忘掉。如果把心忘掉了，自然什么想法也没有了。
不过，这样的境界，大概只有禅师能做到。凡俗之人，偶尔能做到，大部分时间做不到。因为人生在世，领了一份职责，想法太多固然不好，一点想法没有肯定也不行。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均衡？有两个办法：一是正念，二是一念。
所谓“正念”，就是端正思想。比如前面选宰相的故事中，那个落选大臣之所以睡不着，心里肯定在想着当了宰相是如何荣光，如何烧好“三把火”，以证明自己才堪胜任，等等。这样想，对自己的名利得失考虑得太多，思想就不端正了。当选的大臣之所以淡泊如水，无疑抱有忠诚敬业、忠君爱国之类的念头。无论担任什么职位，都可以忠诚敬业，都可以忠君爱国，那么职务的变化就不会在他心里产生很大的波澜。
所谓“一念”，就是用心专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眼前要做的事情上，而不及其余。
有一年，希尔顿去危地马拉谈一笔生意。生意谈妥后，他和陪同人员一起去风景区游览。在一处地势十分险恶的峡谷，谷底奔腾着咆哮的急流，峡谷问有一座索桥，几根光秃秃、晃悠悠的铁索横在峡谷间，它是到达对岸的唯一通道。这里曾有人失足跌人深谷中，因而桥的两端都写着“请过桥者小心”的字样。陪同人员都害怕出事故，谁也不愿意过桥。希尔顿却不听劝阻，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索桥。他背着双手，哼着小曲，很悠闲地走了过去。然后，又很悠闲地走回来，对几位陪同人员说：“没有任何问题，不必害怕。越害怕，你就会越紧张。别总想着危险。只想着对岸的美丽风景，我们就可以顺利到达对岸了。”最后，在希尔顿的带领下，所有人都顺利到达了对岸。
陪同人员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想法太多：假如滑倒怎么办？假如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怎么办？假如头脑晕眩怎么办？越是设想各种可能性，危险系数显得越高，胆子也就越小。希尔顿根本不想这些，只想过桥赏景这件事，心里没有那么多危险的感觉，自然从容不迫。
无论修行还是治事，镇定功夫都十分重要。俗家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为最高定境，僧家以“对境无心”为最高定境。所谓“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只要进入定境，智慧便绵绵而生，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
人在接受中得到成长
尤其在偏远的落后地区，看到茅屋破家里头，有些老人家，穿得破破烂烂，食不果腹，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苦死了。你问他：“为什么不住儿子家养老？”他很轻松回答说：“我这一生注定命苦，只有认命！”真令人听了肃然起敬。他比谁都懂得人生哲学，“认了”就好了。
所谓“认了”，就是面对现实并勇于接受。用什么态度怎么对待现实，往往反映了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佛教号称大乘，又以净土宗和禅宗堪称代表，净土宗对待现实的态度极像南传佛教，也是厌离加舍弃，不同的是他们还追求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是净土宗的最高理想。禅宗则完全不同，禅师们都是擅于发现美的高手，他们随处都能找到快乐和自在，一缕清风、一片月光就能让他们心满意足，禅宗对待现实的态度是完全接纳，绝对不会排斥一切的存在，既然善恶都已打破，当然随处都可逍遥。
还有其他态度吗？除了彻底否定现实和无条件接受现实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那就是勇于改造现实，这是一种承担和挑战，是毫不妥协、也绝不放弃的人生态度，也许有人会怀疑，有这种类型的佛教徒吗？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历史中，拥有这种品质的佛教徒的确很少，但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西行求法的玄奘法师身上就有这股精神，但没有能够形成气候也没有变成一种传统延续下来。
其实，我们从释迦牟尼身上看到最多的正是第三种态度，为什么他发愿到五浊恶世成佛，为什么他成佛后没有独享自在而是不辞辛苦到处说法度人。学佛除了学佛说的法也要学说法的佛，言教和身教是一体的，最大的教诲是不言之教，用心看看佛的所作所为，弟子们应该学到更多。
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佛教徒们要勇于承担改造现实的责任，不要一味地逃避，也不要盲目的歌功颂德，和谐世界首先要从真心面对现实开始，不逃避不退缩，和谐是靠大家创造出来的，绝不是闭上眼睛想象出来的。
拯救自己就是拯救世界，拯救世界也就是拯救自己。人是应该有抱负、有理想、有追求、有向往的，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音乐评论家雨果所说：“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因为，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然而，生活中的人，常常把追求理想中的生活模式，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唯一生活兴趣和奋斗目标，而对于生活中的现实则采取一种近乎不屑一顾的态度。由于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在心灵里不断扩大，使自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中。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中缺乏的不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接受和适应。
生活的现实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区别只在于：是主动地接受它，还是被动地接受它。生活的现实并不像理想那么美好，它有阳光、雨露、鲜花，也有雷霆、严霜、枯叶，它是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友善与交恶……相互交织、混杂而成的一种复杂的形态。要想直面人生、接受现实，便首先要有面对痛苦、失败、丑恶等等令人厌恶而又无法逃避的现象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