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好几个朋友担心地告诉我，说我的小说可能会惹上麻烦。社会上的传言不少，说我是如何如何有意识的影射谁谁谁。而那些被我影射的那些人都不是寻常之辈，如何肯这样被我侮辱？传言越传越厉害，而且程度也越来越重，我听得不胜其烦。
作为一个作家，活得并不快乐，哪怕你是一个关门在家的专业作家。
马青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作家算个鸟”。我并不生气。因为，我知道马青这个人，对这个社会，他一切都看不惯，包括作家。但他又乐在其中，而且和作家做起了好朋友。说起作家的劣迹，他似乎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说谁谁专门拍谁谁的马屁，当上了作协的主席；说谁谁和谁谁睡觉；说谁谁因为女人问题而和谁谁闹翻了；说谁谁根本就不会写东西，却经常不择手段地炒作自己……有时真的搞不懂他从哪得来的这些消息。有些消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我说马青看不惯这个社会的一切，并不是说他就从此隔绝了这个社会。相反，他在这个社会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毫不夸张地说，他甚至是有些喜欢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其实他活得比我滋润。说起本地的谁谁谁，没有他不熟悉的。他自己要是办个什么事情，也没有办不成的。他简直就是一个万金油。不，是润滑剂。什么人物他都可以粘上，而且在他们中间像泥鳅一样，灵活自如地游来游去。对官场的熟悉，也是惊人的。虽然我并不觉得他提供的所谓内幕是百分百地准确，但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管道相通。我曾经很惊讶他为什么不去从政，他笑笑，说：“你还以为我真能当官？我这种人要是真的到了官场上，那就不行了。官场上需要那种表面上非常严肃、道貌岸然的那种，就像李二真那样的。我整天嘻嘻哈哈，嬉皮笑脸的，领导不会喜欢。再说，我一开始就不在官场的序列里面，所以，现在要想进去就迟了。当官，你要一开始就在某条线上，然后才可以一步一步地按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说真的，我在心里并不很喜欢马青，有时甚至讨厌他。但是，有时我还真的离不开他。他要有一阵子不来，或者不打电话给我，我的心里会空落落的。他会给我带来很多新鲜的消息，会给我讲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逸闻趣事。我知道，这里面有些是他夸大的，而且夸大的成份还蛮大，但我仍然是喜欢听。上到高层，下到百姓，他没有不知道的事，特别是一些有关领导间的矛盾，他说得眉飞色舞，听来十分有趣。你要是怀疑他的能量，好，一个让你看起来不可能办成，明显有违政策，而且非常麻烦的事情，他跑上跑下，不久，就能办成。不服不行。
在马青的眼里，作家队伍里就没有什么好人。要么是一些阿谀拍马之徒，要么就是精神自恋狂。他没有说我是不是也在其中。反正他是拿我当朋友的。他的熟人和朋友很多，但没有什么知心的。我算是他较为知心的一个。他有的都是各种场合上的朋友，跟利益有关。按理说，他和赵光明是一号的人，但他却也看不惯赵光明。他说赵光明不地道，心理阴暗。他说赵光明是什么人？农民！
马青向我说起赵光明过去一段非常不光彩的历史：好多年前，在他老家的市里（县级市）专门靠打探别人的行踪过日子。每天晚上，他蹲在那些局长书记们的家拐角处，把来往的对象记录下来，具体到几时几分，手里所提东西的形状。一个黄皮小簿子，记满了这类东西。他利用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的东西，要挟那些领导。
“这就有点下作了，”马青说，“他虽然利用这种手段，获得了一些东西，但他在地方上名气也臭了。老百姓有说他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后来他在那个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到这边来了。在这里，他还想用过去的那种手段混，怎么行？现在，他就靠在外面瞎混。有一次，差点被人家打死。”
马青当然和这个赵光明不同。马青是那种干部子弟，他父亲是位南下干部，资格很老。他是他父亲的小儿子。马青上面的两个哥哥姐姐都很有出息，一个姐姐在国家航天部，计算机专家，哥哥现在是北京某部的一位司长。马青从小就不爱读书，经常逃课。他父亲气得举着拐杖，满院子追着他打。母亲也批评他贪玩，要求他向他的哥哥姐姐学习，他却振振有词地说：“哥哥姐姐学习好，已经得了那么多奖状了。我要是再得，别的同学就没机会了，再说，家里的墙上也没地方贴。”
“你就是那种所谓的纨绔子弟啊，”我说，“不学无术之徒。”
马青不生气。我这样说，他还得意地哈哈大笑。他认为我这样的批评是非常贴切准确的。他说他最不爱读书。看到书就头痛。所以，后来他认识了我，在心里很是佩服我。这是不是有些奇怪，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却会崇拜一个写书的人？当然，细想一下，也很正常。“一个人居然能把书写得像砖头一样厚，不可想象。”他说，“不要说写了，就是让我抄一遍，都要把我抄死。”
