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者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时间如此宝贵。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也是近几天才懂得。叙事者必需要将他的叙述进行下去，并且要让故事按他设定的轨道发展。然而他遇到了问题，他笔下的人物提出抗议。如果由着笔下人物的性格发展，那故事将脱离他的掌握，事情将走向未知。故事。叙事者想，我不能成为故事的奴隶。到了次晨，叙事者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李夜白开始说话。
我们谈判吧。李夜白说。
谈判？
对，谈判。
这个提议有意思，你说说看。
我不想去南方，不想去寻找黄队长，更不想去寻找那个叫北川的女孩，我不想让这所谓的罪恶感影响我的生意，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做，我的员工不能没有我。
给出你的筹码。
我愿为灾区捐出一个让你满意的数字。
不是让我满意，是对得起你的灵魂。
我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我是你创造出来的替身。
可你说过，我创造出来了你，却无权左右你的灵魂。
我说的是自由，灵魂是自由的。我只是需要自我表达的自由。
我已给了你自由。
我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这是我表达的自由。因此我所言说的，正是你想说的。
你把我绕糊涂了。叙述者说。
我担心你把读者绕糊涂，李夜白说，你的读者原本是要读小说的。而小说，在目下的环境里，已等同于故事。你没有必要去进行灵魂的救赎，也没有必要去追问，更没有必要把故事弄得如此复杂。人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你的追求在时间面前，终将变得毫无意义。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
那，什么是有意义事？
有意义就是好好活。
什么是好好活？
好好活就是做好多好多有意义的事。
叙事者突然听见这样的对话，他以为这对话是出自他和李夜白之口。可是他根本没有张嘴。叙事者的脑子里，浮现出了《士兵突击》里的主人公许三多咧开大嘴的傻笑。许三多的笑与李夜白的声音最后重叠在了一起。
李夜白说，你只需要按照一个线型的时间，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就行。设计多的一些巧合，把我的命运弄得跌宕起伏，让我不断倒楣，然后给我一点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又讨好又省事。何况你只是一个打工作家，你是底层叙事中的一员。你以为像现在这样做，你就后现代了？你这是向主流谄媚。主流严重鄙视你的谄媚。你不需要这样，你只需要去贩卖底层生活的苦难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就是一个小说吗？我，李夜白，终将只存在于你的小说中。
叙事者听了李夜白的话，喝了一口咖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叙事者都要靠喝咖啡提神。他要让自己兴奋起来，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咖啡因让他的思维清醒，他试图说服李夜白：
李夜白，你错了。你不只是存在于我的小说中，每一个我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都是生命的真实存在，你也是如此。我的生命转瞬即逝，而你，却有可能在我的文字里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我只想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些真实的文字，让一百年后的人们能清楚我们今天的生活。
李夜白说，你以为你的文字能存留一百年？
叙事者说，我将让你再活二百年，让你目睹我文字的生命。
李夜白说，你们这一代人的文字注定是速朽的。
叙事者说，请你说话小心，你激怒了我，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李夜白说，我好害怕。
叙事者说，你当然要害怕，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李夜白说，你终于露出了专制的一面，每个人拥有了主宰别人命运的能力时，都有可能成为暴君、纳粹、魔鬼。你也不例外。
叙事者说，你不要诡辩了。你有罪，你得赎罪，若不赎罪，你将受到惩罚。
李夜白冷笑，以道德的名义么？
叙事者说，道德比法律有温度。
李夜白笑，你无法说服我，但我知道，当你恼羞成怒，我的后果将很惨。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说的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大会上大骂斯大林同志是一个恶魔、暴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刽子手。这时，台下有人扔上来一个纸团，上面写着，赫鲁晓夫同志，您在斯大林同志身边那么多年，当时您为什么不指出这一切，而要等到斯大林同志去世以后才说。赫鲁晓夫把纸团上的文字念了一片，然后大声问，这是谁写的。他连问了五声，台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赫鲁晓夫笑了起来，说，这位写字条的同志，你现在的处境和我当时的处境一样。……所以，我答应你，去南方，去寻找黄队长，去寻找那个名叫北川的女孩。只是，我和北川只见过一面，自那个台风之夜后，我不知道她去向了何方，人在何处。而黄队长，十几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就是我当年打过工的溪尾村，如今也不知变成什么模样了。我会去努力寻找。但这寻找的结果，我不乐观。何况，即便找到了，又有何用。
