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到了曹氏归义军后期，或者说到了整个归义军历史的后期，达到鼎盛的敦煌文学突然开始衰落。当时的敦煌地区，一岛孤悬，四面楚歌，内部也很不安定，特别是沙州回鹘势力日强，起而与以汉人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打破了敦煌地区从置郡时候起形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居民构成格局。这个时期开始以前的敦煌文学作品虽有保存和流传，而这个时期的写本很少，创作更是不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作品。不过，曹氏归义军后期的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对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总体看法。总体说来，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在整个敦煌文学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作者队伍空前壮大，作品数量巨增，敦煌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基本上出自这个时期，敦煌文学的通俗化历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特别是敦煌地区本土作家的成批出现、本土作品的大量创作和流传、文学样式的多样化和文学活动的群众化以及敦煌文学通俗化历程的终于完成，构成为这个时期敦煌文学的突出特点，标志着敦煌文学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到达了成熟时期。
然而，和整个敦煌文化一样，在这个时期末尾出现衰落的敦煌文学，到了沙州回鹘、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不仅未能得到恢复重振，而且还相反地进一步衰落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敦煌地区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期中一篇文学作品和一点文学活动也没有。不过，总的说来，作品数量既少，水平也不高，而且还明显地渐渐离开了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的敦煌文学总体格局。到了元末，随着整个敦煌文化历史的终结，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和移植，更是走到了尽头。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完全终止了。
延续千年之久的敦煌文学所使用的文体，是由少而多、逐渐发展和丰富的。在东晋十六国刚刚正式形成的时候，敦煌文学所使用的文体还是很有限的，从现存当时的文学作品来看，当时所使用的文体主要的不过是诗、赋以及少数几种应用文体如书、疏、题记之类。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进入唐代以后才有较大变化。尤其是词和《十二时》、《五更转》、《十二月》等俚曲小调式文体，在唐前期的敦煌地区流行和使用已十分普遍，创作和从中原腹地以及域外传人了不少这些本属民间文体的文学作品，如P.3128《感皇恩》二首、P.3141《五更转》和《十二时》、S.6208《十二月小曲》等。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中原腹地已很流行的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因吐蕃统治者请求唐朝政府派俗讲僧到河西讲经而传人敦煌地区。到了归义军时期，此前中国文学的各种雅、俗体式在敦煌文学中大体上都有，其中讲唱故事类文学形式在敦煌地区更是特别盛行，不仅中原腹地不少这类体式的文学作品被广泛讲唱，而且敦煌地区还运用这类文学形式创作了不少作品，有名的P.2962《张议潮变文》和P.3451《张淮深变文》就是敦煌地区本土创作的讲唱故事式作品的典型代表；歌辞类文学形式也很受欢迎，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此类作品基本上都是产生和传抄于这个时期的。
敦煌文学所使用的文体，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0来种。过去，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之进行过分类工作，但他们的分类往往不够确当。前些年，笔者和全国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在周绍良先生指导下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两书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形式角度考虑，敦煌文学可以区分为六类，每一类中又包括有若干个文体。这六类是：
