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却在对辽、西夏、金、元的战争中屡屡败绩，轻则丧权辱国，称臣纳币，重则宗庙颠覆，神器易主。宋朝两次立国，均被游牧民族的铁骑摧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靖康之变，“二帝北狩”，更是奇耻大辱。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宋代格局偏狭、气象暗弱，无汉唐之雄气，无明清之盛象，实不足道。王夫之用“孤秦陋宋”概括宋朝，后人更将“积贫积弱”冠之于宋。那么，宋朝为何在军事和经济、文化上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呢？经济富庶的宋朝，为何无法抵挡蒙古的铁蹄而悄然玉碎？
笔杆子与刀把子
于“陈桥兵变”起家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去世后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个遗训，并将其刻在一块石碑上，藏于深宫密室。每当新皇帝即位，便要去恭读遗训。密室只有皇帝可以进入，因此除了皇帝无人知晓“石刻遗训”的存在，这个秘密一直保留到宋太祖死后一百五十年，汴梁被金兵攻陷，北宋灭亡，皇宫遭到洗劫才被发现。
1.文治天下
宋太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什么呢？“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这是他两句遗言中的一句。试想一下，一位君王在安排后事时，该有多少需要千叮万嘱的事啊，但宋太祖偏偏留下这么一句，其“文治天下”的治国思想由此可见一斑。赵匡胤担心武将会像他一样“黄袍加身”，所以在开国之初，就采取了“重用文人、以文替武、削夺武官”的措施。而赵匡胤的后继者更是谨恭遗训，坚决奉行“抑武重文”的基本国策。
宋朝十分重视文人的选拔，其完备的文官制度甚至为近代西方国家效仿。但宋朝却不注重军事人才的培养，北宋几乎没有出现开疆拓土的名将，而南宋在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也多被猜疑。
宋朝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致使经济实力和文明成果难以向军事方面转化，从而造成了宋朝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严重失衡的局面。
2.民间尚武
有人说：“唐朝尚武，而宋朝崇文。唐文治武功称天可汗，而宋朝步步败退有靖康耻，结果就是，唐亡于家臣，而宋亡于鞑虏。”
宋朝重文轻武是事实，亡于鞑虏也是事实，但抑武重文是政府的基本国策，北宋民间习武之风却是历朝之最，民间结社为历代最盛。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时，每年五月五曰，民间有“蹈百草”之俗，至宋时，则发展为“斗百草”之戏。欧阳修有诗云：“共斗今朝盛，盈蟾百草香。”即指此俗。宋代河北诸州军民户，就有许多人弃农练武，专习击刺之术，诸如“枪剑桃棒”之技，样样精通。在宋代时，武术成为了常见的娱乐活动，项目包括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等等。
在宋以前，历代民间虽有习武之俗，但尚未形成有名有实的军事性会社。入宋后，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在宋代，乡社武装比比皆是，结社置办兵器，演习武艺，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这是唐代所未曾有过的。
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百姓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也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一旦社会动荡，民间便纷纷结社自保，尚力习武之人就成为军事性会社的中坚。
但是宋朝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禁止民间私藏武器，私自学拳练武，使得民间的尚武精神大受挫折。同时，宋朝的统治者重用文人，轻视武将，武将地位低下，以至于民间“习文之风日盛，尚武之风日衰”，最后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3.慢性自杀
宋朝“文治天下”的国策，使得文人与国君共治天下，文人不但治国还要领军，笔杆子指挥刀把子，出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在文艺领域，笔杆子扬眉吐气，可谓是“百家争鸣”，宋词一枝独秀，涌现出了一大批大文豪；但是在军事领域，笔杆子有心无力，或是“瞎指挥”，或是“拖后腿”，终致误国误民。
政治上的“以文制武”，固然限制了将领起兵造反，威胁政权的可能性，有宋一代，也未出现藩镇割据的现象，但也使得外敌入侵时，缺乏一个良好的作战指挥系统，而且由于宋朝对武官的轻视和限制，对军队的士气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屡战屡败也就不难理解了。军事上的“强干弱枝”，使得经济上的发展成果，被畸形的兵役制度造成的庞大常备军消耗殆尽。而科技上的先进发明，在军事上的应用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战斗力。
因此，宋朝“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自始至终受制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宋朝国祚虽有三百年，然而其崇文抑武的病态性歧视严重削弱了国防实力，使得宋朝的灭亡无异于一场慢性自杀。
大宋帝国的崛起
从朱温灭唐到北宋建立，在这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同时，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或同时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等十几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烽烟迭起的“五代十国”时期。 正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乱世纷争的背后，一个新兴的帝国悄然崛起。
1.主少国疑
在五代十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叫周，由郭威于公元951年建立，史称后周，都开封。郭威即是周太祖，他即位之后，留心革弊，后周的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增强。公元954年，周太祖崩逝。周太祖无嗣，养子晋王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
