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为小说能够救中国。“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最激进的一些人又认为小说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亡党亡国。这都是文学梦幻的产物。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文学神化了，真以为文学是使中国起死回生的还魂丹。当他们把建国兴邦和强世新民的希望投向文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把文艺当做文艺，而是当做一种工具。他们注意到了文学的特异功能，却没有注意到文学的特异本质。
事实上，艺术和文学本身的品质和规律一开始就受到了忽视。在中国社会中，为人生与为艺术、写实与想象、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受到重视的只是前者，占领主流位置的也只是前者。艺术的创新和变革只能在社会政治的夹缝中寻找机会。
近世以来的文学救亡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思想，“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在根源上就已联合。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中国文学的这种根本习惯便自然抬头。新文学与旧文学在这点上具有同一性。社会的变动时机，从正面讲，是要求文学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从负面讲，便是要求文学承担造成危局的责任。这就是文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命运。
中国文学的历史倾斜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自身，在它的根本性质之中，而基本上不是他人的强加。于是，中国新文学一方面在不断地建设，另一方面又因时势的迫使在不断自毁。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到极端主义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外力的强加，另一方面则是自身与社会进行调节的结果。反传统的新文学总是在历史的转型期或被迫迎合或自觉配合了非文学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情结--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文学不时要为社会而放弃独立和自由。当文学作这种放弃时，它充满了神圣感。因而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大分裂，实际上潜藏着彼此合流的深层危机。
当文学充当社会改造先锋角色的时候，它同时又在扮演扼杀异端扶植因循守旧势力的同犯角色。文学是两面人，这种两面性质，从它孕育于母体时便有了遗传的基因。文学革命源起于对文言文的怀疑和对白话文的提倡，而这种对运载工具改变的兴趣，则源于对文学改变国运的兴趣。文学革命最初就是受到社会革命的诱引；对社会进步和改造国家命运的激情，是这一文学革命运动的导引和诱因。这场文学和艺术革命运动和文化振兴运动的一部分是社会改造运动的衍生物。我们对于文学革命本质的探源，可以毫不困难地追溯到社会维新、时代使命这一百年以来的古旧命题上面。
但是由于这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实践者，都是中国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培育的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积重与西方现代文明精髓，有超乎一般中国人的认知。他们对科学民主以及普遍的个人主义的觉悟，对现代人道精神的把握，使他们能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最有力和最热情的推动者。所以我们对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另一品质的探索，也使我们毫不困难地寻觅到它所具有的当时几乎与西方同步发展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实质，它所开辟的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先进的现代品格不容置疑。
中国新文学就是这样既拥有与中国传统文学认同的品质，又具有与世界现代文学趋势同向的品质。两股血流在它的脉管里奔涌，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矛盾重重的尴尬处境。它的全部历史几乎就是在社会功能与艺术更新之间游移的历史。但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特殊处境，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制衡力量则是前者。当文学负载的社会使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达成一种和谐的共振，这种结合而成的文学形势便成为主流形态。
当上述这种形态与行政的权力结合起来，它可以在某一时期形成非常暴戾的阻碍文学自由品格与作家个性的力量。但从基本上看，中国文学的两种血流在历史组成中往往是互隐互现地存在。当前一种形态引起普遍的冲动乃至骚动时，并不意味着后一种形态的消失，后者只是成为一种潜流在缓缓地涌动。
一旦社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行政的强劲性弱化时，那种潜流便会涌上地表，它所体现的顽强和韧性也是相当可怕的。中国40年代的内忧外患不能说不严重，40年代文学面临的局面也不能说不严峻，但文学在桂林、昆明、重庆、上海和香港所拥有的活泼和灵动的自由品格也十分显着。新诗方面，胡风领导的自由诗运动尽管有鲜明的时代社会投影，但他们的无拘束状态让人自然地把他们和“五四”初期的新诗运动的品质相联系。甚至就是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内在关联。在大后方的昆明，那时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现代诗运动与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所保持的联系，使我们几乎怀疑于昆明那偏僻的一隅如何拥有了那么强大的现代信息。这情景在70年代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文化暗夜生出的“今天派”现代诗运动对于“文革文化”禁锢的反弹，就是更加明显的例证。那一切的艺术叛逆，都是生长在文化管制和文化扼杀的最深处。