叙事者说，你不是为别人去寻找，你是在为自己去寻找，为赎你自己心底的罪而去寻找。
李夜白说，是赎你的罪。
叙事者说，这么多年来，你当真没有罪恶感？你敢说你的财富来得都清清白白，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肮脏的东西。
从异乡走向异乡，打工人没有家的感觉，也普遍的缺少安全感。无论是黑道上的烂仔，还是治安、警察，或是工厂里的老板、管理员，都可以轻易地把天右这样挣扎在最底层的打工人的梦想击得粉碎。然而正是这么一群最卑微的打工人默默无闻地建设着这个城市。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在这片土地上是如此的矛盾而又统一。（摘自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载《作品》2001年第6期）
胖治安抓过刘梅的身份证，插进迷彩服口袋里，对她一指，让她先站到一边去。刘梅知道再多说也无用，再哭也没有用。她像一块放在砧板上的肉，只有任人切割的份了。晚上十二点，治安员们已抓了几十名三无人员。身上有钱的，交了罚款，立马就放走了。刘梅说我交罚款，你让我走好么？胖治安冷笑着说，交罚款？你使用假身份证，光交罚款就能了事么？（摘自王十月《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载《江南》2007年第5期）
一群治安员围着两个人，一会儿让他们蹲下，一会儿让他们把手举起来。他们现在对李想和周城不感兴趣。李想却差不多患了治安员综合症，见了治安腿就发软。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却发现不见了周城，回头望，见周城在看热闹。李想等了一会，见周城似乎没打算离开，想一想，把身份证，暂住证拿出来再确认了一遍，才走过去。（摘自王十月《国家订单》，载《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
……
当李夜白踏上前往南方的寻找之路后，叙事者呆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翻检过去写下的文字。他发现，他一次次在小说、在散文中写下与治安队有关的细节。以上摘取的这只是他随意翻检的结果，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他开始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他发现，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段，躲避暂住证，是打工生活中和上班、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情，是打工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就像战争年代躲避飞机的轰炸一样。
如果哪一篇描写那一时段的打工者日常生活的作品中，没有写到治安员的身影，没有写到打工者对治安员的恐惧，那就基本可以得出结论，那些作品，是不真实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百年以后，“打工学”的研究者们，在研究百年前的打工生活时，总结出了许多的关键词，不同的学派，总结出不同的关键词，比如“幸福派”的关键词是围绕着“寻梦”、“机遇”之类，“苦难派”的关键词却是“挣扎”、“沉默”等等。但有一个词，同时出现在两派研究者的关键词词条里，那就是“恐惧”。百年后的学者们，已无法想象百年前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行走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时那种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就像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无法想象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人生命一点一滴消逝时的感受一样。那些学者们也无法想象不足为奇，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今天，这个打工风起云涌的时代，那些同时代的书斋里的知识份子们，也同样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睡到半夜，被一阵叫喊声惊醒，然后听见有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站住。有人在拼命地跑。我立刻反应了过来，是治安队在抓三无人员。也来不及多想，爬起来就往楼上跑。很多的人跟着一起在跑。后面的手电筒在来回急切地晃动。果然是抓三无人员的，可能是治安队发现了这个烂尾楼里每天晚上睡了很多人，于是来了一次大的清扫行动。我们被包围了。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跟着大家往楼上逃。我的个子高，腿长，跑得快。很快就上了楼。楼顶上有一间小平顶房子，房子边有一架梯子。跑在我前面的很迅速就爬上了梯子。我跟着也爬了上去。我才上去，梯子就被先跑上去的人抽到了小房顶上，然后我们就趴在顶上不动。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爬上来的，在下面带着哭腔求我们，说老乡，把梯子放下来嘛。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把梯子放下来。我听见一个女孩子用四川口音不停地喊着老乡，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很快，治安员追到了楼顶，把他们都带走了，包括那个四川口音的女孩。他们没有向治安举报说小房顶上有人。看着他们被带到了楼下，上了一辆车，很快就被拉走了。我不知道那个四川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多年以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四川女孩的声音。我们本来是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是一个无耻之徒。多年以后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我被南方的媒体称之为打工作家，称之为打工者的代言人。面对这些荣誉时，我的心里就会响起那个女孩喊老乡时的声音。我曾把这一段经历写进小说中。我渴望能用文字完成一次心灵的救赎。”