同周太祖一样，周世宗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革除前朝弊政，并积极对外用兵，拓展疆域。经过周太祖和周世宗两位君主的努力，后周疆域大大扩展，包括今山东、河南两省，陕西、安徽、江苏的大部，河北南部、湖北北部及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的一部分。
公元959年，周世宗病死，太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即为周恭帝。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撤与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队实权。公元960年，赵匡胤在“主少国疑”之际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
2.约法三章——没有流血的政变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当众和将士们约法三章：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朝廷大臣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
赵匡胤声色俱厉地宣布：“凡有违背以上三令者，一律灭九族，绝不饶恕！”严明军纪以立声威固然重要，但赵匡胤也懂得“恩威并施”，他同时又向将士们承诺：“凡尊号令者，每人奖励铜钱二百贯，绝不食言，军官则另有封赏。”
士兵们都表示听从赵匡胤的号令，规规矩矩地遵命行事。
誓师已毕，赵匡胤统率大军，浩浩荡荡地回师开封。开封城的百姓，见赵匡胤大军所过纪律严明之处秋毫无犯，纷纷奔走相告，夹道欢迎。得民心者得天下，赵匡胤胜局已定。
守备都城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响应，赵匡胤几乎兵未血刃就控制了开封。
随后周恭帝被迫禅位，赵匡胤遂正式登基即位，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柴宗训和符氏仍享受皇家所有待遇和礼遇。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改元建隆。
3.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北宋建立之初，后周一些重兵在握的边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等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只有盘踞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占据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既败，其他一些势力较小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只好表示屈服。到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末，北宋基本上稳定了在原后周统治地区的局势。
北宋虽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赵匡胤仍然无法安枕无忧，因为当时宋境北有强辽及其控制下的北汉，南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赵匡胤是要作天下之主，而不是一方诸侯，因此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一统天下。
宋太祖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最后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随后，经过两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精心准备，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宋太祖部署兵力防守西、北边境，防止辽、北汉南掠，然后以荆、湖为突破口，挥师南下，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
仅仅三个月，宋军就袭占荆、湘，随后宋军分进合击，攻灭后蜀，四川遂平。荆湖、后蜀灭亡后，南唐、吴越臣服，唯南汉主刘（刘继兴）拒绝附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再次发兵南下，两年后南汉灭亡。
宋灭南汉后，南唐后主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地却备战以防宋军进攻。宋太祖经过两年准备，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以李煜拒命来朝为辞，发兵十万出荆南，调吴越军出杭州北上策应，于次年大败十万南唐军，随后全歼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率领的十万救援军。不久，南唐国主李煜降宋，南唐灭亡。至此，南方已定。
在南征期间，宋太祖曾两次出兵北汉，均遭败北。宋太祖死后，其弟赵光义即位，招降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两浙、福建纳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击败辽朝援兵，灭亡北汉，完成了宋太祖未竟的事业。
北宋王朝自公元963年至979年，经过十六年的战争，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统一。
矫枉过正——文盛武衰
1.阴谋之后的顾虑
