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所带领的部队，都佩戴着白底红边的圆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平时，他身体力行，诚励部队。他率领的部队，在西北军中无论作战，军纪，俭朴耐劳都是很过硬的。他时常说：我从军时，就抱定为民造福的初衷，况且我本是穷棒子出身，自己队伍的所做所为，不能让父老们唾骂。许多官兵在他的影响下，都严格地要求自己，有些不老实的，也慑于他威严的军纪，不敢胡作非为了。
在民间中流传着许多值得颂扬的故事。
1922年，吉鸿昌所部移驻河南。在农民们进行夏收的季节，一天，狂风骤起，眼看就是一场倾盆大雨。这时吉鸿昌还在城里，他立即骑上快马，直奔农村部队驻地，命令全体官兵帮助农民抢收，并把抢收的麦子送到老乡家，等暴风雨来时已收割完了。他还命令部队把牲口借给老乡耕地，叫士兵帮助劳力缺乏的农户代耕。老乡们送马草给部队作为酬谢时，官兵们不肯收，说道：“我们是吉鸿昌的部队，他不许要老乡的报酬。要是我们违犯了，还得受严重处罚哩！”
吉鸿昌在生活上力求俭省，平时爱吃面条，只要有点酱油、醋和几个干辣椒就行了。由于他亲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他立志要为贫苦子弟办所学校。1922年，他带着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银元回到一别近十年的家乡吕潭镇。一路上他对同行的文书郝子固说：“要使中华民族这个睡狮猛醒，不受外国人欺负，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光靠咱们这些当兵的打仗不够，要有长远打算，这就是要贫穷子弟上学读书，过去自己没有机会上学，尝到没文化的苦。所以准备在家乡办学，免费招收贫苦子弟读书。”文书听后表示这些血汗钱用上也不够。他说：“事在人为嘛，由小到大！”
回到家乡后，他就着手办学。校舍设在原来的城隍庙。还说服了文书郝子固留下，当校长兼老师。第一年仅招了七个学生。后来采取半工半读、生产自救的办法办学，买了织袜子和毛巾的机器，组织学生劳动，解决了学生吃饭和买书问题，吸引了不少穷苦学生来校学习。鸿昌每次回家，都要看望师生。有一次，他给全校师生讲话说：
“国家虽贫穷落后，但我们决不自甘落后，要学好知识改变国家的面貌，要为国为民争气。”
到1929年，学生发展到1600名，教师百余名，其中有些是中共党员。
吉鸿昌嫉恶如仇，对自己的亲戚也不例外。他家乡有一名叫吉星南的堂侄，仗恃他的名望，在乡里横行霸道。此人为霸占一妇女，竟把她的丈夫及母亲害死。凶手吉星南被押在县里一年多也没有法办。吉鸿昌在家乡听到群众的反映后，他向乡亲们表示：“请父老们放心，我吉鸿昌从来不作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谁要想借我的名义欺压百姓，就是我的亲老子，我也决不宽容。”他还写信质问县长：“我当师长，他杀人家全家，你不问罪；如我当了军长、总司令，他不就要杀死人家全村、全县吗？”
接着，他亲自到县衙门提审杀人犯吉星南，立即宣判死刑，并把罪犯枪毙示众。这一行动大快人心，乡亲们莫不拍手称快。
在大青山以北通往呼和浩特市之间的蜈蚣坝，有一块当地群众为吉鸿昌立的修路纪念碑，还有鸿昌亲手在路旁石壁上写的“化险为夷”四个大字。原来这是吉鸿昌在1926年驻军缓远、兼任省警务处处长时，发现蜈蚣坝这一南北通道要塞地势险要，常常造成伤亡事故而自己出钱，带领士兵，并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打石放炮，用了几个月时间修成一条大路，车辆运行畅通。至今群众立的碑和鸿昌题字还矗立道旁和石壁上，成为人们凭吊吉鸿昌的地方。
在山东曹县一带至今流传着吉鸿昌亲毙战马的故事。1927年夏，鸿昌率部北伐经山东曹县时，他心爱的一匹战马脱缰，啃了老乡的庄稼，被老乡捉住送回。鸿昌当即向老乡赔偿道歉。第二天清晨，他在打麦场上集合队伍说：“行军打仗，不许损坏老乡的庄稼，这是我吉鸿昌定的纪律。现在我的战马犯了纪律，我对不起老乡，对不起弟兄们。”说完就拉出那匹战马，亲手枪杀了。
1928年夏末，吉鸿昌的部队驻甘肃天水地区。当年甘肃遭旱灾，饿殍遍地。他命令部队将省下的粮食做成米饭和粥分发给难民。他还背着干粮下乡访贫问苦，并用专车将一些孤儿送往河南老家，供养他们上学。