十、纠正失衡的代价
历史倾斜造成的失衡状态，在中国文学的某一时期甚至表现出让人极为震惊的后果。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到这种滑动是从多元到二元再到一元格局的倒退。文学的倡导因文学之外的强加和指令，使之鲜明和迅速地意识形态化。一种“最好”、“最纯”的文学（其实是“最革命”的文学）的信念是几十年间的倒退所造就的。有时讲的是创作方法，有时讲的是创作思想，有时指的是文学的整体。提倡单一，在强加的状态中指的是唯一。
当时流行的“百家”，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在这个环境中提倡的百家，其实是一家对另一家的战胜和取代。在这一个时期，文艺上也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从最好的文艺到唯一的文艺，再到“样板”文艺，这种历史性的滑行是自然而然的。当文艺出现“样板”形态，并且以这种形态去要求所有的文艺时，我们面对这种空前的、高纯度的、极一致的文学范式，吃惊于数十年前文学革命先驱者的文学理想何以会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再回顾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的倡导者们，尽管他们的主张是那样的极端，而我们又不能不同样吃惊于他们的理想居然变成了现实。新文学的船帆在这种极端化的几个样板模式中降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天旋地转般的崩塌。
依附于社会政治的文学，由于环境的改变、气氛的改善，终于宣告了噩梦的结束。于是开始了又一次反弹。这一次反弹也不是纯粹文学的，而是以政治控诉为开端，以充满怀旧激情的传统文学锲入现实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呼唤为实际内容。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揭批四人帮，歌颂老革命”，其内涵是充分政治化的。再晚一些，有对“说真话”的呼吁，其精神也是泛艺术或准艺术的。这样又开始了类似“五四”时期问题文学那样的循环：《我应该怎么办》、《爱情的位置》，再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这文学废墟之上的运行，一切都如20世纪20年代我们的前辈所经历过的那样，令人感到既亲切又有彻骨的悲凉。
所幸中国新文学有着巨大的潜在生命力，艺术的暗中郁积运行以及时机成熟的喷发，造成了火山爆发般的震撼。进入80年代，新文学的格局又开始一次新的逆反。首先是改变一元统治的局面，由文艺批判运动和新诗潮的出现构成了短暂的二元对峙局面。80年代中国，又是以诗的巨变为契机，终于彻底冲毁了以提倡单一为标志的文学极权主义。
这是又一个自由的时代。尽管旧的力量总在伺机反击。十余年间风风雨雨，文艺的局势异常不安定，但中国文学在大禁锢和大迫害以后的大解放，却表现了极为顽强的反抗性。一切的权威在这种冲击面前失却了权威性。文学也失去了它的英雄和偶像，无权威和无英雄的文学时代呈现出一派无序的脉动。
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仿佛比“五四”前辈有更多的忧患和更强的危机感，他们的激情有时表现出焦灼和狂躁。短短的时间里，真正地展现出他的前辈所预期的，但来不及实现的“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百年”的梦想。文学趁着社会开放的机缘急速前进，不仅恢复“五四”人的文学传统，而且弥补了现代主义的未完成的形态，直奔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中国文学在十余年间的进展，举世为之瞩目，由此也带来某些轻飘或浮躁的缺陷。历史进程中，文学所受的挫折太多，为追回这种损失，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知识界几乎又重复了19世纪末那些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的苦难历程，此时的中国已不再是百年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国门的开放、信息的流通使中国人不像过去那样对地球其他地方存在无知和隔膜。
于是，当20世纪黄昏降临的时节，百年的忧患使中国人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索漠。因为心境悲凉，于是奋求更为急切。急切之间对于艺术新潮的趋向呈现着某种追求时髦的轻狂。这种有些失重的追求，显然与中国传统的深厚极不适应。
历史已经不再滑行，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逆转。这一个逆转使中国一下子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文学的一切迹象是否只是一次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回光？也许它并不代表一种真实心愿，而真的是回光。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期待大悲痛之后的大转折。这个转折是否就是西西弗斯那样无休止的循环？也许不幸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文学的大悲痛。
我们当然不希望历史如此的无情，死亡也许意味着新生。在新的世纪，中国人有理由相信，历史上有过一次真正的凤凰涅盘。真诚祈望写出如下诗句的诗人的理想是并不幼稚也不虚幻的--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折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