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老子说明相反对立的状态是经常互相转化的。他说:“正常随时可变为反常,善良随时可变为妖孽。”“灾祸啊,幸福紧靠在它旁边,幸福啊,灾祸埋藏在它里面。”(第五十八章)这使我们想起“塞翁失马”的故事来。人生过程中,福祸相倚伏,普通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而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都在对立的情状中反复交变着,这种反复交变的转化过程是无尽止的。老子看到事物无不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这一基本规律,他说:“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是‘道’的运动。”(第四十章)这是辩证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是指矛盾着的对立物各向反面转化;二是指循环往复。老子泛指这两种运动情况,并没多作解释。可以看出,老子承认运动,这是一;他认为“道”的运动规律,是向反面转化,这是二;他还认为运动循环不断,周而复始,这是三。循环不断这很重要,但循环只是周而复始,这就是老子还提出了一些变化、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大的东西,是从细小的东西发展而来的,任何事物的出现总有一个过程。“合抱的大树,由细小的萌芽产生;九层的高台,从一堆泥土筑起;千里的远行,在脚下第一步开始。”(第六十四章)由此可以悟出,凡事从小成大,必须有毅力和耐心一点一滴去完成。不可忽略的是,在这里,老子已接触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针对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老子归纳出一条普遍真理:柔弱的东西最强大;强硬的东西最脆弱,接近死亡。他说:“人活着时身体是柔弱的,他死后身体变得僵硬。万物草木活着时枝干柔软,它死后枝干变得枯槁。所以坚强的东西应属于死亡一类,柔弱的东西应属于生存一类。因此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林强大了就会摧折。坚强处于劣势,柔弱处于优势。”(第七十六章)老子从人类和草木的生存现象中,说明成长的东西都是柔弱的状态,而死亡的东西都是坚硬的状态。他的结论蕴涵着坚强的东西已失去了生机,柔弱的东西则充满着生机,这是从事物的内在发展状况来说明的。若从它们外在表现上来说,才能外露,容易招来祸患,正如高大的树木容易引来砍伐,人为的祸患如此,自然的灾难亦如此。狂风袭来,高大的树木往往被摧折,小草由于它的柔软,反而可以迎风招展。这是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观点,但用今天的思想水平来衡量它,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具有片面性。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在最坚硬的东西中穿来穿去,这个看不见的力量,能透过没有空隙的东西。”(第四十三章)老子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代替它。”(第七十八章)“最高的善像水那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道’”。“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第八章)老子此处的“行为”指什么呢?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承担全国的屈辱,才算得国家的君主。承担全国的灾殃,才算得天下的君王。”(第七十八章)由此可见老子的辩证法带有保持自己的利益、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特点。他认为治国也离不开如下的原则:“将要收敛它,必须暂且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增强它;将要废毁它,必须暂且兴起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拿给它。这就叫做深沉的预见,也就是柔弱必定战胜刚强的道理。”(第三十六章)老子有一句传诵很广的名言警句:“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扰动它。”(第六十章)这是用烹鱼比喻治国,小鱼很鲜嫩,用刀乱切或在锅里频繁搅动,肉就碎了。这个警句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喻示着为政要安静无扰,扰则害民,若能“清静无为”,则人人可各遂其生而相安无事,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至发生灾祸的作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这一治国之道,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化的今天。粉碎“四人帮”以前,我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整得人人自危,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从社会到家庭没有一天安宁,国家更是大伤元气。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样我们的国家能不繁荣昌盛吗?
另据1998年5月8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载:“治大国,若烹小鲜”,已被载入1987年美国政府的国情咨文中,可见,老子这一治国之道,不仅适用于东方的文明古国,也适用于太平洋彼岸的国家。
余论:综上可知,《老子》五千言,充满了哲学的睿智与诗的凝炼,深邃而优美,是一部值得阅读、使人开卷有益的智慧之书。学习《老子》,对我们思考宇宙,体验人生,观察社会,都会有很大的启迪。
《论语》——人人必读的人生智慧经典
孔丘
(前551—前479)
康立军
《论语》是记载我国伟大思想家孔子言行的一部书。这些言行体现着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以及人伦、教育等思想。《论语》是在孔子死后,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其中也有一部分记载了孔子弟子的言行。关于“论语”的命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说的:“《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于是对谈话的记录,因此整部《论语》由语录组成,全书五百多条,每一条叫一章,章与章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若干内容相近的章编连成一篇,共二十篇,每篇取首章二三字作篇名。在先秦,孔子的学说还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呈争鸣之势。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孔子的学说被不断改造,为统治者所用。《论语》随即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是受教育者的基本读物。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因而要了解《论语》,首先应对孔子作必要的认识。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年代,王室衰败,社会动乱,“礼坏乐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做了许多搜集和整理工作:整理《诗经》、《尚书》,删修了《春秋》。同时,他也吸收了同时期涌现出的许多新思想,把那些零散的没有系统的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并广招门徒,使这些思想传诸后世。到了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更是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所以,在我国思想史上,孔子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距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解和研究《论语》对每个现代人而言,是否还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在《论语》之中,包含着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为政等多方面的智慧,这些智慧都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影响其自身的生命力。毫不夸张地说,《论语》的确是一部人人必读的智慧经典。《论语》开启人们的智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人之道。众所周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对“仁”的论述贯穿《论语》始末。“仁”被孔子看成是人们应当毕生追求的理想的道德境界。因“仁”内涵丰富,孔子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作为一个平凡人。如何追求仁德呢?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篇》)告诫人们应具备刚正、果敢、质朴、慎言的品质。相反,“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另外,孔子对为人之道还有较为具体的论述,淡泊的物质要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子路篇》)厚重的品格、知错必改的勇气:“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篇》)积极自立的人生态度:“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社会责任感:“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篇》)结合自己修养学习的过程,孔子告诫人们应学贯终生,不可懈怠。孔子的人生轨迹已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为政篇》)同时,针对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弱点,提醒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篇》)
