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了一壶雨花茶，而且要了一块方糖。平时写作时我只喝纯粹的乌龙或观音，但是我到茶社里却经常喜欢把一块方糖放在绿茶里。可能主要是想把茶社和家里区别开来。那甜甜的感觉，很怪，我喜欢。
这是一个临街的位置。我到任何地方都喜欢坐在临街的位置，从窗子里可以看到外面大街上的景色。街上车来车往，人流不息。环视周围喝茶的那些人，有男有女。有些女人打扮得很是妖艳。其实一个女人最好不要打扮得太妖，否则就有些像妓女，我想。可是，也许她们中的一位正是妓女。
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传来一阵上楼时所发出的响亮脚步声。我朝那个方向看过去，先是看到一个警察的大盖帽，接着就是一个升上来的警察的全身。服务小姐跟在他的后面，向我这里指了一下。那个警察看到了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他冲我笑了一下，然后就大步朝我这里走来。
“是W作家？”他笑着问。
我半站起身，和他握了一下手，“是郭警官？”
我们都没有说“对”或“不对”，证明我们就是对方要找的人。
他坐下，向小姐要了一壶普通绿茶。
我看到的这个警察气宇轩昂。
“早就闻听W作家的大名，很荣幸啊。”
我礼貌地笑一笑，知道他是在客气。
“很冒昧。”他说，“过去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吧？”
我停顿了一下，心想他这话问得也对也不对。我有在公安上的警察朋友，但是一般所谓的“打交道”，是指犯了什么事，栽在警察手上了。这样的交道我可没有。
“其实我们公安上很多事都可以写小说。我能给你提供很多新鲜的材料。日本人就特别喜欢写公安上的小说，有一个笔名就叫什么‘公安部房’，写过什么《罪证》的。”他说。
我笑了起来，我想他说的是一个叫安部公房的作家，而且他把他和森村诚一搞混了。公房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家，写的是什么《箱男》、《他人的脸》、《砂女》什么的，而森村诚一才是真正写侦破推理小说的作家。但我没有纠正他，以免他失去本来就可能是很小的一点点文学兴趣。
“我问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他笑着小心地说，“是外行话，也许你会笑。”
我想大概是文学上的问题吧，既然他这样谦虚，又并不是业内人，当然问得幼稚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就鼓励他说：“说吧，没有关系的。”
他笑了一下，表示感谢，“我看到您的《掘金时代》，那里面的人物是不是真的？”
不是。看来我又要给他上一堂关于文学的基础常识课了。我说：“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
“可是，你小说写得就跟真的一样。”他说，“非常逼真、生动。”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还是很高兴的，小说能写得非常逼真，需要很高的艺术造诣。
“怎么书还没有出来？”他问。
我说：“可能要过一阵子。出版需要周期，它不同于报纸。”
他笑着说：“我们等待着能读到大作。”
我说：“谢谢。”
“那你小说里的人物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没有一点关系？”他问。
我想了一下，说：“有些有关系，有些没关系。大部分没有关系。”
他显出有点不解样的样子。
我笑了一下，说：“这部小说里，有些人物我用了朋友的真名，像马青，就是真实的人物，――我的一个朋友。有些就是完全虚构的。”
“小说里的那个张副市长和郑副市长有没有什么关系？”他笑着问，“人们都说他们有点像。而且，你小说里那个张副市长出事了，现在郑副市长也出事了。他们在接受审查时，交待出来的问题都一样，忏悔的语气也一样。”
我笑了一下，喝了一口茶。这就是牵强附会了。不过，话说回来，不但是我的小说里，事实上所有的问题官员最后的忏悔都是一样的，“对不起党和组织的培养，对不起人民的信任。”老一套！他们还能说出什么新鲜的来？
“大家还传说，那个牛德衡是以周恒泰为模型写的。”他进一步说。
人们怎么会这样喜欢对号入座呢？怎么会把牛德衡当成周恒泰呢？或者说，怎么能把周恒泰当成牛德衡呢？他们完全是两类人嘛。
“凯城集团的周恒泰可是个名人，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从外地来，当时到这里进行投资的时候，只有不过七十万的资金。也许事实上还没有这么多呢。短短的几年间，他的企业就像吹汽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成了一个巨型企业。报纸电台电视台到处都有他的消息。从宣传上看，他即使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首富，也绝不会排到第三。而且，他和一般的生意人不一样，一是他很喜欢宣传自己，再一个是他同各界人物都有联系。”郭警官说，“对他的迅速致富，社会上有各种说法。你认为他有没有一些问题？”
