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吉鸿昌被蒋介石强迫“出国考察”，在国民党特务的挟持下来到上海。
正当要启程的时候，9月19日，突从东北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当吉鸿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他后来写道：
“噩耗飞来，发指眦裂。一向出国豪兴，遽行由沸点而降至冰点以下。盖以日帝国主义如此横行无忌，已视我全中华四万万民族曾稍具有抵抗能力之猪狗不如。此正吾全国同胞下总动员令，以与彼獠作殊死战，以为我国家争人格，为我民族争生存之日，何忍去国远游，逍遥异域？况在军人，素縻国帑，揆以职责，尤难旁贷。”
当时，吉鸿昌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他曾愤慨地对朋友说：“国难当头，报国有期，蒋贼不灭，革命不息。”临行前，他还写信给冯玉祥，劝他举旗抗日。他在所住饭店墙上写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以表自己的愤慨和抗日之决心。
9月23日，吉鸿昌在上海登上美国大来邮船公司塔夫脱总统号轮船时，还对夫人及随行人员发问：“他们为什么连抗日也不准许我呢？”
9月25日晨，轮船抵日本神户。吉鸿昌深恶日本的侵略行径，原本“不愿登临彼土”。因惦念祖国东北局势，便决定登岸后便驱车前往东京中华青年会了解情况。在日本短暂停留，使吉鸿昌了解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原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行动”，“狼子野心，蓄积已久”。继而想到国内蒋介石之流仍在进行内战，他心情更是沉重。他在其《环球视察记》中写道：
“日谋东省甚久。最近因我国内灾患频仍，无力对外；英国经济濒于危机，无暇过问远东事情；俄国五年计划，尚未完成；而美国之军事力量，又为日本素所轻视者，日军阀遂视为侵略我国之绝好机会。惜我国军人不明了此种动机，预事未雨绸缪，乃或纵横，从事武力统一，或视军队为资本，侥幸经营投机事业，致铸成大错。”
“中国军人，迷信武力，对内厮杀，目的何在？殊难索解。现值大祸临头，倘仍不思合作图存，中华民族前途，将愈黯淡也。”
9月27日，吉鸿昌离日赴美。10月6日，船抵美国西雅图，吉鸿昌回答了美联社记者的提问。其要点是：
问：“贵国政局如何？”
答：“敝国有一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现在大难当头，全中华民族皆有联合方能图存，私人政见皆可捐弃。统一不久必可实现。”
问：“将军对日本进兵占领满洲，意见如何？”
答：“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抢一大陆政策。鲸吞满洲，早具野心。今乘敝国苦于天灾人祸，世界苦于经济凋蔽之秋，实行强占，直接侵略中国领土，间接破坏世界和平。”
在谈话中，吉鸿昌表示了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的决心。
在美国各地的近两个月参观访问中，吉鸿昌透过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繁华的表面，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存在的重重矛盾。他写道：
“机械发达，在其本身本属善事。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不幸因机械之极度发达，愈益减少贫穷者之谋生门路，使机械却无形中成为劳动阶级之敌人”。
看过纽约的“凌霄”大楼，他又写道：
“以无数人劳心劳力的结果，方得致地方之繁荣，而其利益竟归少数投机家独享之，甚至利用其因投机所不劳而获之雄厚资本，愈以压迫剥削其他大多数人。”
综观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他写道：
“有一德记者至美视察，谓美国实际只有十人，盖此十人之经济力量，足以左右此‘金元政治’之国家而有余也。因资本累积之结果，势必至富者愈高，而贫者愈贫。”
吉鸿昌在其《环球视察记》中，还“不禁发生感慨数端”，他写道：
“现今世界，不惟国内之分配不均，即国际间之分配亦不均。……国内之分配不均，于是发生社会革命。国际之分配不均，将终不免种族战争。此其一也。”
“自白人移入美洲后，即极力压迫红人。……迄于今日，原为美洲主人翁之红人，皆匿居深山中，仍营其原始社会之生活。吾人横断北美全大陆，并未曾得见红人之毫发。所谓美国人之人道主义，如是而已。此其二也。”
“当白人来到美洲以前，红人足迹，固遍美洲也。今则日就绝灭……灭种惨祸，闻之寒心。吾汉族如不自振作，恐将难免为红人续。人口四万万，又乌足恃？此其三也。”
这些不寻常的经历，更加提高了吉鸿昌的民族自尊心。以下讲几个故事：
1931年11月1日，吉鸿昌初到纽约港。跟踪监视的国民党特务曾经劝他脱帽，以示敬仰之意。鸿昌说：“这里有人住这么好的大楼，有人住贫民窟，我不喜欢它，也不脱帽！”
有一次，他要往国内寄衣物。美国邮局的某职员竟然说：“不知道中国”。一些洋奴劝他说：“你若说是日本人，便可受到礼遇。”吉鸿昌怒目斥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十足的洋奴，我却觉得中国人很光荣，很自豪！”回到旅馆后，他气得吃不下饭，就找了一块小木牌，写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每到外出参观都佩戴在胸前，在人群中昂首挺胸，显示出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吉鸿昌在底特律时，福特飞机制造厂的经理得知他是一位将军，就乘机兜揽生意，并且立即领他到仓库去看货。不料那些飞机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的旧式飞机，这位经理还一再说愿意贱价出售。鸿昌当以讽刺的口吻回答：“我劝你们还是将这些东西送进化铁炉里好了。”
吉鸿昌在参观福特汽车制造厂时，一个美国大资本家对他说：“我们美国汽车制造厂规模宏大，能够制造各式各样的汽车。中国只要多修筑公路，购买美国汽车是最经济的办法，比你们自设工厂要合算得多。何况你们没有技术，也自设不了工厂。”吉鸿昌轻蔑地一哂，说：
