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10日，英国外交部及联邦事务次官贝尔斯特德勋爵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以英国人特有的幽默感风趣地将中英谈判作了如下一个比喻：
有记者问他，英国政府能否就中英谈判向香港人发出一些信号？
贝尔斯特德说：我们想要的是一张三脚発，第一只脚是可以为北京领导人接纳的；第二只脚是可以为英国国会接纳的；第三只脚十分重要，抛了一只，凳就倒了。第三只脚是谁？就是尤德。
英国政府让尤德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500万市民参加谈判。并打着尊重香港民意的幌子，以掣肘牵引谈判，争取主权。香港一位非官方议员提出一项协议：任何有关香港前途之建议，在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必须在本局（立法局）辩论。英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抢过港人治港的旗帜。你中国政府所提条件不仅要英国政府同意，还要经香港民意检验。谁代表香港？当然是现任港督尤德！就这样，尤德被推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尤德是个中国通。
他是威尔士人，1924年生。18岁那年，他考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习中文，从此，他的生命就和远东地区紧密相连。
21岁那年，尤德第一次来到了香港。这时他已经离开伦敦大学，成为英国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一名士兵。那一次，他是用军人的眼光审视香港的。当经过数十天的航行，香港在他们的军舰前方出现的时候，年轻的尤德比舰上所有的人都显得激动。他学的是中文，在大学已经学会用中文触摸这个世界。现在，他终于来到这个他日思夜想的国度，并且可以用他那稍显生硬的汉语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话了，所以他比舰上的任何人都显得亢奋和激动。
1949年4月20日，紫石英号军舰从上海开往南京，在行至镇江时不听解放军的劝阻，因而被正待命渡江的解放军炮火所击伤，这就是当时众所周知的紫石英号射件。尤德此时任南京领办馆秘书，他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找解放军前线指挥官接洽。他这时年方24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从南京到镇江，途中要经过多少凶险，那百万雄师正在此地集结，而战争状态无异于刀丛剑林，险象丛生，要在这样的地段去穿行，没有胆略和气魄是难以逾越的。当时的驻华大使史蒂文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只身一人从南京出发，徒步赶往浦口。由于浦口没有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那里的部队首长虽然接待了他，但表示爱莫能助，他只好无功而返。后来紫石英号逃走了，此事也就平定下来。只是英国政府没有忘记年轻的尤德，他的这种冒险精神和无畏气概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于是他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南京工作期间，给人的印象是，尤德不像一个外交官员，他更像是一位访问学者。他富有朝气，永远是生龙活虎的样子。他常去南京大学，到那里听中国学者讲课，课间休息，他和学生们一块踢足球，或在林荫路上漫步，有时他出钱请客，一块去城隍庙吃小吃。
1972年，已经是英国驻华大使的尤德仍和过去没有两样。虽然他这时已经48岁，而且官至大使，但他仍不改学生时代和青年时代的风范，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成为一个大使级的胡同串子。
现时的尤德脑门宽阔，白发稀疏，一双和善的眼睛看着人们。他的目光已有些中国文化的意味。他自18岁以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语言思考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和撒切尔夫人和后来的港督彭定康是不一样的。
1982年5月20日，尤德抵达香港，成为香港的第26任总督。他的被住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英两国漫长的谈判。在英国，似尤德这样的中国通，且是学者型政治型外交型的中国通并不很多，因此他被撒切尔夫入又一次推到远东这个前哨阵地，盼望他像当年的紫石英号货件中有出色表现，以挽救将要陆沉的香港。
但是，尤德本人则有些信心不足。
1983年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会谈，宣布了一项新闻公报。公报说：在1982年9月两国领导人会谈以及后来进行有益的交换意见之后，双方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开始。
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止，共举行22轮会谈，尤德本人是英方唯一自始至终都参加谈判的人。
但尤德自始至终都有些信心不足。他不是当年那个大学生了。他有些老了。