对于这一段描写，百年以后的“打工学”研究者们，分别进行了不同的诠释与猜想。
一位学者在他的论文里写道：“这一段描写，透露出了叙事者内心的秘密。在这里，叙事者第一次提及到了救赎这个词。在在透露出另外的一条信息，在叙事者的打工生涯中，必定有某件与治安队相关联的事情，一直蚕食着叙事者的内心，他深深地为过去的罪恶感到不安。而一次次对治安反复书写，其实是他潜意识里忏悔意识的流露。他通过不断地书写，在完成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写下的这一细节，只是生活的表象，他隐瞒了事件背后的真实，他有了救赎的意识，但却没有直面自我过去罪恶的勇气。要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国民性中少有自我救赎精神。”（摘自E·品特著《打工：一个费解的词》）
而在公元2008年，一位学者撰文称“底层写作的作家们，站在道义的立场批判社会，用手术刀在解剖着他人的灵魂，却缺少解剖自我的勇气；打工文学的作家们，热衷于呐喊与控诉，将一个阶级的声音化为愤怒的声讨，故免不了祥林嫂式的唠叨与做作，而少见自我反省的烛照与升华。他们的文字粗俗，他们的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学……”
叙事者从李夜白的转述中得知了前者的评价，又在网络上读到了后者的批评。叙事者沉入了长久的寂寞。前者的猜想，不幸就是当年的事实，而后者的批评，让叙事者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感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许多年前，漂泊在溪头村与溪尾村的往事，渐渐浮上心头。一股咸腥的海的气息，开始在他的房间里弥漫。身边的电视机里，在不断播出着地震灾区最新的人员伤亡数字和救灾工作的新进展。
北川，北川。
叙事者的心开始隐隐作痛。那晚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南方，那个雨水丰沛的城市，梦见了那个名叫北川的四川女孩。他的梦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雨水的味道，那是南方的味道，是漂泊的味道，是青春的味道，是……
他点开了电脑里的音乐，选择了勃拉姆斯的《德语安魂曲》，一遍一遍播放。低音大提琴奏出宁静的引子，叙事者的灵魂，却飘浮在音乐之外。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听完安魂曲的前三个乐章，叙事者将这篇小说的标题由原先拟好的《奇迹》改为了《安魂曲》，他修改了最初的构思，他要写下那些不安的灵魂：李夜白，黄队长，北川，还有他自己，那所有不安的灵魂。
哪怕用二百年的时间，也要让这些灵魂最终得到安妥。
第三乐章：女高音独唱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怎样安慰你们；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让我的呼声叫醒你的灵魂，让我的意志，时时进入你的噩梦。忏悔吧，有罪的人。
让我的哭声惊醒每一个甜睡的孩子，每一个伟大的母亲。
母亲，您给了我生命，让我曾经一世为人，得以享受这世上最美的亲情。
孩子，你们是这世界的未来，是未曾被污染的灵魂。
是什么声音，来自西南，啊，苍天！那是天在崩，地在裂，那是孩子的呼喊，那是母亲的哀鸣。
那是我的故乡，啊，北川，我的亲人。我的泪，我的恨，我的爱，我的血，我的北川。我的大名。
十五年来，我从不敢接近你，我不忍看母亲青丝变成白发，不忍看故园的荒草与秋林。
我的魂不散，我的魂不宁，我不敢回到故乡，母亲，我要让你存一个渺茫的梦。
北川，三十年前，我的那一声娇嫩的啼哭，叫醒了你的黎明？
为什么我们都要哭着来到这世界？为什么？无知的人们，你们不知道，这世界充满了罪恶与血腥。
父亲，您以故乡的名字为我命名。您让女儿成长为一个自在的精灵。我知道，我是您的骄傲，是你粗糙的手掌，托起了我童年的笑声。
可是父亲，我不该让您为难，我知道，我要上大学的梦，是扎进您心底里的刺。我知道，我离开故乡，也揪走了您的心。
可是父亲，我必需离开，逃亡。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怎样，我也要背着行李出门。
许多年了，我一直是一个孤独的离魂，我飘荡在城市的上空。就像许多年前，我背着铺盖，走在城市的街头，渐渐开始习惯冷眼与嫌恶。离开故乡，我从未后悔。进入城市，我们要做平等的人。为此，失去了生命算不得什么。只是，我的生命失去得太屈辱，太无情。
现在，我是一个离魂。
我白天蜇伏在阴暗的坟墓里。南国那冰凉的泥土，还有细叶榕往下生长的须根。我听见虫子在歌唱，一朵花开的声音。寂寞像蛇吞噬着我的记忆。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在细语呢喃。他们可是穿着灰色的工衣？他们是否在流水线上萌生了爱情？我想象着他们的样子。我们离魂的白天属于人世的黑夜，我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夜晚，我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