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跟他形神俱像，也极有才干。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置皇二、三子于何处？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都手握重兵，如果由于争储而发生内讧，那将遗患无穷。况且，朱棣是庶出（后来虽然朱棣登基后自称是马皇后所生，但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立之则有违古制，天下人不服。因此，朱元璋欲立朱棣的想法只好作罢。明朝以儒教立国，而儒家思想中的继承原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太子朱标为皇后马桂英所生，而朱标英年早逝，朱标的嫡长子也夭亡，因此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理所当然地被朱元璋立为皇位继承人。但是，朱元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临死前虽曾嘱托：皇太孙懦弱，望各位卿家扶持。但靖难之变，或是他始料未及的。
2.叔篡侄位为哪般
太祖朱元璋在位之时，为屏藩帝室，将诸子分封为王，镇守要害之地。镇守北方边塞的诸王因参与对蒙古的用兵，有权节制诸军，势力渐强。
及朱允炆即帝位，诸王尾大不掉，即与齐泰、黄子澄密议削藩，先后削废周、齐、湘、代、岷五王，剪除燕王手足，形成对燕王朱棣的压迫之势。
朱棣素有大志，本就不满在一个毛头小伙子手下做一个藩王，早就在暗中秣马厉兵，以待时变。这时建文帝要夺他的权，他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便于建文元年（1399年），以“清君侧之恶”为名于北平（今北京）起兵，号称“靖难”。朱元璋当国时，恐奸臣篡权，规定藩王有举兵清君侧，铲除奸佞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元璋立孙不立子，已埋下祸根，又留下这条祖训，结果给了朱棣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不过，朱棣醉翁之意不在“靖难”，而在夺位。
朱棣起兵不久，即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大军渡江，下镇江，直逼京师，守军迎降。是年，朱棣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朱棣起兵篡位，兴“不义之兵”，为天下人所指，且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而建文帝倾全国之力，又占尽道义上的优势，却为何屡败于朱棣，四年时间即丢了江山呢？这其中自然与建文帝宽仁懦弱的性格有关，但他的祖父朱元璋也“难辞其咎”。
朱元璋开国之后，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是能站善战、勇冠天下的悍将，都被他一一除尽。因此，当靖难之役发生后，建文帝身边竟无一可用之人。这是朱元璋未曾预料的，而让他更没想到的应该是，他机关算尽，预防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想到会祸起萧墙，自己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王牌，结果却成了终结自己钦定的接班人的锐器。
3.建文帝生死之谜
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一片火海，建文帝下落不明。烧死？密道遁逃？山野为僧？——这个皇帝的生死，成了600多年悬而未决的“明朝第一谜案”。
第一，自焚说。
《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帝下令焚宫，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中内侍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焦尸证明之。后朱棣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第二，出亡说。
《太宗实录》中自焚说的可靠性为人们所怀疑，因为朱棣就曾经三改《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为自己的篡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永乐一朝政治高压、文网严密，所以建文帝出亡之事并没有留下记载。但是，天顺、正德朝之后，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了起来。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出家为僧。
《明史》中也说，朱棣不知建文帝生死，故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不过，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的恶名，故弄玄虚，留下历史疑案，也未可知。
那么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和结局到底怎样，至今仍没有定论，只能说“下落不明”，正如《明史·恭闵帝本纪》中所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从南京到北京
1.短命都城——朱元璋的犹疑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后，遂开始考虑定都事宜。朱元璋起于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将南京作为自己博弈天下的根据地，因此朱元璋首先将目光投在了南京。但是，定都南京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其一是有人认为此地风水不好，历史上建都南京的朝代都是短命王朝，因此有人说南京是短命都城；其二是南京偏于江南，一旦北方燃起战事，鞭长莫及。但是，大明帝国为什么还是定都南京呢？
首先，南京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有着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况且南京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大本营，根基稳固，这些都是北方建都无可比拟的。
其次，明朝建立之初财力不足，百废待举，如果弃南京而移别处建都，对刚建立的大明帝国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第三，明朝的开国元勋们大都是淮西人士，且大都近不惑之年，安土重迁的观念十分严重，因此在考虑迁都时，他们发出一片反对之声。
第四，太子朱标在考察未来迁都之地西安之后即病逝而亡，朱元璋悲恸不已，况年老体弱，精力已倦，最后只得长叹：“兴废有数，只得听天。”遂罢迁都之事。
2.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公元1402年，朱棣在靖难之役后终于在南京登上了大明王朝皇帝的宝座。尽管他作为一个篡位夺天下的皇帝而被世人说三道四但是就是这位篡位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开创了一个彪炳千秋的“永乐盛世”。可就在朱棣可以安享太平之福的时候，他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公元1421年，他决定迁都北京。
众所周知，南京远离北方蒙古的威胁，是一个安全富庶的地方，而当时的北京是明朝与蒙古相抗厮杀的“前沿阵地”。那么朱棣为何要把大明王朝的“心脏”迁到如此危险的地方？他为何会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反常举动呢？
第一，南京是一个短命都城的说法让朱棣心有不安，前朝姑且不论，明朝在此建都，建文帝四年而终，是巧合，还是应咒？
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大开杀戒，结怨于江南，而江南士族中仍有许多建文帝的拥护者，民间又传言建文帝尚在人世，朱棣在南京是惶惶不安。而迁都北京，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朱棣心里自然要踏实得多。
第三，北方虏患不绝，建都北京，便于就近制御。况且北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根基磐固，朱棣可以北京为中心，“攘四夷，抚四海”。
但是，朱棣为何不在登基之初就迁都北京，而是过了十九年才正式实施呢？
要知道，迁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是北京经过元末的战火，毁坏严重，重建皇城并非朝夕之事；二是朱棣初登皇位，立刻迁都，会让人误认为他“心虚”，不敢在南京号令天下；三是建都北京，所需钱粮要从江南调拨，耗日甚久。
因此，朱棣为迁都北京，整整做了十几年的准备。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发出迁都北京的诏令，北京由“行在”变成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朱棣也由此落得了一个“天子守边”的名声。
3.天子守边