中英会谈前夕，香港就刮起了一股金融风暴。这股风暴从6月一直刮到9月，9月19日，美元兑换港币由7算跌至8算，23日跌至60，24日跌至50。9月16日至9月24日，英国政府趁机掀起一股比金融风暴还猛烈许多的舆论风暴，由撒切尔夫人领唱，说什么倘若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会消失。她还对美国记者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租约，如果香港是英国的一个一般的殖民地，那它若干年前就已独立了，就是另一个新加坡了。紧接着，香港方面遥相呼应，以绝对经过排演的统一口径唱出和声，港英政府说，香港从此不再香，议员们说：投资将会负增长，被英国人控制的银行家也说：香港今后的金融形势将会越来越糟。他们说：香港就要完了！香港就要垮了！
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摧毁香港市民回归主权的信心和决心，使其对中国政府不信任，这样，人们就会怀疑中国政府的感召力、能力和凝聚力，使其制定的回归决策搁浅在英国人设计的泥泞里……但是，尤德深知中国。
中国人对祖国的归属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动的，他们回归的决心不是组织几场舆论风暴就能摧毁的。
尤德有一双中国式的温和的眼睛。这是他有别于他人的明显待征。虽然他的这双眼睛依然如威尔士家乡的湖水，但他的眼神已有些中国化了。
这是中国文化作用的结果。
尤德对中国的了解不仅仅限于书本，还在于他有深切的体验。他曾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就像当年他只身穿越烽火连天的江南，就像他一人单身逛遍北京。他曾去过农家，去过普通市民家里，他还有许多中国朋友。他很像当年的庄士敦。既然上帝给了他那么长时间的中国岁月，他就不可能不变化。
既然他对中国如此深切地关注过，他就不可能漠视中国。就在尤德出任港督不久，依他对东方文化的探究精神，他开始对香港进行实地勘察。
这一天，他来到新界锦田。
那里有一座庙，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庙。就是这个小庙，给了尤德以最大的震撼。
庙里没有神像，没有普度众生的菩萨观音，没有指点迷津的大仙诸神。庙里供放神祗的位置却供奉着一套锣鼓和号角。
这是当年锦田民众抗拒英军时使用的锣鼓和号角。锦田人就是敲着这副锣鼓用长矛大刀和入侵的英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英军一听到它的声音就发抖。
当年那些振臂舞动的鼓手大部分都死在了英军的枪弹攒射之下，他们的名字被后人刻在灵牌上，永世被人供奉。
在庙不远处，一片绿竹掩映的地方，就是这些抵抗者的墓地，当地人称之为义士冢。牺牲的义士紧紧拥抱着亲爱的袓国大地，长眠在这里。
尤德凝视着这面被烟火熏染的大鼓，耳中迥然响起激越的鼓声。不绝的民族的魂灵跳荡着，舞蹈着，就像海潮轰鸣不息。香港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的，就像他不会忘记自己是英国人一样。这就是民族之树最隐密的根须，这里任何人也斩不断的！尤德触摸到了这棵大树的根部，他既受到震撼，同时又深感无奈。
在英伦之岛那边，撒切尔夫人又提出新的谈判设想：如果谈判不能取得进展，便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就像英国以前在新加坡所做的一样。2亦可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实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
驻华大使柯利达和尤德都认为撒切尔夫人有些发疯了，她太想入非非了，二人觉得有必要当面对首相陈说厉害，便一同飞回英国。
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首相府会见了他们。正是春暧乍寒的时候，撒切尔夫人穿着玫瑰红的毛衣和他们在壁炉旁亲切交谈着。
柯利达先向撒切尔夫人报告了中国为香港会谈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包括完善立法，包括具体治港方案，包括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回归的坚决态度，都一一向首相进行了陈述。柯利达说，如果英国不注意这一点，仍然我行我素，这种偏执将会激怒中国，尤其是邓小平，他们会撇下我们，到了年限独自收回香港，我们将更加被动。尤德向撒切尔夫人谈了香港目前的情势，这就是，香港正在陷落。它的经济曲线正飞速下跌，这很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以此向中国要挟的砝码，但也很可能是香港永远的终结。我们很可能因此而毁灭香港。
尤德说：香港正面临一场灾难，就像地震前一样。但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而灾难袭来时，并不会因为我们是英国人就免受其害，很可能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真是这样的结局，就会被世界耻笑。
撒切尔夫人听着听着神情严肃起来，她不再认为这两个中国通的话是夸大其辞。
尤德接着说，我们可以打经济牌和民主牌，但是，这两张牌的威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民主，也就是您说的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我们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夜才提民主两个字，是不是稍微有些晚了？
