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陶醉，在没有任何节制的情况下流淌着。主人公奥列宁像托尔斯泰一样，来到高加索，寻求奇险的生活，使自己得到锻炼。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个哥萨克年轻女子，陷入了种种相互矛盾、复杂的希望之中。他有时会想，“幸福就是为别人而活，就是牺牲自我”；有时又想，“牺牲自我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于是，他基本上同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一样，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就是为了给人类带来欢乐。所以世间没有什么罪恶，那其实都在拯救灵魂”。那他还需要考虑什么吗？只要生存就可以了。生命是美丽的，是全部的幸福，是强大、普遍存在的：因为生命就是上帝。一种狂热、执著的自然崇拜煽惑、吞噬着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里迷了路，“周围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飞鸟与野兽，成群结队的蚊蝇，草木幽暗，空气芬芳温热，细细的浊流在枝叶下淙淙流淌”，在距离敌人的埋伏点不远处，他“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他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开始感谢某人来”。然后，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那样，十分满足地对自己说，他已经独自迷失在那个吸引着他的人生漩涡当中，他似乎越陷越深，身旁潜伏着的无数个看不见的生物，它们此刻正窥伺着他的死，成千上万只小虫在他周围嗡嗡嗡地叫：
“过来吧，过来呀，亲爱的伙伴们！那个人就是我们要螫的目标！”
显然，在这里，他不再是俄罗斯绅士，也不属于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不是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他只是一种生物，就像蚊蝇，雉鸟，雄鹿，就像此刻在他身边那些活着的、游荡着的生物一样。
“我将要像它们那样去生活，那样死亡。然后，我们的上面会长出青草来……”
就这样，他的心情十分欢悦。
在托尔斯泰青年时期，他疯狂地沉浸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之中。他拥抱大自然，希望能与之融为一体。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他可以倾泻、麻痹他的忧愁、欢乐以及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之情并没有损害到他敏锐的目光。在这首炽热的诗篇中，具有强烈的景色描写，真实的人物刻画，这些是其他作品中不多见的。该作品的精髓就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托尔斯泰终身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和信条。这种对立使他找到了《克勒策奏鸣曲》中的一些严酷语调，用它来讽刺人世间的冷暖悲欢。即使对自己所爱的人，他也同样十分真实。大自然中的各类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以及托尔斯泰的朋友们都被放置在他敏锐的目光下观察着，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等恶习，都被他真实地描画了出来。
高加索，将托尔斯泰生命中所蓄藏的最深刻的宗教性唤醒了。我们无法阐释这种真理最初的昭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青年时的密友、年轻的亚历桑德拉·埃尔特里耶夫娜·托尔斯泰姑妈严守秘密，才向他们吐露心声的。1859年5月3日，在他写给她的一封信中，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声明”，他这样写道：
“小时候，我没有多加考虑，只是凭借一种热情和感伤去信仰。当我长到十四岁左右时，我才开始思考人生。由于宗教同我的理论并不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当作是值得赞扬的事情……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清楚，而且符合逻辑，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但对于宗教，没有给其留下一丝空间……后来，人生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而因此，它也渐渐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那时，在高加索，我感到孤独且不幸。我付出了全部的精神力量，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做一次啊……这是苦乐融会的时期，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都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境界，只有在这两年中我才有如此深刻的观察。那时发现的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在坚持了两年的脑力活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简单且古老，目前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了一种不朽，有一种爱，如果想要获得永远的幸福就应该为别人活着。这些发现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们竟然同基督教十分相似。于是，我停止探寻，准备到《福音书》中寻觅。但我没找到太多东西，我不仅找不到神灵，也找不到救世主，更寻觅不到圣典，一无所有……但我依旧竭尽所能地去找呀找呀找呀。我哭泣，我痛苦，我折磨自己，只为求得真理……就这样，最终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宗教。”
六
1853年11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战争即将爆发。此时的托尔斯泰先是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之后又去了克里米亚军团，并且在1854年11月7日随军队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强烈的激情与爱国之情。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尽职尽责，常常身处险境，特别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时，他三天中就有一天要在第四炮台轮值站岗。