赵匡胤是靠“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的，从具体过程来看，陈桥兵变似乎是一次偶然事件，是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匡胤事先像是并不知情，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做的皇帝。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据《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当时军队未到陈桥驿便已有兵变之说，未见黄袍，已有天子之说，可见陈桥兵变不会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正如古诗所言：“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此外，当时因边境告急，赵匡胤才奉命领兵出征，但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却为何不费刀兵，难道战事已定？正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可见，陈桥兵变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所谓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不过是赵匡胤发动政变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赵匡胤虽得了天下，心里却并不踏实，他即位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叛，虽然很快就平定了，但他仍感不安。赵匡胤自己就是靠“陈桥兵变”而起家的，他担心重兵在握的手下诸将保不准哪天也会效仿他上演一出“黄袍加身”的好戏，想到这里，他不免生出焦虑。
2.抓紧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谁拥有军权和军队，谁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自安史之乱以来，各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五代十国共有八姓十四君，篡位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前仆后继”，赵匡胤本人都是依恃手中重权而以宋代周的。这一点赵匡胤心里十分明白，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皇位做长久打算。
于是，他前去请教曾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赵普一语道破天机：“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此次谈话过后，宋太祖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八这天夜里，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大将到宫中饮酒，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第二天，这些高级将领纷纷称病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顺水推舟任命他们为节度使，打发他们到外地去安享晚年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赵普和宋太祖主要谈的是如何解决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为何太祖却解除了中央禁军将领的兵权呢？
其实，五代藩镇节度使虽然飞扬跋扈，但中央拥有一支强大的禁军，任何一个节度使在一般情况下都无法与之相抗，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威胁皇权。也就是说，威胁皇权本身的其实是中央禁军。这和唐代藩镇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情况有着质的不同。
五代禁军集于都城，一旦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只是朝夕之事。所以说，藩镇节度使是“肢体之患”，而禁军将领才是“心腹之患”。
因此，宋太祖首先设计解除了禁军将领的兵权，除去了大患。收夺禁军大将兵权顺利完成之后，罢免藩镇节度使兵权的工作，随即按部就班地展开。到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十月，宋太祖邀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等五位资深节度使赴宴，又上演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通过两次杯酒释兵权，中央禁军兵权收归皇帝，藩镇兵权收归中央，宋太祖从根本上清除了内部分裂的隐患。后来，宋朝的政局从此走向了长达百余年的安定，“百年无内乱”。
但是，“杯酒释兵权”在一夜之间，使得久经战阵的禁军大将，统统离开了指挥岗位，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3.宋朝的短板
“杯酒释兵权，此启运立极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这是元代学者、《宋史》袁桷对“杯酒释兵权”的评价。
赵匡胤自己虽是武将出身却非常重视以文治国，在建立宋朝后他一反五代时重武轻文的习俗，转而重用文人。他即位后不久，就聘请了饱学之士郭无为给他讲授经书和史籍，并且将此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规定后任皇帝都必须有专门的侍讲官，史称“崇政殿说书”。
赵匡胤大力提倡儒学教育，曾下令增修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房舍。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六月国子监建成。此后，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群臣吏民都以读书为荣。与此相应，赵匡胤为根除军阀割据，实行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重用文人、以文替武、削夺武官”。
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是历代都无可比肩的。宋代的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待遇之好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即使退休了，文官们还能得到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并领取俸禄。宋太祖甚至还留下了“不杀文人”的“祖宗家法”。文人犯了重罪，也只是流放了事。
偃武修文的国策虽然使得大宋没有短命夭亡，却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正所谓矫枉过正，文武皆为国家之重，都不可偏废。宋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在与辽、金、西夏的较量中，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局面，确与此关系甚大。
辽宋之间的三部曲
1.一个南顾，一个北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