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一与减一的积累技巧
无论是古代两国两派之间的争霸，还是近代两国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都可以归纳为一种做法：不断地给对方减势，并不断地给自己加势。
让我们再拿前文叙述的战国时代的情况来说明好了。有着3分势力的秦国与各有着1分势力的燕、魏、韩、赵以及各有着2分势力的楚、齐相对抗，双方的力量对比是3：8。那么，秦国唯一的做法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削减对方的势力，使六国的联盟从8减到7再减到6，甚至再减到5，以便最后能够一口吃掉这个“猎物”。具体的办法是秦国先拉拢过来一个合纵国的国家，让自己增“1”而让对方减“1”；然后再拉拢过来第二个国家，让自己增2分而让对方失去2分。反之，六国的联盟也用同样的办法在对付秦国，它们的合纵过程就是一个“1”加“1”的聚势过程。它们希望用联合的优势打败这个庞然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战争与竞争，实际上都是一个“数字化”过程，让敌方的力量慢慢削弱，从高数走向低数；让自己的力量渐渐增强，从小数走向大数。
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起始的阶段如果需要打几仗，那么，战争的方法同样是如此：将敌对势力分化成几个小块（或者是通过运动战的办法调动敌方，在作战的区域里构成局部的优势），然后一块一块地吃掉敌方。这就像是小动物吞食大的动物那样，先撕裂猎物，再一口一口地吃。在吃“每一口”的时候，在“那一口”的位置上，都应当是我优敌弱。
这就需要调动敌人，分割敌人，同时，在调动中为自己聚势，一直到了那个局部的位置上，变成了我优敌劣时方可以采取行动，给予打击。或许，一场战争从发起到结束的时间是短暂的，而前面那个准备的阶段却比较漫长。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战争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时期是准备和冷战阶段：第二个时期是战争爆发阶段。
赤壁之战，真正到了火烧曹操战船的地步只用了很短暂的时间，较长的时间是双方的准备与相持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各方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纳为替对手做减法和为自己做加法。
曹操一方想为敌方做的减法之一，是争取孙权的投降或中立，使刘备失去外援，如果真能做到，那么就会像孙子所说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为此，当曹操将部队推进到了江陵，把他的陆水两军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绵延三百余里之后，下一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降东吴的孙权。
曹操对众将官说道：“今天刘备已经投奔江夏去了，那里离东吴最近，我恐怕他会联合东吴，你们说用什么办法可以破掉它？”谋士苟攸说道：“我们今天的兵威大振，可以派一个使臣到东吴去。请他与我们一起攻打刘备，抓获刘备之后，我们可以同东吴一起瓜分荆州这块地盘，以后就永结友好。孙权见到我们这样的阵势，很可能来向我们投降，即使不来投降，他能够保持中立也不错了。”
曹操认为言之有理，就派出了使臣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东吴，去说服孙权。
孙权的确拿到了曹操那封给他的信，这封信如此写道：“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
文辞虽短，但这封信包含的意思是多方面的：首先，我曹操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讨伐叛逆的；其次，我的手中有雄兵百万，上将千员，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再次，刘表的儿子刘琮已经投降了，这一带的老百姓也都归顺了我；最后，如果你愿意同我一起攻打刘备，那么事成之后我将会给你两个优惠条件，一是同分荆州的土地，二是永结友好（即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说实话，曹操的这封信与使臣的东吴之行差一点就大功告成了。因为面对曹操如此强大的实力，孙权手下的一般谋臣都主张投降，而孙权的心中也是十分惧怕，是战是降犹豫不决。如果孙权选择了投降，那么，这次的赤壁之战就不会发生了。光剩下一个刘备，手里只有一万多兵马，他如何与曹军对抗？不被碾成齑粉那才怪呢！
同样，诸葛亮出使东吴是想说服孙权对抗曹操，也就是想为刘备的营垒增分。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的，刘备与曹操的实力比只有0.15：8，如果有孙权相助，那才能够构成1.15：8，虽然力量还超不过曹操，但已经能使自己的实力大长了。
到了东吴孙权要同刘备一齐抗曹的决策确定下来，然后是曹孙两军在长江上的相持，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增减实力指数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
我们且不说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东风”是在作增强自己实力的努力，就说曹营的蒋干跑到周瑜的帐中来盗书，这封寓间的信到了曹操的手中之后，曹操把两员原为刘表手下的水军将领蔡瑁、张允杀掉了。这两人是曹操军中唯一懂得水战的将领，曹操从此就没有了训练水师的教官，也没有了懂得指挥水军作战的领头人了。这无疑在曹操的力量账簿上减去了几个数码。
按《三国志》记载的史实，这个“蒋干盗书”并没有发生在赤壁之战的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后一些的时候，既然《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情节安排在这里，那我们也按这个顺序来评说吧！
蒋干是周瑜的同窗学友，这次是奉了曹操之命来刺探情报的，周瑜便将计就计，弄了一封假的书信，放在帐内，故意装成酒醉，让蒋干把它偷走了。
这封信假冒是以蔡瑁、张允的名义写来的，信中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投降曹操，并非图什么官禄，而是迫于形势。现在我们已经让他们信任了我们，并把北军困于水寨之中了，只要一有可能，就可将曹操的首级拿下，献于麾下。到时便有信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覆。”
曹操看到信后，大怒：“二贼竟如此无礼啊！”他马上叫来了蔡瑁、张允两人，要他们立即进军。蒙在鼓里的这两个人都说还没有准备好，不能轻易进军，这下更激怒了曹操。曹操说道：“要是等你们训练好了，我的人头可能就被你们献给周郎了。”说毕，令人将这两个人推出去斩首了。
