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从太虚在上海俭德储蓄会讲“人生佛学的说明”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讲演，标志着其“人间佛教”思想的系统化。
在《人生佛学的说明》中，他首先提出：“佛学有二大原则：一日契真理，二日协时机。”接着回顾佛教的演变，强调：“佛教之来中国，以先有轨范人生之儒教，与祭天、祀鬼、求神仙之道教。故承受发挥者虽在大乘思想，然以人生社会已为儒化所专有，故佛法应乎少数儒道之玄学者，则为禅宗与天台、贤首，游方之外；应乎一般民众之习俗者，则由净土、密宗而流为专度亡灵及鬼神祸福之迷信、随俗之习，而真正之佛法未能成中国之人群化也。且反受中国宗法社会、家族制度之影响，而将原来六和僧众之僧团，亦化成变态之家族制。”至今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佛寺，仍为如此形态，这真令人痛惜呀！他进而指出：“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这里“置‘天’、‘鬼’等于不论”，“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不但已经与仍属传统的“人天乘”作了区隔，而且也与绝大多数宗教作了区隔，不但初次彰明了佛教富有的理性特色，而且强调了佛教作为宗教特有的超越性。
认为太虚讲人生佛教，印顺讲的才是人间佛教的人们，除了出于现实的考虑外，可能也因为太虚只是在1933年10月的讲演稿《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文中间或提到“人间佛教”，而大多数时候都讲“人生佛教”。其实，1944年秋，太虚在汉藏教理院讲“人生佛教与层创进化论”的时候，已经把世间、人间与人生的层次关系讲清楚了，即宇宙、有情众生、人类社会（人间）、个人人生改善乃至修菩萨行、成佛，共七个层次。其划分的参照系之一乃是理性的成熟程度，太虚说：“这种次第含有高度和广度的意义；高度者，是以其理性的高低浅深而言”，“广度即以其范围而言”。
在20世纪30年代，太虚发表系列讲演与文章，就建设人间佛教的出发点、具体方法、步骤、目标等作了具体阐述。太虚针对佛教徒个人往往急于证果的情绪与社会上对佛教末流重“死”重鬼神的非议，在不少场合讲了人生佛教的出发点，即“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三归四维淑世，五常十善严身”[4]。1944年，他汇集历年有关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论述，新撰了代序，编成《人生佛教》一书，全面地阐明了建设人间佛教的方法、步骤、目标，即在个人是由奉行五戒十善开始，渐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而成佛果；同时每个人都“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一方面以个人人格影响社会，一方面合力净化社会，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5]
在契合佛法根本原理方面，太虚博览经藏，不无抉择。他认为就终极而言，人间佛教已囊括了五乘共法、三乘共法与大乘不共法。[6]佛法根本首先如佛陀一生所示，故撰写了《释迦牟尼的教育》。他承认，自己“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而“仰止唯佛陀”。“本人观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为一贯。”[7]而推崇《楞严经》、《大乘起信论》是他与其弟子印顺不同之处。太虚对经论的抉择为人间佛教提供了规范，也是一方面的根源性依据。
在契合现代社会需求方面，一是太虚坚持“立人之极，建佛之因”，以人的菩萨心行，变人间为净土。[8]即其人间佛教的“佛化”主张。在为《海潮音》拟写的创刊宗旨中，更明确为“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例如，他指出：“学佛不但不妨碍正当职业，而且（因此）得着精神上的安慰，做得事来，便有系统而不昏乱。”[9]以此阐明现代佛教的职业伦理，也以此克服现代人普遍的浮躁心态，他还强调了禅宗的“自主”，以克服现代人心被物欲役使之弊。二是依据佛法观点，回应现代思想学术思潮。他特撰《真现实论》，阐明佛法基本的“空”观实乃对世学不抱任何成见在胸的“法尔如是”；但佛法更以般若智慧超越凡俗层次，达到对现实存在的真正把握，因而是超越成为现代学术主流的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派别的“真”现实主义。佛法之真现实主义“镜涵万流，含容一切”，对现代科学、哲学以及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现象与问题，均能“圆满”解释。《真现实论》的论述，对坚定现代佛教徒的信仰具有重大意义。与《真现实论》相辅，太虚还撰写了《自由史观》与《佛陀学纲》，认为人类“正当之所为，唯自用自由源泉之心知活动，自解放重重被囚之桎梏，以增进其自由而完成其自由之本性耳”。太虚的“自由”与西方宗教、哲学的自由概念虽有差别，但他已意识到，只有自由才是由经验通往超验的桥梁，当然禅宗强调的人的主体觉悟与活泼自在的处世态度仍是其出发点。太虚把佛法对现代世学的统摄归结为“原理——现实主义（法尔如是）；动机——平等主义（大慈悲心）；办法——进化主义（由做人而成佛）；效果——自由主义（无障碍）”。总之，由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人的菩萨心行即“人菩萨行”，被赋予了现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