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怪，我竟然在十八个世纪后，想发现新事物一般，发现了这些戒律。”
那么，托尔斯泰是否相信基督是个神呢？--全然不信。而他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把他看作是诸多圣贤者中最伟大的一个，例如婆罗门、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比赛亚--他们为人们指明通往真正幸福以及依循的道路。对于这些伟大宗教的创始者、在中国和希伯来具有先知性的半神来说，托尔斯泰算是他们的信徒。他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捍卫他们，并懂得如何用进攻的方式去维护。他抨击自己所谓的“伪善者”和“律法家”，并且抨击现有的教会，那些傲慢的科学代表，或者说是“科学的伪哲学”代表。他并不需要求助神的启示来反对理智。自从他逃脱了《忏悔录》中叙述的烦恼阶段，他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理智的信奉者，甚至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一开始是圣言。”他曾多次重复圣约翰的一句话，“圣言就是逻各斯，也就是‘理智’。”
在他1887年创作的《生活论》的结尾部分，引用了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
“人只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一根芦苇，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我们的一切尊严都包含在这份思想之中……让我们努力地思考吧：因为这就是道德的真谛。”
整本书都充满了对理智的赞叹。
当然，托尔斯泰所提出的理智是狭隘的，是“将部分当作整体，把动物性的生活看作是人类的全部生活”，而理智是支配人类生活的专制律令，“是理性的生物，是人们不折不扣地依循的生活律令。”
“这是一种与支配动物的生长繁衍、草木的萌芽与开花、大地星辰运行的律令相似的法则。只有奉行这条律令，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存在，存在于将我们的动物性屈从于理智的律令之中，以便获得善……理智是无法确定的，当然我们也无需确定它，因为我们不仅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类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借助于理智，而并非信仰……只有当理智出现时，真正的生命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就是理智的生活。”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生命，个体生命，又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回答道：“它并不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它不依赖我们而生存。”
“我们的肉体活动，只完成于我们自身之外……把生命当作是衡量个体存在的观念，在今日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消失了。对于我们同时代富有理智的人而言，个人善行的否定已经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
这里面还有许多前提，但无需在此一一阐述，不过它们足以反映出托尔斯泰对理智怀有多么大的激情。其实，理智还是一种激情，与他前半生支配着他的激情一样盲目、嫉妒。一个火苗熄灭，另一个火苗就会燃起。换句话说，始终是同一个火苗，这是换了燃料。
然而，增加“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的相似性的因素，还包括这两种激情并不满足于爱，它们需要行动，需要实现。
“不应说，而需做。”
那么理智的活动是什么呢？--爱。
“人类唯一的理性活动就是爱，因为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灵魂。它所需要的，就是一切东西都不能挡住理智的阳光，只有这阳光才能让爱继续成长……爱是真正的善，是至高无上的善，它能化解人世间的一切矛盾，不仅能消除人们对死的恐惧，还可以鼓舞人，为别人做一点牺牲，因为除了为所爱的人献身之外，就没有所谓的爱；只有牺牲自己时，这份爱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爱。因此，只有人们懂得个人的幸福是并不存在的时候，真正的爱就会实现。这时，他生命之中的所有精髓都将滋润那真正的爱的枝丫，为了生长，这枝丫将向人类这颗粗野的树干上吸取精华……”
因此，托尔斯泰的信仰方式，并不像一条因干涸而消失在沙土里的小河。在他的信仰中，有一股汇聚着气势磅礴的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热烈的信仰，将爱与理智紧密结合。当他写给开除其教籍的神圣宗会议的那封有名的信中，有一段最庄严的表达：
“我相信上帝，对我而言，上帝是灵魂、是爱、是世间万物的真谛。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就像我在他心里一样。我相信上帝的意志从未像基督作为人时所提倡的教义表现得如此清楚；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基督当作神明去祈祷，不然我们就犯了大错，这是对神的亵渎。我相信，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幸福主要在于能否完成神的意志。我认为，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们爱其同类，永远为同类服务。《福音书》上说，这概括出了一切律令和预言的主旨。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增长人们的爱。而这种爱的力量的增长是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将是更完美的幸福。我认为，这种爱的增长会比其他任何力量都更有助于在尘世间建起天国来。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协和、博爱、富有真理的新秩序来代替原本那个分裂、谎言，满是暴力的生活组织。我坚信，为了在爱的领域中获得进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祈祷。但所谓的祈祷，并不是那种被基督反对的在寺庙里的公共祈祷，而是他为我们做出榜样的那种祈祷。那种祈祷可以使我们更加坚信生命的定义，增进听命于上帝意志的情感……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善有善报。我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像我这般年纪，行将就木的人，就要做出努力，呼喊我的肉体阻止其死亡，即我的新生命的诞生……”