当时，他所接收的别的部队有违反纪律的现象。群众派代表向吉鸿昌反映他们抢掠钱财，打骂百姓，还有一个连长奸污民妇。当部队开至一个大沙滩时，命令部队打开背包进行检查，结果，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为整饬纪律，他命令将强奸民妇的连长及作恶的18人当即枪毙。他对大家说：“我们为救国救民而入伍，决不能容忍这些孬种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如不严惩，就对不起老乡们，更对不起自己的父老兄弟。今后谁再欺压老百姓，就是这样的下场。”由于部队纪律整顿好了，得到人民的信任，不到一个月，部队由一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
1929年夏，吉鸿昌率领11师奉命赴宁夏剿匪，收复了被土匪头子马仲英占据的宁夏城，后就任宁夏省主席和第10军军长职。他励精图治，决心为民兴利革弊，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座右铭并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公正纯洁，为做事而作官
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
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为除掉吏治黑暗，他组织了考察队分赴各县考察。宁夏是回民聚居的地方，他对回民的苦难生活十分同情。由于土匪马仲英造成的恐惧，省城的回民几乎逃跑一光。当吉鸿昌的部队进城后，有的回民就认为这一下该“见回不留”了。鸿昌得知上述情况后，就特别重视推行回汉合作的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道理。当他得知有一个警察枪杀了一个回民时，立即把这个警察予以正法，并发告示，保护和安抚回民。这样，回民才渐渐回城的回城，还乡的还乡，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随后，他又召集全省的回教阿訇开会，将大教主请到省城，优礼有嘉，馈赠丰厚。他还常常穿着回族衣帽到清真寺去，以示尊重回民，保护回教。他曾派人作大幅标语、宣传画张贴城乡，其中有一幅画是两个回汉人相对握手欢聚的大画悬挂在通衢大道上。他所主持印发的一本名叫《醒炮》小册子，里面写道：一些受骗回民“每每跟着少数有野心的人胡闹，乱抢乱杀，结果回汉两方面的民众，都不能讨便宜。死的成千上万，少数的反叛头目，总是死不着他，反而高官厚爵。”由于吉鸿昌真心实意地为回民谋利益，回民们感念他，亲昵地叫他“吉回回。”
吉鸿昌还决心开发西北，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他认定：开发广漠富饶的西北，实为中华民族解决生活问题的一条好出路。要“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而生产”。他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在部队成立了拂晓读书会，组织团以上军官参加学习，后又扩大到营以上军官。经过学习，一些家在中原、不安心在西北服役的官兵安下心来，愿为开发西北贡献力量。吉鸿昌立志开发西北的壮举，受到西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吉鸿昌常对妻子胡兰英（胡洪霞）说：“你多么幸运呵，生在一个小康之家，还能读书上学，可是咱们从甘肃、陕西到河南，所到之处，都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我扪心自问，于心何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这样落后，百姓这样贫穷，咱们也有责任啊！”
他还说：“我国地大物博，百姓勤劳勇敢，只要好好干，铲除了骑在百姓头上的贪官污吏，不愁不能富强起来，咱们得有点儿中国人的骨气，中国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