尤德的话里有着明显的嘲讽之意，但熟悉香港殖民史的人谁也无法否认英国人实际上是最不讲人道，最不讲民主的--英国占领香港不久，即1842年10月4日就颁布了宵禁令，严格规定华人11时以后不得出门，不得夜行，违者警察就可以随时拘捕。第二年，港英当局更进一步规定，华人在入夜10时前，夜行要带油灯或灯笼出门，以资认别，晚上若超过10时，华人一律不准夜行。
1844年，港英政府又公布了一项维护公安条例，规定居民晚上入黑之后，要在自己门前悬挂一盏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灯笼，以方便警察巡逻执行任务。华人在晚间规定时间出门，要有一张通行证。11时后全港停止交通，违犯者便会遭到逮捕法办。
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又颁发港口管理章程16条，其中第15条规定说，每晚9时以后，非有特别护照，不准许行船。但船上有外国人者不在此限。
毫无疑问，这些规定是专门对付华人的，是毫无民主可言的。1843年，当时的港督璞鼎查发布了一项禁令，命令香港中环一带只许洋人居住，在此地居住的华人要立即迁至太平山居住区。此项命令是经过英国殖民地部批准的。理由是因华人和洋人混居有碍观瞻，主仆一地影响帝国风度。
1888年，港英当局专门指定了一个欧洲人的居住区，这是块风景美丽宜人的半山区，而在此地的华人又再一次被港英当局赶走。在这个欧洲人居住区里，白种人的面孔就是通行证，而华人的面孔就是逮捕证，只要有华人在这个居住区出现，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把人抓走。
在香港，华人比例占98以上，但华人语言却不能成为官方语言，按照港英政府规定，华人社会通行的中文只是法定语言。这就是说，倘若公众集会，倘若对簿公堂，你讲的话不算数，都要翻译成英文即官方语言才算数。
一个连自己的母语都被剥夺的地方，还奢谈什么民主和人道？在香港，华人长期以来没有政治地位，港英政府的官员全是英国人担任。直到1926年，华人中才出现了第一个非官守议员。他叫周寿臣，严格意义上讲，他也不能算真正的华人，因为他已加入了英国籍，是英籍华人。但尽管如此，他当了议员之后，英国政府仍不放心，规定行政局议员不再传阅机密文件，为什么，就是因为议员里有了一个中国人。
以这样的民主基础，去架构什么？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英国人歧视中国人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今天看来极其平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在那时也充满着种族偏见。
赛马在香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44年，港英政府开始在香港兴建了赛马场。但是，在赛马活动中，港英政府却对华人大加歧视。它们规定：华人不得加入赛马会，不得有华人马主，不得有华人骑师。后来，华人虽然也能观看赛马了，但进到场地却两种待遇。洋人享用的是三合土建成的固定看台，舒适坚固，而中国人的看台却是仓促用极差的木料竹子搭成的。
1918年2月26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适逢马会周年大赛，香港快活谷赛马场内观众爆满，华人简陋的竹木看台因不堪重负突然倒塌，看台下卖熟食的火炉点燃了看台，仅仅20分钟内，有570余人葬身大火。除了仅有几名印度人和葡萄牙人外，遇难的全部都是华人。当时的一幅挽联上这样写道：
哭父有人，哭母有人，哭夫有人，哭妻有人，哭子哭孙也有人，哭哭哀哀总是怜君遭浩劫。
嗟天无道，嗟地无道，嗟世无道，嗟邦无道，嗟朝嗟野嗟无道，嗟嗟感慨几回搔首惜群生。
马场大火至今仍炙烤着香港人民，他们不会忘记英国殖民主义的罪恶，他们不会不知道所谓的英式民主是什么货色。
撒切尔夫人如今又祭起这面灵旗，它能为英帝国召回逝去的一切么？
答案是令人怀疑的。
即便是尤德，即便是柯利达，他们虽然身为总督和大使也难以自圆其说，那么，打民主牌能骗得了几多人？撒切尔夫的笑容凝固了。她突然觉得有些冷，尽管壁炉的火烧得很旺。就这样，在尤德和柯利达的规劝下，撒切尔夫人才决定对中国采取一些妥协，开始谈判。
就这样，尤德作为撒切尔夫人的又一妙计，企图埋伏在谈判厅内。
但是，尤德受到了狙击。
在没去北京参加谈判之前，尤德就在伦敦声明他将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第二阶段中英会谈。尤德尽管对这个角色的扮演并不热心，但因撒切尔夫人对此期望甚殷，他只得拼命效力。
声明刚发表，就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驳斥。中方指出：中英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对等谈判，香港政府只是从属于英国政府的地方政府，从来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当然不能与中英两国政府处同等地位。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港督怎能代表香港的500万华人呢？因此，这个三脚凳是可笑的，中国政府是不承认的。倘若尤德参加谈判，只能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前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