十二
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彼岸，能够将那颗不安的心灵暂放于此。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活动的开始。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冬天--他的家庭责任感迫使他跟着家人来到了这里。1882年1月，他参与了当地的人口普查工作，这使他真切地看到了大都市的惨状。现实让他触目惊心。
第一次接触到被文明遮掩着的事实的那天晚上，托尔斯泰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向一位朋友讲述，“他气愤地大喊，流泪，挥舞着拳头”。
“怎么能这样生活呀！”他号啕：“这不可能！绝不可能！”一连数月，他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沮丧之中。1882年3月3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给他写了封信，上面说道：
“以前，你常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曾想到自缢。’现在，你已经有信念了，可你为何又悲伤苦恼了呢？”
因为他不具备伪君子的那种信仰，那种得意、自大的信念；因为他不像神秘思想家那样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的超升而不管他人的救赎；因为他心中有爱，他无法忘记自己所看到的惨状，而且，他的善良仁慈让他认为，自己应该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任：他们是文明的受害者。文明就像是魔鬼般的偶像，要牺牲成百上千的人才能换来一个特权享有者，而托尔斯泰恰恰拥有这个特权。接受这种由罪恶换取的福利，无疑是参与了这种罪恶。如果不将这些罪恶揭露出来的话，他的良心将永远无法安宁。
对此，《我们该怎么做？》(1884至1886年)便是他第二次精神混乱的表白，这次病得比第一次要悲惨得多，而且后果更加严重。与人类的苦海，那实实在在、并非无病呻吟的痛苦相比，托尔斯泰的个人宗教苦闷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苦难是无法视而不见的，看到之后不设法消除它也是不可能的。--唉！可是这能办得到吗？
一幅奇妙逼真的肖像，第一眼看就让我深受感动，因为它能够表示出当时的托尔斯泰有多么痛苦。画面上，他正面坐着，双臂环抱，身穿一件农民外套，神色沮丧。他的头发虽然黑，但两鬓已经灰白，长须和颊髯也都白了。原本漂亮的额头上多了两重皱纹，倒是形成了一道和谐的纹沟。在那只大鼻子上，一副直望着你的坦白、犀利，带有一丝悲哀的眼睛里，蕴藏有多少温柔、善良啊！那双深邃的双眸能够确信无疑地将你看透！好像在为你叹息，为你悲哀。他的面颊有些塌陷，眼角边出现了皱纹，留有一道道痛苦的印痕。他哭泣过，可他很坚强，仍然在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他拥有一种英雄般的逻辑。
“我对那些一再重复的话感到十分惊讶，它们是：‘没错，在理论上这是很好的，可在实际之中又会是什么样呢？’仿佛理论已经成为说话时所必需的华丽词藻，而绝非是用之于实际似的！当我思考并懂得了一件事情后，我会按照我所理解的去做。”(《我们该怎么做？》)
于是，托尔斯泰开始以一种照相般准确的手法，来描述莫斯科的种种惨状，把他在贫民区或收容所里看到的真实情景都如实地描写出来。
他确信，要拯救这些不幸的人，并不一定要用金钱--正如他最初时的想法，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是被城市中的腐化堕落所侵蚀了原本纯净的心灵。所以，他开始勇敢地寻找罪恶的根源。沿着一环一环的罪恶线索，去搜寻责任者。第一步是富人，富人们这种被诅咒的奢侈的享受最能使人眩惑，让人们受到引诱然后堕落。继而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诱惑。然后是国家的某位权势者为了一己之力创造出来剥削、压迫其他人的残忍实体。再就是与之狼狈为奸的教会和一丘之貉科学和艺术……面对这些罪恶的大军，要如何战胜他们呢？首要任务就是拒绝加入其中，拒绝成为和他们一样的剥削者，放弃不义之财与田产，不为国家效力。
但这样是不够的，还应该“不说谎”，不畏惧真理。必须懂得“忏悔”，彻底摒除由于教育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骄傲。最后，应当亲自动手去劳动。“我们要靠额头的汗水换取面包”这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法则。托尔斯泰对此早已给出了讽刺的回答：体力劳动丝毫不会影响智力，反而会促使智慧的增长，这也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身体因劳动而强健，艺术其增进得更快。此外，它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安定、团结。
在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托尔斯泰将这些精神健康信条补充在文字之中。他殚精竭虑地思索着如何拯救灵魂，增强活力，与此同时，想办法消除麻痹意识的下流娱乐和泯灭良知的残酷享乐。对此，托尔斯泰以身作则。1884年，他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一项嗜好：狩猎。并且节制饮食，锻炼意志。他就像一个为了拼搏取胜运动员，给自己强加着残酷的训练计划。