“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你们的汽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今天没有技术，明天就会有的，中国人又不是笨蛋，相信总会有一天也会有大工厂，会自己造汽车。”
1931年10月6日，吉鸿昌刚到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的时候，就有美联社记者来访问他。
记者问道：“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中国人此时声言要抗日，你们凭什么抗日？”
吉鸿昌愤然拍着胸脯答道：“我们有热血，我们有四万万人的热血。我国人民的愤激已经达到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
接着，他反问这个美国记者：“举世都知道是日本侵略中国，你们美联社为何造谣说中国人民要求日本出兵？”
记者答：“我们是写新闻的，新闻是忠实记录。”
吉鸿昌说：“你们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记者一时弄不清楚这个成语的真意，还当是句赞扬的话，连声道：“谢谢！”一时传为笑谈。
11月4日，吉鸿昌在纽约接见世界日报社记者。
记者问：“中国将来有何方法驱逐日兵出满洲？”
吉鸿昌答：“中国人民之热血，现在因抗日火焰之燃烧，已滚腾至沸点以上，将来一旦与日宣战，不难一举而征集数百万义勇军。我国有形之军器，虽较劣于日本，然就无形之军器，即所谓士气与民气而言，却优于日本百倍。师直为壮，曲为老。观于合众国之能战胜强英，则知我国之终必能胜日本也。”
讲毕，不容对方提出新的问题，吉鸿昌便指着对方的鼻子质问：“美国新闻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为什么偏袒日本？你们是不是受了日本政府的贿赂？”问得美国记者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11月9日，吉鸿昌乘船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之日，在古巴的华侨数千人于中华戏院隆重召开纪念会。吉鸿昌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日本侵略中国，早具决心，惜国人醉生梦死，埋首内战，致元气亏伤，援敌以隙，故今日之事，人民不负任何责任，亡国家者，少数军阀官僚耳。但人民须知，中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国，非少数军阀官僚之中国。国家亡，则就骨吸髓之人兽，腰缠万贯，拥有巨资，可远走高飞，过其资产阶级之亡国奴生活，而吾等平民，岂能出国门一步，国存受军阀官僚之剥削，国亡作帝国主义之牛马，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作人与作牛马，间不容发，望及早团结，用热血拥护祖国。”
吉鸿昌刚讲完话，数千侨胞一起高呼：“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当场就有十多位青年要求跟吉鸿昌回国抗日。当晚，吉鸿昌又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演。他因有感于侨胞救国的热情，痛恨国内军阀官僚，醉生梦死，丧权辱国，悲感交集，不禁泪如泉涌。列会侨胞，也都同声大哭，当即一致通过了“请政府即日对日宣战，旅古华侨愿牺牲生命财产援助，请国内各派牺牲私见，团结对外”及“誓死保全中国领土”等四项决议。
11月28日，吉鸿昌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吉鸿昌到欧洲后，就积极联系到苏联去参观，为此曾在德国等了半个月。由于国民党驻欧各使、领馆的阻挠，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未经蒋介石许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2月25日晨，船泊九龙，即乘渡轮往香港。吉鸿昌回首“港九割租之痛史”，写道：
“江山犹是，人民依然。而主权已非我有，未识何日方能重靓汉衣冠也。”
“吾人如再不发奋淬历，从建设事业着手，尚复有何面目高谈革命，吐骂帝国主义耶？”
2月28日下午2时，吉鸿昌乘船抵上海。这时，停泊吴淞 口外“排列整齐之日军舰十余艘，正集中炮火，向我吴淞炮台扫射”。吉鸿昌眼看“吴淞全市，尽成瓦砾。浦西建筑，亦多破毁。江湾迤西，火光熊熊，黑烟阵阵”，而国民党的军舰却“正深匿他国军舰尾后，韬光养晦”。吉鸿昌不禁悲愤填膺，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今日贼竟深入堂奥，刺刃我胸。我辈军人，能勿愧死？”
下船后，一个象新闻记者模样的青年走近他的身边，诚恳地对他说：“吉将军，光你一个人喊哑了嗓子也不顶事，要是和千百万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们而战！这力量可就大了。”吉鸿昌不禁被他吸引住了，他们进行了一些交谈。原来这个青年是奉中共党组织之命来接他的。
在《环球视察记》这本书的末尾，吉鸿昌压抑着满腔悲愤，写下乍返祖国时的感怀：
“及抵沪，承多友迎馆于一品香。偶询国事，知各派分道扬镳，明争暗斗，较前加厉。已是伤心！乃夜静更深，又只闻帕帕之麻将声！呀呀之清歌声，与闸北一带轰轰之炮声，遥相应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民族颓唐堕落，不图竟至于斯，当环游各国时，每闻见他人之长处，辄回忆及国人之短处。虽其刺激为间接的，已不胜其悲愤。乃走进国门，凡目所见，耳所闻者，竟无一非亡国灭种现象。且较去秋离沪时，有过之无不及，孤灯明镜，偕影晤坐，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吾书至此，吾手已栗，吾喉已梗，吾泪竟不禁夺眶而出。吾不得己，即于此结束吾之游记。呜呼！是岂余等出国时所料及哉？是又岂余等返国时所及料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