我？我怎么能知道？个体企业主（要是做大了，就有个更好听的说法，“民营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很少有完全中规中矩的。谁能保证在经营活动中，一点犯法的事情不做？即使是国有企业，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里面，事实上就有一个尺度问题了。
“听没听过有什么反映？”他问。
我摇了摇头。我虽然是接到过那封信，但是我总觉得不足为凭。如果他不是一名警官，也许我倒可以把这件事当成一件趣闻来说，可是，他现在是一名警察，虽然不是在执行公务，我总觉得如果我那样说了，并不是很合适。
“一个名人，一个做得这么成功的企业家，肯定会被人议论的。”我笑了笑，说，“树大招风么。”
“外面还传言，说您上次被打，同周有关。”他说。
不提这事我倒还不生气，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有些淡忘了。可是他现在居然主动提起，我就不能不感到生气。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愣是没有把案破了，你说警察们还能干什么事？当然，也不能说警察们查案不力，警局里就有我的朋友，他前前后后的帮我催着，可是就是结不了案。
警察同志抽了一支烟，长长地吐了一口青烟。“也不是说没有线索，但是证据不是很足。你知道，具体到某个具体人身上，事情是比较复杂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些进展。”
“那个姜玉颖后来怎么突然撤诉了？”他问。
“也许她觉得不合适吧？”我说，“毛主席过去说作家们利用小说反党，可没有说过用小说诽谤。我和她素无瓜葛，为什么要诽谤她？同时，我也没有必要靠诽谤她来出名。如果从炒作的层面来看，有人可能比我更需要炒作。”
警察同志笑了，问：“你思想上有过压力吗？”
“没有。”
“外面传说，您因为这本书惹恼了有关领导，找您谈过话，还发了火？”郭警官说。
我笑了，“没有的事。”
“我给您我的一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有什么事，和我联系，好吗？”他说。
“好。”我说。
“关键时刻，您平时还是要小心一些。”郭警官说。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有人认为您的书触动了他们，他们说不定就会耍流氓。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说。
我当时有些不以为然，说：“不会的。”可话刚出口，我就有些后悔了。这真的是说不清的事情。上次难道我不就是被人打了吗？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郭警官仅仅是想听我说一说文学常识？他们那么忙，才没空理会什么文学呢。也许他这次来是想提醒我，也是在警告我。
“你的小说好像有一种魔力，有一种预言功能。写到什么事，后来总会应验。”他笑着说。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的小说里写到一个叫包簿清的银行科长被审查，现实生活里的包清就被审查，小说里写到一位副市长犯了事，现实生活里的副市长就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小说里写到了一个倒霉的作家，现实里我这个的作家也可能会同样倒霉。
再次遭遇什么不测是可能的，但是，我绝不可能像小说里的那个作家。他是他，我是我。他只是我凭空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的命运是受我控制的。那么，换言之，就是说我的命运就完全由我自己来掌握。
警察们可能比我更加敏感。
让我意外的是见过郭警官的第三天，我接到了中国文艺出版社的秦社长打来的电话。秦社长在电话里先是向我寒喧，嘘寒呵暖，然后话锋一转，问起我是如何处理那本《掘金时代》的。我冷冷地说它现在正在别的出版社，可能在不久要出来。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我个人认为它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虽然我不能说它是在文学史上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框架。关键在于它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真实。”秦社长嘴上像抹了蜜，“真的是非常喜欢，如果在我们社出，应该说是我们的荣耀啊。可惜……”
我想：你是社长，出不出还不正是由你决定的？“哪里啊，我的小说是没有达到你们社里的质量。你们毕竟是国家级的知名出版社。”
秦社长当然听出了我话里的讥讽之意，但他好像并不同我计较，说：“我现在想问问，能不能……还由我们出？我们在版税上再提高一个点，好不好？”