《我们该怎么做？》成为了标志托尔斯泰已经离开宗教默想的相对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面临的第一段艰难旅程。从此，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开始了，亚斯纳亚村的老预言家立于一切党派之外(并谴责它们)，以《福音书》的名义，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种种谎言和罪恶宣战。
十三
在托尔斯泰周围，他那种道德革命精神并没有博得多少同情，并且还因此让家人伤心。
其实，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很早就忧虑不安，因为她发现丈夫的病似乎无法控制，她徒劳地与之抗争的只是病症的发展。自1874年起，她因看到丈夫为学校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气愤。
“这启蒙读本、算术、文法，我丝毫看不上眼，所以我没法假装对它们有兴趣。”
教育学研究过后，就到了宗教研究的时候，但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妻子对托尔斯泰这个新皈依者的最初倾诉感到厌恶，以致当他在信中提到上帝时，不得不请求原谅：
“当我说到上帝时，请你不要像平时那样生气发火；只怪我无法避开他，因为他是我的思想基础。”
或许是伯爵夫人被他感动了。她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烦躁，但她依旧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奇特，常常发呆。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她认为丈夫病了：
“根据列夫所说的，托尔斯泰始终在工作。唉！他在写若干篇关于宗教方面的论辩文章。一边读一边思索，直到头疼得受不了为止，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教会得教义与《福音书》上的不一致。在俄罗斯，对此感兴趣的人顶多只有十来个。但是，我毫无办法。我只希望这事能够尽快结束，但愿它真的只是一场病而已。”
然而，疾病并未消失。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彼此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但彼此很难相互理解。虽然他俩尽可能地为对方作出让步，但这种相互的让步反而会变成一种痛苦。托尔斯泰不得已跟着家人来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我生平中最艰难的一个月。来到莫斯科生活。大家都安顿下来了。可他们究竟何时才能开始生活？其实这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不幸的人们啊！”(1881年10月5日)
同一时期，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也写了一段话：
“莫斯科。到了明天，我们在这里已经呆了一个月了。前两个星期，我几乎天天哭泣，因为我发现列夫不但忧心忡忡，而且精神沮丧，十分颓废。他寝食难安，有时也会哭泣；我觉得自己就要疯了。”(1884年10月14日)。
就这样，他们不得不分开一段时间。当时，他们为了自己给对方带来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但他俩却依旧相爱着！他写信给妻子说：
“你说：‘我爱你，但你并不需要我的爱。’不，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我唯一需要的东西……你的爱比世界上的一切都令我快乐。”
然而，每当他们碰面时，彼此间格格不入的气氛又会蔓延开来。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是伯爵夫人无法赞同的。在这种癖好的影响下，他执著地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
“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令他产生兴趣。为了这些蠢事，他乐此不疲地浪费着他的精力。而我的确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悦。”(1882年3月)
妻子在写给他的信中说：
“你把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去劈柴、烧水、缝靴子等事务上，真让我伤心落泪。”
后来，她又带着一种母亲般温情而嘲弄的微笑--看着自己那个有些疯癫的孩子的--补充道：
“‘这孩子爱怎样玩就怎样玩吧，只要他不哭就行了。’每次想到这句俄罗斯谚语，我的心情就平静了很多。”(1884年10月23日)
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寄出来，因为她能想象到丈夫若读到这段话，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此嘲弄语言而顿感忧伤的。于是，她又把信拆开，以一种激烈的爱重新写道：
“突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了你那清晰影子，心中蕴涵着一股巨大的柔情！你身上具有某种乖巧、善良、天真、执著的东西，这一切被你那颗对大家的同情心，以及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这些都是你特有的。”
两个相爱的人互相爱怜又互相磨难，后来又被自己给对方造成的痛苦所折磨。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境况，延续了近三十年，只到那垂死的老李尔王在迷惑之时，逃出茫茫的大草原才算是结束。
或许大家尚未注意到《我们该怎么做？》末尾处的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其实托尔斯泰对现代女权主义没有丝毫好感。但是，对于那些被他称作是“贤妻良母”的女人，对于了解人生真谛的女人，他表现出的是虔诚的崇敬。他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的生儿育女，对她们那可怕、苦难的命运，对她们那周而复始的岁月，对她们那不图回报的无休止的劳动，对她们完成任务摆脱痛苦时的满心欢喜，大加赞颂。
他描绘了一位勇敢的妻子的形象，和一位作为其丈夫的助手而非累赘的女人肖像。她知道，“唯有不计酬报，甘愿为别人的秘密做出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