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亲密朋友。新、马华文作家在发扬中华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一直为中国文学同仁所倾慕。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文学知心。文学没有国界，何况我们之间还是同文同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把中国文学和新、马华文文学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加上各方面的条件的改善，我们之间机会和可能是无限的。在这里，我衷心祝贺中国文学和新、马华文文学的友谊与日俱增，也衷心祝福新、马华文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1997年5月28日5月30日新加坡--吉隆坡
调整我们的学术理念--在香港岑南学院的一次学术谈话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或是澳门地区，更不用说在大陆，都把那个地区现代文学的发端溯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这种超越时间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了那场文学革命的恒久魅力。我们之所以格外重视这样的认同感，基于中国本世纪以来的艰难时势造成的事实，即，先是由于国势衰弱导致的国土割裂，后是由于政治地图的划分而延续了那种事实。时间的阻隔造成了民族的悲剧，也造成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的遗憾。
长久的隔膜使误解成为常态，而理解和共识则成了奢侈。不久前，一份台湾地区刊物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阿Q正传》，并以实地采访的方式访问了各界人士是否知道鲁迅其人。受采访的大多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但不少人回答说“不知道”，也有说“听说过有这个人”的。至于生活在大陆的人对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文化事业的少知或无知，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长久的敌意和拒绝往来造成了沟通的断绝，因为互不理解当然也谈不上研究对方。都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各个学术部类的研究却都是破碎的和割裂的。进入50年代之后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大陆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各地描述自身，于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展现全景。以现代文学的批评研究而言，大都未能把对方纳入研究视野。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只是“半部”而不是“全部”。
近年来人员和资料的有限沟通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也许文学最能拨动久经对峙渴望温馨与重聚的心情，它成为了民族和解的先行。当文学以情感的方式在台湾海峡架起桥梁，我们眼前便浮现出一种新的构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和解之前，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提供“大中国”的概念和学术视野。当然最令我们关注的是涉及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领域，一种全景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及理论批评的整合，己经具备了条件和基础。
当我们在长久的隔离之后了解对方，顿时发现那造成民族遗憾的一切却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动人的一幕；历来都是大一统的中国文化因时空的间隔而在各自的地域中养成了各自的性格。这种一个文化传统中的互异性提供了互补的可能。如下的现象令我们极受鼓舞：当我们发现由于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局限而造成自身的缺憾时，我们过去所不知的对方恰好消弭了这个缺憾。我们的构想因受到上述现象的启悟而诞生：在大中国的视野内对文化和文学研究加以整合的结果，将弥补各自的不足，呈现出来的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完整和丰富。
以新诗为例，大陆的新诗因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一种单一的规范。五四初期形成的多种诗艺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那部分诗歌现象基本断流。这使新诗在这个广大地域内形成某种匮缺。但若是换上一种视角，我们的遗憾便会在整体的中国文化观念中得到补偿。当我们以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现象作全景的考察，便发现当大陆现代诗“断流”的时候，在台湾地区却是地表上的激涌。台湾地区50年代兴起的以纪弦为核心的现代诗运动，恰好成了中国诗运并不匮乏的说明。
我们从这种“大中国”的文化整合中得到好处，远不止于上述那种弥补性的充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间隔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于间隔的省思，使我们获得极大的精神营养。近年来大陆某些论者基于维护自身的观念，以台湾地区现代派的“回归传统”（假定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为例，认为在彼地彼时尚且“行不通”的东西，而这里的人反而趋之若鹜，是未曾接受教训之故。事情若从另一种角度审察，便可得出另一种判断。这就是正是由于台湾地区诗界在一个时间内面向西方和现代主义诗歌，他们从中得到了异质的经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并有效地建立了开放的中国诗歌观念，可以说，要是没有那个阶段的“向外看”，也就不会有今天台湾地区诗歌的成熟。这恰好为大陆的诗歌的缺陷提供了正面的而非负面的经验。
要是从这样的点滴经验出发进行清理与积累，事实将提供给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及理论批评以诸多的精神财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全面的、整体的脉络的梳理，从中总结出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荣衰、消长、优劣、得失的鉴别，我们便能清理时间、观念形态，以及心理情趣所造成的偏见从而达成共识。