公元1368年7月，明朝军队攻占大都，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仓惶逃回北方大漠，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朝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至此结束，但是蒙古帝国的根基未损，势力犹存，“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北元。终明一朝，北元始终对明朝的北部边疆构成强有力的威胁。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曾屡次派大军深入北方，想彻底消除北方蒙古的威胁和隐患。然而，由于补给困难、生活习惯不适应等诸方面的原因，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未能统一蒙古。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应对北元对明朝的威胁，便将都城由南京迁到了北京，是为历史上令人瞩目的“天子守边”。
大明王朝之落日悲歌
1.倒霉皇帝接手烂摊子
明朝自“永乐盛世”后，历经洪熙、宣德、正统、景泰等朝，中经“仁宣之治”、“土木之变”、“弘治中兴”、“万历新政”、“天启党争”，最后传至崇祯之手。1627年8月，明熹宗病故，由于没有子嗣，其弟朱由检受遗命于同年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但是，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的上几代祖宗都是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昏君，致使朝政荒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明世宗在45年，一心宠信道教，奸相严嵩父子专权，将朝廷上下弄得乌烟瘴气，明神宗即位后，也是荒淫享乐，不理朝政，一任吏治败坏和官府废弛，明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明熹宗即位，更是任用宦官，杀戮党人，明王朝气数殆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检上台了，这个倒霉皇帝不但祖宗不佑，而且连老天爷都跟他作对。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年（1629年），陕西河南一带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人相食，草木俱尽”。而官吏依旧巧立名目，肆意盘剥，百姓遂反，明王朝上下震撼，摇摇欲坠。此刻，关外的满清王朝羽翼渐丰，觊觎中原，屡屡犯边。
崇祯于内外交困之际登上皇位，他一心想中兴大明，但“兴废有数”，以他一人之力也只能是“回天乏术”。
此时的明朝已然没有了永乐朝的盛世繁华，而是呈现出凋零之态，大明帝国如一枚干瘪的果子挂在枝头，只需一阵风就会将其吹落。
2.君王死社稷
1644年，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三月十八日夜，崇祯帝见大势已去，于是出宫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海棠树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君王死社稷”。
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有人曾劝崇祯迁都，他不迁，有人劝他南逃南京，他也不逃，最后以身殉国。在国破之时，明朝无数英雄志士自缢殉国、力战而死，后来被追谥有据可考者就多达八千六百多人。
明朝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上最有骨气的王朝。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正统被俘却绝不求饶，崇祯皇帝“守国门，死社稷”，隆武战死沙场，绍武被俘，绝食自杀。
细看明朝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明朝遇到怎样的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和平，不割地、不赔款、不投降、不认输。明朝是古代世界上所有百年帝国中唯一没有签定任何不平等条约的王朝，是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王朝。
3.无形黑手——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许多人把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作为明亡之年，也就是说，明亡于闯王。也有不少学者把1662年永历被害作为明亡年代——即明亡于满清。
那么谁才是大明王朝的终结者呢？闯王？满清？似乎都过于牵强。因为无论是满清八旗还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其实都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百万明军不敌十万满清八旗，甚至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面前都不堪一击。的确，明军曾屡败于八旗铁骑，也没能挡住李自成的农民军，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没落时期的明王朝依然可以将兵锋日盛的八旗铁骑阻挡在山海关外达数十年之久。所谓“天下无敌”的八旗铁骑也是因为吴三桂的放关才得以逐鹿中原。而在满清得天下四十多年后，袁崇焕遗留下的关宁铁骑依然在三藩之乱中将八旗兵打得狼狈不堪，最终却是败于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之手。
即使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二千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战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
可见，明末的明军战斗力虽有所下降，但决然不是不堪一击的，明朝的覆灭是由于军力孱弱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明朝的灭亡应该说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明朝经过万历怠政、天启党争，到崇祯朝已是积重难返、气息奄奄；二是当时明朝处于两线作战，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八旗，不能兼顾；三是崇祯用太监监军，误军误国；四是官员克扣军饷，军队士气低下；五是崇祯皇帝猜忌心重，志大才疏，明王朝的积弊未能改观。
这些都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显性主观因素，其实明朝的灭亡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隐性因素。
明朝末年，瘟疫在北方横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再次爆发瘟疫。随后，瘟疫迅速蔓延，崇祯十六年，瘟疫传入北京，次年三、四月间瘟疫进入高峰。那么，这个肆虐北方的瘟疫究竟是什么呢？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这次瘟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为何判定这场大疫是鼠疫呢？据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俗称，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也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据统计，这场大疫夺走了20万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近百万，也就是说，大约每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可以想象，驻守京畿的明朝军队又怎能幸免于瘟疫呢？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有十数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幸存的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三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还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崇祯无奈只好让三四千太监登城御敌。此时笼罩在大疫之中的北京城可以说毫无防御之力，尔后太监开城请降，崇祯自缢，李自成入主北京，明朝遂亡。
而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后也感染了鼠疫，战斗力大减，所以大顺军之后的山海关之败也不能说与此大疫毫无关系。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一败再败，1644年6月6日，清军进入北京，而此时风调雨顺，瘟疫已近尾声。
1644年的大疫成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1644年成了这个王朝绕不过去的死弯，是巧合，是天意，还是必然？历史也许就是无数的偶然累积造就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