连续几个月里，他都生活在一种无穷尽的紧张和战栗之中，常常与死神碰面。此时此刻，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经常同上帝交谈。185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祷文，中心思想是感谢上帝在他危险之时能够保佑他，并且祈求上帝能继续保佑着他，“以实现我还未了解的生命的永恒和光荣的目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这样写道：
“现在我已经被带入到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领域之中，我感觉可以将我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它，只为实现这一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属于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他晚年时的规划。
可是，为了忘掉眼前的情景，他重新持笔，开始了写作。在轰隆震天的炮声中，他怎能集中精力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可以说，这本书写得十分凌乱，当然，这一点可以归结于他写作时恶劣的条件所致，或者是有时出现的略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一些抽象分析。但他竟然可以冷静而深刻的探索一个年轻人头脑里的模糊梦幻和思想，这博得了大众的赞扬。作品对自己非常坦率。而且，有时在描写春日的城市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的叙述中，充满了多少清新的诗意啊！他书中的某些篇章洋溢着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有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很自然地想到《高加索纪事》来。例如，书中描写夏夜的一幕：
“清亮的新月幽静地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池水波光闪烁。一棵棵枝繁叶茂的老桦树，在月光的照耀下，一面呈铝白色，一面是重重树影，遮蔽着灌木丛和大路。从池塘后面传来了鹌鹑的叫声。两棵老树的枝枝蔓蔓相触时发出的沙沙声。蚊蝇嗡嗡嗡地飞过，一只苹果坠落在枯树叶上面。最终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在一缕月光下绿绿的背部显得十分闪亮……月亮继续向上升，悬于晴朗的空中。池水显得更加明亮。树影也渐渐变得黝黑，明亮处则更加清亮……而我，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类所有热情之中，但因为拥有巨大的爱的力量，所以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融为了一体。”
眼前的现实比以往的梦境更有力量，它迫使人们对它多加关注。正因如此，《青年》没有写完。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的屏障下，在枪林弹雨、轰隆作响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幸存的人和垂死挣扎的人，然后将他们和他自己的种种焦虑悲凉，都叙述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之中。
关于他创作的三篇纪事文学：《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被人们拿来对比、评论。然而，它们之间其实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无论在情操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别于其他两篇。其他两篇均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里提出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在阅读了第一篇纪事文学之后，不禁流下眼泪，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余下令把它反译成法文，并命令手下人将托尔斯泰带离危险区。这很容易理解。书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战争情怀。刚刚入伍的托尔斯泰，仍然持有热情，全身心地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的身上，他并未窥见野心、自大以及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是一首伟大的史诗，里面出现的英雄“可以同希腊的英雄们相媲美”。另外，这些纪事文学中不存在丝毫想象的痕迹，也没有毫无客观表现的尝试。漫步于城市中的托尔斯泰，用自己清醒的头脑观察着各种事物，但他的叙述方式显得不够洒脱：“你看……你走进去……你会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自然感官印象的长篇报道。
但是，第二篇《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就截然不同。自卷首起，我们就可以读到：
“成千上万种人类的自尊心都在这里相互碰撞，或者消失在死亡之中……”
接下来，还可以读到：
“……因为人很多，所有虚荣也就很多……虚荣，虚荣，无处不在，即使在坟墓门前也是虚荣！这是世纪性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喜欢大肆谈论爱情、光荣和痛苦？为何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都是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无聊故事呢？”
现在的纪事已不再是最初的简单叙述，而是让人类与情欲直接对决，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托尔斯泰利用自己犀利深邃的目光在战友的心灵深处搜寻着，透过他们和托尔斯泰的心灵，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依旧上演着的人间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明确指了出来，被他揭去了面纱，使其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这种无穷无尽的恐惧、挥之不去的畏死情绪，被他毫无顾忌，毫不怜惜地剖析。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如何抛却所有的感伤，他轻蔑、不屑地指出，那是“一种泛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才能在其少年时期都展露出来了，有时甚至还带有一丝病态，但它所达到的效果并不像描写巴拉斯霍辛之死那么尖锐、惊人。书中有整整两页都是用来描写炮弹落下但未爆炸的那一刻，巴拉斯霍辛头脑里出现的一些念头；他还用一页的篇幅描写炮弹爆炸之后，“一片弹片刺进他的胸膛，即将死去”的一刹那，他心中的想法。