(一)说唱类严格地说，这一类应当称为讲唱故事类或说唱故事类。此类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它发源于古代的民间故事讲说以及类如荀子的《成相篇》一类的民间文学形式，同时也吸收了古印度次大陆佛教讲经一类的某些特点。在中原腹地，到了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和中唐时期，此类文学形式作品的创作和说唱已很普遍和成熟。在归义军时期，特别是归义军中期，敦煌地区的说唱类文学特别兴盛。此类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说唱艺术的底本，主要通过讲经、说因缘、转变、说话等方式和接受对象见面，其共同特点是适合讲唱。由于或者要说、或者要唱、或者要又说又唱，表现到书面上，便不仅是或散、或韵、或散韵结合，有些作品还留有说唱时所用曲调的痕迹，而且这类作品语言也通俗易懂，适合普通社会观听。应当归入此类的敦煌文学文体有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如S.6551X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因缘(附因缘记)(如P.3048等卷《丑女缘起》)、变文(如P.4520《降魔变文》)、话本(如S.2073《庐山远公话》)、词文(如P.3693《季布骂阵词文》)、诗话(如P.5019《孟姜女故事》)和故事赋(如P.2653等卷的《韩朋赋》)等。近几年，有专家学者指出论议文学作品如P.2718等卷的《茶酒论》也应属于此类，颇有道理。
在整个敦煌文学中，说唱类是最有特色、最为重要的一类。这类作品之被发现，使人们看到了唐、五代、宋初中国文学中当日十分发达而后来却竟然鲜为人知或者竟被遗忘的一类作品。因而，这一大类的文学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变文”概念、变文起源等等一向受到敦煌文学研究界的髙度重视。
(二)歌辞类这是合乐歌唱的一类作品，属于所谓音乐文学范围。其中，有的作品既合乐歌唱，又合舞演出，所以又可以称之为乐舞文学。在先唐的长期历史上，我国本来就有诸如汉代乐府这样的音乐文学传统，其作品既有民间创作的，也有文人仿效民间形式创作的。到了唐、五代、宋初，一则前代民间音乐文学创作继续存在，二则燕乐盛行一时，三则佛曲大量传人，歌辞类文学创作也就盛行起来。这类作品以声定文，由乐定辞；多为长短句形式，且格式有定并有调名。在敦煌文学中，这一大类作品的数量很大。根据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所辑载，即多达1300多首。这些作品基本上产生和流行于唐、五代、宋初。多为民间作品，题材广泛，感情真实，出唐自然；也有文人创作的，但为数较少。它们并非都是敦煌地区本土的创作，而是既有敦煌地区本土创作的，又有从中原腹地或他处传入以及传入后经过敦煌地区本土人士加工修改的，还有由异邦翻译而来的；其中出自敦煌地区僧俗人士之手以及经过敦煌地区人士加工修改过的，数量较多且最具地方特点。歌辞类作品所包括的文体有词、俚曲小调(附儿郎伟)、佛曲等。其中，敦煌词一般习称敦煌曲子词，系燕乐曲辞；俚曲小调一般指燕乐之外的民间音乐歌辞；佛曲本是外来音乐歌辞的汉译，但也有一些佛曲作品是采用中原腹地原已有之的俚曲小调或燕乐曲调创作出来以歌唱佛教内容的。附于俚曲小调中的儿郎伟是一种很特别的文体，多六字成句且押韵。从其实际用途上讲，它是一种驱傩、上梁或障车辞。这些歌辞因每个小段的开头或结尾处往往标有“儿郎伟”字样而得名，实际上也应当是一种类似俚曲小调的民间唱辞。
歌辞类作品在整个敦煌文学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这类作品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不仅使人们看到唐、五代、宋初中国文学中此类作品的盛行情况，而且十分有助于弄清两宋文坛上几乎受到独宠的词的来龙去脉，也十分有助于深入了解唐、五代、宋初中外文学交流的具体情景。因而，百余年来，如同说唱类文学一样，敦煌歌辞类文学研究也历久不衰。
(三)诗赋类这是我国古已有之且在唐代以前文学总体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大类别。其中，诗歌产生特早，其形式上的主要特点是讲求节奏韵律；赋的产生稍晚，是在诗歌和楚辞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形式上看介乎诗、文之间，既像文，又有诗的特点。本来，将其分为诗、赋两类也未尝不可，但考虑到敦煌文学中赋作并不十分多，且形式上又有诗歌的特点，有些具体作品甚至可以视为采用赋体的诗作，因而将它们合为一类。敦煌文学中的诗赋类作品，总的数量是很大的。其中也是既有敦煌地区本土之作，又有从中原腹地和他处传入的；既有文人作品，又有大量民间作品；既有世俗社会的作品，又有僧人道士的作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故事赋作品，如P.2941等卷的《燕子赋》(甲）、P.2563等卷的《韩朋赋》等。这些作品以叙述故事为主，虽名之曰赋，且形式上也有赋的特点，而又实系赋的变体，全是供念诵之用的，拙编《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已将其归入说唱类。尽管有些专家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但笔者仍然以为这种作法未为不可，至少可以聊备一说。因而，也就姑且不将其包括到诗赋类中了。
诗赋类作品虽然在整个敦煌文学中的地位不如说唱类和歌辞类重要，但是也仍然是很堪注意的。这是由于，一则这类作品可补诸如《全唐诗》、《全唐文》之类各代诗、文总集之缺，二则其中有诸如P.2700等卷的《秦妇吟》、多达30多个卷号的王梵志诗等中原佚失巳久的名作，三则可以藉以窥知敦煌地区文学所受中原传统文学影响之深，四则其中不少作品直接反映了当年敦煌地区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的真实情景，对史学研究很有价值。因而，在敦煌文学研究中，对这一类不应掉以轻心。
(四)小说类这里所说的“小说”，与今天所说的小说并不相同，而是指和话本小说兴起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人传奇小说属于同一体式的小说，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小说。敦煌文学中的小说多偏重于志神怪、明因果，其形式多以散文记叙为主，语言通俗易懂。其作品主要为佛教感应记、人冥记、非感应故事小说等。