“我父亲后来是被我气死的，”他说，――说到这里，他有了些伤感――“脑溢血。如果不是被我气的，不会那么一下子死掉。”这段经历他也向我说过。那一年他二十岁，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是一家杂货店的服务员，长相一般，身材也不高。全家人激烈反对。他的父亲虽然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靠打仗时不怕死的劲头，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头脑里等级观念还很强。“我那时候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话，”马青说，“还以为自己身上的反叛精神很强。我讨厌他们的那种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念头。我父亲自己腿上的泥巴也还没有完全洗净呢。我和她学大串连，一气跑到了云南。家里人找不到，那个急啊。”
他们俩游荡在中国南北铁道线上。反正坐火车也不要钱。后来又到了北京。在四川一个什么地方的铁道线上，马青和那个女孩有了第一次性关系。
等马青冷静下来，回来的时候，他父亲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一个星期了。
马青后来娶的当然不是那个女孩。但他对当年的回忆，却仍然是非常的清晰。他没有后悔，但他一直认为他父亲的自以为是是要不得的。
可现在，轮到马青自以为是了。我笑他看不起赵光明。“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看不起他，”他说，“我是觉得他过去的做法不地道。”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在这种道上，也要有“道”。“我父亲什么了没有给我留下，”他说，“我在这个社会上，全是凭我自己。”他先是在一家工厂里干，钳工，一干就是四年。后来他厌倦了，就把工作彻底辞了。现在，他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有了孩子，妻子在一家公司里当会计。可是他却还像个顽童一样。没正经，长不大。我到过他家里。他妻子是个很贤淑的女人。提起马青，她虽然嘴上也多有指责，但是却处处让着他、依着他，把他当成了家里的宝物。
“你什么时候也把我写到小说里去，”有次马青这样对我要求说，“你要把我写到小说里去，一定非常生动。”他认为要是把他写到小说里，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一度很不以为然，他这种人有什么好写的呢？直到写作《掘金时代》的时候，我才对他说：“我这回真要把你写进小说里去了。”他高兴地说：“不会吧？你怎么会愿意写我这种人？其实我这人也没什么好写的。你要把我这些年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写进去，一准畅销。”我说：“真的写你。其他的人物都是虚构的，至少也是各种人物拼凑起来的，只有你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型。原汁原味，而且连名字都是真的。到时你不要找我打官司就行。”他咧嘴一笑，说：“只要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坏就行。”我笑着说：“那倒不至于。”
我打电话给马青，然后把有关的事情跟他说了。他睁着一双眯眯眼，说：“不至于吧，告你？没有理由啊。”我说：“是啊，我根本就不知道凯城周总的事情。”
马青沉吟了一下，说：“周恒泰的事情还真不少。你听过有一年有个很有名的歌星在机场高速上发生车祸的故事吧？那就是周恒泰的事。那歌星叫陈玉颖，和你小说里的那个董玉颖只有一字之差。那年陈玉颖到南郊演出，演出结束，周恒泰自己开车，想把那个年轻的女明星接到自己在江浦的别墅。那时已经是十点多钟了，而外面正好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他开着车，在高速上，前方的目标白茫茫的，刮雨器根本就没有作用。车在78公里入口处突然就撞向了护栏，一下就翻进了沟里。”
我记起来，当年小道消息只说是一位演员出了车祸，并没有提及周恒泰。
“周恒泰命大，居然只是腿部受伤，而陈玉颖也只是腰部受伤。都是轻伤。”马青说，“外面传言说他当时是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是搂着陈玉颖。”
“后来陈玉颖就淡出了歌坛。这些年你还看到她出来吗？是被周恒泰养起来了。难怪人家要告你呢。你写的一些事和人家发生的太像了。”马青说。
那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界就是这么大，离奇的事情毕竟是少数，而生活里每天却都在发生着相同的故事。“除非你在书上印上：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幸匆对号。”马青对我说。
“那也不行。”我说，那不等于此地无银么？吃力不讨好。再说，这一招已经被作家们用滥了。我不能再俗一回。
“这个周恒泰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我只知道他是个著名企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有他的消息。走在街上，到处都看到凯城下属的各种企业的广告。但我并不清楚他是怎么成功上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马青说，――这倒出乎我的意外，我一直以为马青是无事不晓的――“听说他过去只是郊区蔬菜大队的菜农。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经营一些小加工厂，慢慢就发起来了。”
