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歙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时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也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又何必苛求于文学？况且，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示的精神劳作。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用于政治。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本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天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它。当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缺，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大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对比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这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祈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
又到了一个世纪的尾声。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如今活着的几代人大都还活着。但现今活着的我们都在慢慢地送走这个世纪的最后几抹斜阳。历史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这整整一百年，我们因而显得壮丽而悲凉。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一百年本来就是短暂而匆忙的，但自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灾难和忧患似乎没完没了，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它的“漫长”。因而，关于它的思考显得异常沉重。
本世纪开始的那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清议报》八十二期）。这篇文章以富有远见的预示，代表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梁启超指出中国应当把握这个世纪的战略思想：中国有机会结束数千年停滞的封建社会向着开放的现代社会过渡。他认为当时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是俄国和中国。中国由于“19世纪狂飙飞沙的袭击和驱使”，“祖宗遗传深顽厚甸之根据地”已逐渐陷落，正是充满痛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弃旧图新的改革时代。他形象地比喻当日的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话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热切呼唤“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20世纪即将过去。中国这只争取新世纪的崛起的航船，至今没有驶向大海。（也许驶过，但自然和人为的恶浪颠簸了一阵，总是又驶了回来。）蔚蓝色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一个美丽的梦幻。中国和中国的知识者并非没有识见，然而我们得到的却只是面对这发表将近一百年的《过渡时代论》而生发无尽怅惘。
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远见卓识。自文章发表之后，至少有辛亥革命宣告的清王朝的灭亡以及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样一些大事件发生。但时代无疑把失望留给了中国。中国这只垂老而犹思奋起的雄狮，几经颠扑依然未能猛迅呼啸于山林。而我们的同行者同样是古旧帝国的俄罗斯，以及具有同样文化渊源同时又有同样封建重负的日本，在本世纪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则似是一只在急浪中打旋的舟船，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挫折、受辱和折磨，终于又回到原先的出发地--20世纪末，中国再次展示自己驶向海洋的欲望。
近百年中国国运不振，有深远的世界和中国自身环境的原因。但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痼疾不能不引起深重的反思。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为挽救社会的衰颓进行了悲壮的抗争。从严复关于西方启蒙学说的译介到谭嗣同的流血讲演；从胡适艰难的文化反抗到鲁迅全力进行的国民性批判；70年代以迄于今的大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再鼓涌，以及台湾地区从柏杨的“酱缸文化”到龙应台愤怒的旋风……它们构成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画卷。这画卷是中国数代知识分子以血泪为黑彩所绘成。
当然，与它相映衬的还有另一幅历史长卷：它展现中国民众为抗拒奴役和入侵以及为自身的分裂和困扰进行的正义的以及说不出其意义和价值的硝烟迷漫的画面。流血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令全世界惊愕的“文革”大骚动。在最近这场骚动中，数亿人如同其大无比的疯狂的蜂群，进行了无休止的吞噬和绞杀、阴谋和暗算，终于到了谁也无力支持的力竭而告终。
两幅百年画卷令人悚然心惊。百年来有识之士挣扎以至捐生而徒劳，它未能挽救中国的艰危。
我们这些与20世纪中国共过苦难的人，我们无疑将永远和这块土地亲近。我们的心情如一位诗人著名的诗句所写的那样--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该社会对于知识者的尊重成正比。虐待和凌辱知识分子的现实，不仅为这个社会打上愚昧和野蛮的金印，而且恶劣的人文环境使这些原可为社会精英者的个性和人格萎缩以至变异。他们在无数次的思想劫难中面对伤害而无力自卫，于是筑起心狱。他们在这里经受着比环境和他人的暴虐更为残酷的自辱、自戕至自萎。
也许现今的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都要不幸，他们以伤痕累累的身心而要面对百倍、万倍于前辈的艰难困苦：十年的人为浩劫、数十年的社会异变、百年的战乱，文化的沦丧、文明的堕落，爆炸的人口、失调的供求、沉重的社会病……他们在无尽的期待和奋斗之中。一百年后重返中国的“过渡时代”。
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大震撼。痛苦之后是失语，失语之后是缄默。新时期的文学狂欢节的谢幕，宣告激情时代的终结。伴随着90年代而来的是建立在冷静反思基础上的静悄悄的调整。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一种强加，而这次却是自觉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调整，没有号召，也不倚赖那种无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传的喧嚣。
当然，商业狂潮的袭击干扰了这种平静。但商业性的影响显然被宣传夸大了。我知道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仍然坚持在寂寞和清贫的一角，他们“临渊而不羡鱼”。从根本上看，文学的蠢动是反常的。文学之引起轰动，多半是由于文学做了别的什么，而文学的常态则是受到社会中心的冷淡。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战争，甚至一个女星的隐私，都可以造成轰动，而文学基本上不能也不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调节，从久远看是一种滋润，而总与急功近利无缘。因而文学的天命则是自甘寂寞。
这是一个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刺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忧时之作。上一个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力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去了？
在中国，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太多，而且，他们要么飘泊和流浪他乡，要么隐居避世，一些应当是雄姿英发的盛年才俊，却是从心理上和艺术上充满了“老态”，他们的颓唐甚至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感到吃惊。
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词装饰之下的庸俗和浅薄。相声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的机智和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对相声艺术和相声大师充满了敬意。目下相声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让人感到了这一艺术的可怕的沦落，但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风气都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蔓延，许多的节目主持人，许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染上了这种“相声气”。有一个夜晚，其实是所有的夜晚，你打开电视机，随处可见小市民情趣的废话和无聊的泛滥。还有所谓的戏剧小品，从南到北的几个“幽默大师”的逗乐、喜剧不是喜剧，丑角不是丑角，把中国人的麻木和痴呆再现得活灵活现，在他们的演出中，鲁迅痛苦的鞭答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
还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确无误的复古空气，从娱乐式的祭孔表演到建《金瓶梅》中的狮子楼，到西门庆的家宴菜谱。所谓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随地可见的御酒、仿膳、宫廷秘方，使我们周围充满了腐朽颓废的空气。这一切窒息着我们，无情扼杀着世纪末残留的哪怕一点点生机！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进思想，以为中国现今的弊端与那个激进思潮有关。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激烈态度有片面性，但也许其中就蕴含了他们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发问：面对这一浪高似一浪的颓废和妥协，我们对于不断制造出来的古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较之那些浅薄平庸的“全面性”，那充满崇高精神的愤世嫉俗的激烈，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人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到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的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却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的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却奇妙地服从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
新世纪的钟声正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我们已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近百年我们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我们依然是世纪的落伍者。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我们，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迷漫硝烟惊破了强盗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蹂躏和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愚钝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意识催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做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英的使命感的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功绩。
艰难的时世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想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