二、交友之道。孔子认识到交结朋友是影响到个人修养的大事,首先应当“里仁为美”,择善而居。以仁者为友:“友其士之仁者。”(《宪问篇》)对朋友的取舍,孔子有明确的准则:“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篇》)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正直者、诚信者、见闻广博者;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曲意逢迎者、表面和善者、花言巧语者。与朋友相处,其目的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绝非结党营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篇》)朋友有误,应忠言直告,恰当引导,但也要始终保持着自我与独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颜渊篇》)三、处世之道。纵观《论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倡导的处世之道有这样几个原则:诚信、爱人、中庸,其中,“诚信”是最基本的信条。所谓诚信,就是言而有信,为人诚实忠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篇》)“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都是对“信”的论述。孔子学生曾参有这样一句话,更是对诚信的实践:“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爱人”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另一项原则。所谓“爱人”就是对上者“忠”,对下者“恕”,凡事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相互体谅。“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颜渊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中庸被孔子认为是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篇》)实际上,中庸并不仅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庸的基本思想是要掌握事物的度,及其对立面的度,使对立因素相互补充、协调,达到和谐。可见,中庸并不是无端的折中、调和,而是要适度。“过犹不及”(《先进篇》)是对中庸思想的最好体现。中庸思想反映在处世上,就是重视和,“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四、为政之道。孔子的政治主张,简而言之,就是实行以道德教化为基础的贤人政治。“为政以德。”(《为政篇》)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行政和刑罚并非治本之道,只有施以道德和礼法的教化,人民才能自觉消灭犯罪欲望,天下大治。要实行仁政,对统治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正人”先“正己”,统治者首先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篇》)仅此仍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施以教育,教化:“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为政篇》)可见政治、道德、教育三者共同构成维持社会安定的一个统一的系统。另外,孔子强调,举用贤人,也是实现仁德的必要条件:“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篇》)对于教育的重视,人才的呼唤,在今天也是颇具现实意义的。
五、治学之道。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在《论语》是随处皆是。
孔子认为学习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必要手段。“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篇》)可见即使是仁、知、信、直、勇、刚这些美德,也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
治学,首先应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其次,应有勤勉好学的精神。“不耻下问,敏而好学。”(《公治长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篇》)“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均是不倦学习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学思结合。既不可生吞活剥缺乏思考,又不能脱离学习而苦思冥想,学、思二者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若要巩固所学知识,必须“学而时习之”,(《学而篇》)只有在复习旧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增加新知识,有新的发展和见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
余论:《论语》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伦理、人际关系等,儒家学说的核心仁、义、礼、乐、忠、孝、惠、慈、智、信等伦理均包含其中。本文限于篇幅,以上只是简明地概述了几个方面。《论语》中的许多格言警句已融入现代语言中,成为传统文化中超越了时空的珍品。例如“任重道远”、“当仁不让”、“德不孤,必有邻”、“见得思义”、“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君子忧道不忧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三思而后行”、“道不同不相为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小人之过也必文”等,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精言妙语,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引用丰富。由此可见,《论语》的影响是多么深广,它智慧的语言和思想永放光芒。
《孟子》——机智雄辩的政治伦理书
孟轲
(前372—前289)
杨首茹
《孟子》,儒家的经典之一,是战国时大思想家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定的言论集,共七篇。东汉时的学者赵岐作注,把每篇分成上下两卷,于是《孟子》一书,共七篇十四卷。
孟子,名轲,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出生在鲁国的附属小国邹国,在今山东邹县。公元前385年出生,公元前304年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孟子崇尚孔子学说,发展了儒家思想,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为亚圣。孟子针对战国时的战乱提出人性善的学说,主张仁政,希望达到天下统一。他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宣扬政治主张,善于辩论。《孟子》书中深奥的哲理与政治主张,本文不作评述,只就其中孟子的辩论技巧选择几个故事,学习他的机智雄辩,也是有意义的。
孟子劝齐宣王推行仁政,这是一个很难说透的道理。孟子巧妙地穿插生活故事,即兴设喻,打比方,把齐宣王说得心花怒放。仁政的内容,按孟子的设计,是五口之家的农民,有100亩地种粮食,有20亩地种桑,男耕女织,只交十分之一收获物的税,人人有饭吃,尊老爱幼。实现这一境界,要求国君少征税,轻摇役,不打仗,不奢侈。而齐宣王热衷于王霸之业,喜欢享乐,铺张浪费。孟子向他宣传仁政,难度很大。
齐宣王问孟子说:“先生可以告诉我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孔门弟子不讲霸道的事,只要大王推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