这倒很有传奇色彩。
“这个人很有本事，非常有能力。你想想，一个农民，到今天个人资产达到了几千万，加上银行贷给他的，有一两个亿，如何得了？想也不敢想的事。”马青说，“你在小说里，说我一次拿了牛德衡七万块，是绝对没有的事。”说到这里，他自己说了起来。“不过我在周恒泰手里还真的一次拿过好多钱，多少？十五万。”
“不过也不是现金，而是钢材。”马青说，“我一个朋友要钢材，我打电话给周总。我没说朋友要。他也没多说，只是说你到某某地方去取。事后他一分钱也没要。他是答谢我的情意。他欠我一笔情。”
我问：“他欠你什么情？”
马青说：“他在江矶搞房地产开发，要建一个江边渡假村。是我帮他找到了有关领导和部门。要不是我帮他牵线，哪能得到那块地皮？”
我说：“你就是一个捐客！”
马青笑笑，说：“我这算什么捐客？我认识一个人，他帮人跑官。科级五万，处级十五万。明码标价。”
我说：“但是你们本质是一样的。”
马青说：“我不喜欢你这种愤世嫉俗。”
我笑着说：“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我更不喜欢你们这种捐客，就像你不喜欢我们作家一样。”
马青叫起来，说：“我并没有不喜欢你们作家啊。”
我说：“你不是经常跟我说，‘作家算个鸟’？”
马青不再辩解，叹了口气，说：“那是说笑。作家是鸟。你看你们的思想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束缚，只有思想这东西束缚不住。”
“其实思想有时也会被禁锢。”我说，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
马青说：“那只是表达的问题。但是禁锢了表达不等于禁锢了思想。这是两码事。”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讨论到哲学上来。马青不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读过不少书，也有他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
“我喜欢俄罗斯的作家，什么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马青说。
我笑着说：“你喜欢的都是带‘尔’字的，还有一个‘尔’呢，高尔基。”
“高尔基后来有一本书，叫《不合时宜的思想》，写得非常尖锐。那真是人类的良知。俄罗斯作家真的非常伟大。人类精神的大师，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他们的思想，是人类精神的圣火。”马青说。有意思的是马青喜欢俄罗斯文学是从《青年近卫军》开始的，通过阅读，他发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在俄罗斯文学的阅读上，他堪可当我的老师。我认为如果他愿意当作家，他一定能写出东西来。我也曾经这么劝过他，但他只是一笑，说：“我还是省省吧。我不喜欢当作家。你以为当作家有多好？”
“你要向俄罗斯作家学习。”他这样要求说，一脸的认真。他一认真，我就忍不住发笑。因为，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他一旦认真起来，就有了非常强烈的滑稽效果。尤其是，他把这样的要求对着我。作为一名作家，我天生就不具备很强的使命感。
“你不是从来对我就是无所谓的吗？”我说。
“反正你写的东西我很少看，”马青说，“不过我看了你写的这个《掘金时代》。还有点意思，写一个骗子的发家史。不过，写得还不够详细。主要你对这些东西并不了解。”
我想他的批评是对的。他在这个社会上了解的东西肯定比我多。
“比如你写这个牛德衡后来发了。怎么发的？在南乡县干了那一票就发了？不可能的。再说，一个人行骗得手后，他会一直干下去，你想让他停都停不下来。”马青说。
我点着头。
“这里面还要多写一些过程。”马青说，“到后来你写他开了大公司，好像他就开始正式的行商了，这也不对。你只能说他的骗术更高明了。他的产业越大，说明他行骗的手段越高明。你不能写了一个骗子，嘿，后面就金盆洗手了。这不符合人物的实际性格。有可能的只是他意识到，在行骗当中，寻找一些保护，有时甚至是法律上的保护。”
“你说的有道理。我写的时候也想到了一些，但是思想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很多地方写得有些隐晦。”我心悦诚服。
“那你当时要么就按美国的那些畅销小说来写，走通俗的路子。你专门写他行骗，写他的种种骗术，在行骗过程中的种种滑稽可笑的行径。一方面，提醒世人，防止受骗；一方面，又能娱乐大众。你这样写其实是两边都不讨好。”马青说。
我心里掠过一丝阴影，开始感觉到了隐约的不快。辛辛苦苦写了这么长时间，而且那样的投入，被他这么一说，简直就是一钱不值。虽然，他并不是个文艺批评家，我完全可以不去介意。但是，他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要是读者都像他一样的感觉，那么我辛苦的结果就可以推知了。
“一个骗子的发迹，也绝不是偶然的。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社会给他创造或是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另外，他肯定是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马青说。
“就像你。在我的小说里，你可是把李二真拉去给牛德衡捧场的。”我讥讽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