等到部下把这两个人的首级献上来时，曹操才突然想到可能是中了周瑜的计了，但人头落地不可能再安上，仗没有打，曹营就先折了两员水军大将。
这个计谋之所以能够得逞，一是因为蔡瑁与张允并不是曹操营垒中始终跟着曹操的亲信，而是降将；二是因为这两人品性不好，曹操对他们本来就不信任，只是因为要训练水军才勉强使用他们的，所以一怒之下就下了狠招。
本来在刘表的辖下，有马军五万人，步军十五万人，水军八万人，船只七千余艘，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刘琮投降，一下子使曹操增势不小。但由于杀掉了蔡瑁与张允，不仅没有了水军头领，也使原来蔡瑁、张允的手下想到曹操的反复无常就心惊肉跳。再加上曹操杀掉了刘琮和蔡夫人，更觉得投降了曹操并没有好下场，因此军心涣散，丧失了战斗力。我们无法估计这让曹操的实力锐减了多少，起码可以说是减少了不少个“数”，尤其是水军的力量，而这场战争，主要是靠水军来打的。蔡瑁、张允的被杀与水军力量的损失（包括没有训练好），是这次赤壁之战曹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等待着那个阶段的来临
我们知道，一年四季中，冬至是寒冷与阴气的极点，现在假定用最高的六个阴来代表；夏至是炎热与阳气的极点，用六个阳来表示；而春分则是三阴与三阳；秋分也是三阴与三阳。当然这两个点有其相似之处，也有其不同的地方。同是三阴、三阳，春分是处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过程中，而秋分是处于阴气上升、阳气下降的过程中。
做完了这个假设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数字化的过程来描述一年四季的变化了。
现在假设从这一年的冬至走到下一年的冬至，即地球绕着太阳走一圈，也就是一年的全过程。那就是阳气从全无（实际上不能说全无，还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一天开始成长，长到了三个阳（到了春分），再长到六个阳（夏至），然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阴气从夏至那天的零长到了三，就到达秋分这一天，当地球再转到冬至这一天时，阳气就完全降到了零，阴气就成了六的数字了。
宇宙中的许多事物，一些集团与党派甚至包括我们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代替了另一个方面而占据了统治地位；然后对立面又成长起来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再进行第二次否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一个运转过程。
我们说，当一个新生事物只有“l”，而旧事物却有着“6”的力量时，它们之间的斗争，是新生事物不断躲避旧事物的攻击，或是进行有限的抗争，新生事物的最重要任务是宣传自己，成长自己，以便“快快长大”。在这样的过程中，只有局部的斗争（或战争）发生，但绝不能进行决定命运的大决战。大决战必须是新生事物的力量成长到与旧事物力量相当的时候才能进行。再拿上面的四季打比方，大决战只能在春分与秋分这两个时段才能进行，而绝不能在冬至或夏至。
刘备与曹操的力量比，在赤壁之战之前，就是如此。刘备是弱小的“新生力量”；曹操是强大的“旧势力”，刘备与曹操相比，简直是寒星对皓月，不在一个层次上。
所以，从弱小到能够与强大的势力决战，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一个准备的过程，也是团结力量的过程，即把自己1的力量努力添加到2、3、4、5、6的过程。
刘备联合了孙权，是力量的一次递增；周瑜用离间计杀掉了敌营中的蔡瑁、张允，也是一次力量的递增；在长江上进行一次摸底性战斗，稍稍挫了一下曹操的锐气，也是一次力量的递增；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东风”，同样是力量的递增。这样，在两军对峙到大战爆发之前的整个过程中，孙、刘两家的力量在不断增加，曹操的力量在不断削弱，一旦周瑜与诸葛亮认为这个仗“可以打了”，那其实就是估量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与对手平起平坐，可以同对手较量的时候了。
自然，我们这里所指的力量的对比，不仅仅是指军队的数量，还指军队的士气、战术水平、装备、粮草的准备等多方面的因素，还有就是能否借某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待后再讲）。当这种综合实力到达了相对强于对手，或者可以一拼的程度，决战就爆发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周瑜把其他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即通过连环计，让曹操的船都锁上了铁索，如果遇到了火攻，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只需要一场东南风吹起，大事便可以做成，火烧曹营水军的预期目标就可以实现，孙、刘联盟就能够打败曹操。
或许，在这个时候，有读者会提出来，即使孙权与刘备再增势，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军力增加到与曹操平起平坐的程度，人员的数量还是相差很大，现在曹操有八十三万人马，孙权才只有十万，刘备或许只有一万五千余人，这怎么能够说是力量相当而定能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呢？
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偏差。
赤壁之战，虽然说是一次决战，但不是与曹操的全局性的大决战，而是一次在长江岸边上的局部性决战。这个局部性决战，只要在相对的实力上达到了与曹操相当的程度（或者超过曹军）就可以进行了。
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曹操在全国虽然能够动员起百万大军，但这次带来的也就是四十多万人（曹操起兵时有五十万人，被诸葛亮的博望、新野两场大火烧掉了七八万人），然后就是吸收了刘表的力量，号称八十三万人。但是我们知道，曹操的北方兵马，没有水军，他的水军，基本上是刘表的水军，所以史学家估计，曹操部署在长江边上的军队（水军和步军），其实只有七八万人，而周瑜所带的军队，约有五万入，加上刘备的军队，大约是六万人。虽然曹军还是占据了优势，其实实力相差也不大，这是因为周瑜的军队是训练有素的长期在江上作战的士兵，而曹操的军队则主要是投降得来的水军，士气不如周瑜的军队，这是可以预见的。假如我们把士兵数量与士气相加的综合指数算做“实力指数”，那么，在长江边上敌对双方的实力指数已基本相等。而在周瑜增势、曹操减势的过程中，这个局部地区的两军的实力指数，已是孙、刘略大于曹操了。
让我们再来举一个解放战争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