民族的分割造成的灾难历史已有证实，但从一定侧面上看，拉开距离之后，一些历史事实由于时过境迁，也易于排除当时的情感因素采取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因而也可能是更为全面的判断。例如对“新月派”以及梁实秋的文学主张的看法，对胡适以及陈西滢等的批判的看法等，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人文环境的变化，当年沉重的话题自然会变得更为淡漠超脱。这种改变无疑会给文学的批评建设带来好处。
中国文化的深厚浑重在大陆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大陆丰富的文化积存、雄厚的人力、开阔的视野，以及随着社会演变而剧烈震荡的历史事实提供的启示，无疑将给另一些地区的研究以助益。革命改变了甚至消失了的诸多现象，而在另外的环境，人们将发现那里有可贵的存留。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环境生长着的不同观念，这种歧异拥有的积极意义远较消极意义要多。二者的整合将使整整几代人受益菲浅，它至少会给那种自认为权威的定于一尊的思维定势以质疑。一种宽宏的、开放的、兼容的文化思维将从这种整合中逐步确定。
近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生机，也带来困惑。它无疑启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心智，并给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了新的、现代的精神。它导引中国文化走出古典主义的桎梏而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但几乎从严复和林琴南那一代人开始，我们就没有处理好东、西学冲撞所带来的矛盾，香港地区自沦为殖民地之后成为重要的国际城市，世界性的商务、文化交流使它在长时期保持了中西文化共处的事实。在那个地区，与世界诸种文化的交往和关联，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不再具有像内地那样“大惊小怪”的轻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以及台湾地区文化建设中的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处理的经验，将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展开新局面。
在文学艺术的很多领域，例如流行音乐、电视、电影在近年来的交流，使交流的各方都受到好处。前些年台湾地区校园歌曲在大陆的流传，对大陆音乐走向民众的通俗化产生了好影响。而近十年大陆的文学作品以及大批辞书辞典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出版，对增加该地区的文化建设的厚重感也大有好处。大陆作家如阿城等在台、港一带知名度很高，他们已为文学的“大中国建设”做出贡献。作家、艺术家之间的来往有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他们是艺术使者，他们的功绩在文学艺术技艺的相互交流中而彼此丰富。先于政治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会给中国整体的文化建设以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在这种整合中建立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新秩序。那种按政治阶段或是以行政观念分割的学术史、艺术史将成为过时之作。人们将在历史给予的机缘中，调整自己的观念和心态，以更为超脱的、宽容的、同时也更开放的姿态，改造长期形成的偏狭，并重构我们的学术秩序。
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
闻一多先生遇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但他的牺牲给我的心灵以震撼。我来不及理解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说，也来不及理解他的丰富伟美的人生。但我能够理解他对邪恶和强权的抗争，因为我和他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片大地上，共同体验着濒临绝望的感受。他的那篇最后的讲演，是一篇向着黑暗宣战的檄文。闻一多的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少年的心。在我有限的知识中，知道岳飞，知道文天祥，知道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为国家、为民众、为自己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赴死的英烈，我认定闻一多就是他们中毫无愧色的一位。
那时闻一多先生给予我的启发还不是诗和学术，而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精神--他认定了一个真理，明知前面是火海刀山，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把鲜血洒在了昆明街头。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庄严的和崇高的。后来我年龄渐长，懂得东西也多了，才知道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闻一多，才知道他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海洋般的渊博。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至多不过百年。但人为着未来的创造却要付出大约人生全过程的1/3的时间做准备，这就是学识与经验的积累和训练。待得拥有创造的可能时，人生的极限也快要到了，这是作为人谁也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闻一多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他把生命精练化了，他的勤奋和智慧，使他在刚及中年时，便在所涉及的领域都造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而且都体现为到达极限的状态。更为让人惊奇的是，他涉及的范围竟是那样地广泛！
最早出现的是诗人的形象。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创造了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的新诗创作的经典性的作品。他的建设性的新诗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新月派”的创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特别是建立新诗格律的理论的提出，至今也仍然是未曾过时的理论命题。数十年后的今天，在回望中国文学百年的各种评选中，《死水》始终列名为数不多的得分最多的佳作的行列，这是历史对于闻一多贡献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