我心里一动，可是我却不能马上表态。如果他们真的非常有诚意，倒也是还可以考虑。不管怎么说，新世纪出版社并没有和我签合同啊。否则，我决不会吃这种回头草。
“不。这不是版税的问题。”我嘴上仍然这样说。
“是已经同别的出版社签了合同？”他问。
我说：“那倒没有，我也是在版税问题上还和他们谈呢。”
秦社长听到这里，用更加歉意的语气说，“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还给我们出？事实上我们连出书的胶片都已经做出来了。这里面的责任在我。一言难尽。”
我不响。
“上次赔的违约金收到了吧？”他问。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收到了。”
“如果你还给我们出，我们的违约金也不要了。版税重新算。”秦社长情真意切地说，“我们过去的交道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算是老朋友了。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我装着沉吟了一下，说：“我再考虑考虑，因为那边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这么说撤回来就撤回来。我得讲一个‘诚信’啊。”
秦社长听到这里，连声说：“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希望能够合作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书做好的，你放心。”
放下电话，我就想：事情怎么会在突然之中起了变化？这真是奇怪得很，里面一定有蹊跷。
可是，我想不明白。
如果中国文艺真的要出，我还是要选择他们。这样，也好惩罚一下新世纪出版社。新世纪拖的时间也太长了些。《掘金时代》是个好东西，他们应该能看得出来的。他们这么怠慢我，是有点可恶的。中国文艺当时不出，可能是有些隐情，他们又能有什么隐情呢？
我打了个电话给罗萌萌，告诉她，说秦打电话给我，又想出我的那本书了。罗萌萌在电话里气愤地说：“别理他。”
可是，可是，我愿意出书啊。但我嘴上却说：“是的，我没有给他好口气。”
“他们怎么会这样呢？”我问她。也许，她实际上了解的要比我多。
她想了一会，半天，说：“是不是跟凯城集团有关？”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也许。可是，跟凯城集团又能有什么关系呢？
“不会吧？跟凯城能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我听说凯城答应的合作资金一直没有到位。”
那就是说当时不让我出书，是由于凯城的干预了？不至于啊？
我问她的情况，她说她现在挺好。她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
“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来看我。”她说。
我说：“好的，一定。”
结束了上面的一番谈话，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外面是寒冷的，可是，阳光却很好，非常的灿烂。我坐在电脑前的圈椅里，看着窗外楼下的树丫，光秃秃的树丫。我和她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啊，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在电话里非常礼貌地问候了。内心里的那份热情，自己把它掩埋了。我就像一个老农，在地里种了一棵苗，每天浇水，精心呵护，看着它萌发，一点点从泥土里钻出来，又一片片的将嫩叶绽开来。可是，最后，我又一锹把它拍烂了，再用泥土一锹锹地把它埋上。
我们在电话里，双方是那样的礼貌，分外地客气。她和我的距离已经大到不可用语言来表述了。曾经有过的亲密，瞬间擦肩而过。
当然，责任不在我。她当时一定是误解了我。她现在也一定发现了自己的误解。可是，她还再愿意回头吗？不会了。就像一个人在果园里奔跑，跑了好远，才发现跑错了方向。他要采摘的那棵果树已经在身后了。他想回头，可是他发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棵更好的果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进行了第二次选择，而将前一次的选择放弃。
不管怎么，我愿意她有更好的生活，真心地祝愿她。尽管我们的关系发展是那样的迅速，而逝去，也是那样的迅速，可我们是真心的。那种甜蜜，现在我也不能忘去。有过，就足够了，我想。
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连我的那个好朋友马青也不知道。马青甚至还怀疑我与罗萌萌并没有真情呢。马青自己现在好像也有了麻烦。他好像爱上了一个什么人，并且不能很好地处理了。
多保重吧，我在心里默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