(五)文类大体上也可以称为散文类，泛指敦煌文学中一切具有文学色彩的说理、叙事、状物、扞情、达意的文字。和诗赋类一样，这是古代中国文学中早已有之的一个类别。在敦煌文学中，这类作品甚多，所使用的体式很杂，诸如书、启、碑、铭、表、疏、状、牒、帖、文、录、传、记、序跋.、祭文等等均是。从文体上看，尽管有的作品语言通俗浅显甚至粗俗，而总的说属于雅文学范围。过去，在很长的时期中，敦煌文学研究者一般都不曾将这一类作品归入敦煌文学中。自《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出版以来，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而总的看来，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将这一类作品归入敦煌文学已经大致形成了共识。
(六)其它大凡无法归人上述五类中的敦煌文学作品，诸如文牍轨范之书仪作品、体式杂而不一的童蒙读物和寺庙杂着、其体纯粹来自异邦他国且与上述五类的任一类实不相侔的偈赞之作，以及某些歌诀式作品(如《干支配合歌诀》、《七言脉诀》等)等，均入此类。
体和类如此之多的敦煌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有着自己的基本特点的。无论是从总体格局，还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上看，都是这样。从总体格局上说，敦煌文学是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的文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敦煌文学可说是中原传统文学的敦煌地区移植。南北朝时期，中原传统文学在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似乎有所下降，但仔细分析却可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学作品如愿文之类，其实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使下写成的，因而本质上说仍然是中原传统文学居于主体地位。入唐以后，一直到五代、宋初，除吐蕃统治时期多少有些例外以外，在敦煌文学总体格局中，中原传统文学以及属于其体系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抄，依然居于主体地位。当时自然还有西域以至岭外中亚、南亚文学的传入，佛教文学还十分兴盛。但这一切并不居于主体地位，而且当时的佛教文学实际上还是中国化的佛教文学，其中往往相当多地融人了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如道家和道教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时期，中原传统文化的血脉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就连吐蕃上层人士所写为数不多的一些愿文也是不仅用汉文和汉族愿文形式写成，而且其中还渗入了儒、道思想观念。只是到了归义军政权末尾阶段，特别是在颜廷亮其终结之后，这种格局才逐渐发生变化，中原传统文学才终于失去了主体地位。因此，完全可以说，敦煌文学是中原传统文学的敦煌地区形态。总体格局上的这种特点，乃是敦煌文学能够成为古代中国文学大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总体格局上的特点相联系的是，敦煌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着自己的地方特点。这种特点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李悬等人的作品中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归义军时期，表现得就更为充分、更为突出。总之，敦煌文学既反映了千余年间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反映了全国乃至国外某些民族和地区社会生活的某些情形，思想内容丰富多样。但是，最为突出的则还是相当广阔、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千余年间，尤其是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情景。具体地说，其思想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热爱乡土，怀宗念祖敦煌地区居民的主体是汉族。作为主体居民的汉族人众的祖先，本来都是从汉武帝开拓河西、建立四郡的时候起因各种原因而陆续从中原腹地迁徙而来的。这些迁居者的子孙，世世代代生活在敦煌地区，并把这个“万古不毛发，四时含霜雪”(《敦煌廿咏三危山咏》)的苦寒荒凉之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兴旺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家园怀有由衷的热恋之情，称赞自己的家园“河中现有十硕水，潺潺流溢满百渠”（P.3500《童谣》）；对能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感到自豪，“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S.4359背残诗)就是他们自豪之情的一种自然流露。在热爱乡土的同时，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为开拓这块土地而付出血汗和智能的祖先，更不会忘记他们祖根所在的中原腹地。从敦煌碑铭文、邈真赞、氏族家传等作品中溯源寻根、缅怀先祖的文字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这种热爱乡土、怀宗念祖之情虽然是人所共有的乡土血缘之情，但在与中原腹地远隔千山万水、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敦煌地区，却别有一种滋味即乡土深情和中原情结在内，从而构成为敦煌文学特有的思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