仿佛戏剧中休息的乐队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呈现出一片明媚的大自然景象，乌云再也遮不住温暖的阳光，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着白昼的交响曲，虽然这里是成千上万个战死的人的墓地。身为基督徒的托尔斯泰已经忘记自己在第一部作品中所表达的爱国情调，现在他在诅咒那场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宣扬着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法则，当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竟然不知道跪下忏悔。由于上帝在赐予他们生命的同时，还在每个人的心中投进了带有恐惧死亡的情绪，以及对善与美的爱，可他们却无法像兄弟一样流着幸福欢乐的眼泪互相拥抱！”
在结束这部短篇小说时--其中惨痛的语调，是其他几部作品中所没有的--托尔斯泰突然有些疑惑。他这样说是否合适？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惑，它压抑着我。或许我不该把这些说出来，或许我要说的正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中的一个。其实，每个人的心灵之中都无意识地隐藏着一些真理，只是认为它们不该表达出来，免得带来麻烦。就像酒糟一样，千万不能搅动，否则就会把酒弄坏。什么是应该避免的罪恶？什么是应当效仿的好事？谁是坏人？谁又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可大家也都是坏人……”
但他又自豪、镇定地说：
“这篇小说中的主角，是我全身心热爱着的，也是我极力想表现出他所有的美的人。他曾经是，现在是，甚至将来也是美的，这就是真实。”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这几页之后，便提笔给托尔斯泰写信，信上说：
“您的作品是今日俄国社会最最需要的：真实，真理。从果戈理逝世以后，俄国文学中真实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国，您为我们的艺术带来的那份真实是崭新的。可是有一件事令我担心：我担心的是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围绕在我们身边那些装聋作哑的人会像对付我们那样对待你，我还担心他们会侵蚀您身上的精力，磨光您的锐气。”
事实上，对此我们不必担心。时间可以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反而能增加他的精力。可是当祖国遭受困难、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时，他也随之陷入到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之中，懊悔自己毫无顾忌的坦率。在第三篇纪事文学《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在叙述因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停止了叙述，说道：
“尽快让这场戏落幕吧。明天，或许就在今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慷慨激昂地迎接死亡。在这些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一星星伟大的火花，那是使他们成为英雄的火花。”
当然，这种顾虑没有丝毫削弱故事原有的真实色彩，但对于人物的选取上，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作者的意图。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以及其悲壮的陷落，都通过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体现了出来。书中这两个人物是两兄弟，哥哥是科特兹塔尔夫上尉，同托尔斯泰有一丝相似之处；弟弟瓦里基亚是个旗手，生性胆怯但富有热情，常常狂热地自言自语，也爱梦想，总是无缘无故地流泪，但他那是温情的泪，偶尔是怯懦的泪。刚到战场时非常恐惧(像个小可怜一样怕黑，躺在床上时都要把头藏在大衣里)，常因孤独和他人的冷漠而闷闷不乐，但是，每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总能高兴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像弟弟这种人就属于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同《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加，《袭击》中的少尉)，这样的人心中充满了爱，能够欣喜地打仗，然后在战场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故事里，兄弟俩是同一天--最后一天守城时--战死的。小说在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怒吼中结束的：
“队伍撤出了城。望着身后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城，每一个士兵的心中都蕴涵着难以言表的悲苦。他们叹着气，无奈地向敌人伸出拳头。”
七
在这个人间地狱中，托尔斯泰整整待了一年。他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的痛苦。当他从这个地狱中走出来以后，在1855年11月，他再次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界之中。但他厌恶、轻蔑这种人，他觉得这些人身上有得都是委琐和虚假。从远处望，他们好像是被一种艺术光环所笼罩的人--例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将自己写的《伐木》的题献给他--从近处看，他却感到悲哀失望。1856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托尔斯泰置身于他们中间，照片上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等人。这些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只是托尔斯泰表现出一种悲苦、严峻的神态，而且他的形象也十分显眼：瘦削的脑袋，双颊深陷，两只胳膊僵硬地交叉抱于胸前。他身穿戎装，站在那些文学家的后面。正如苏亚雷斯风趣的描述：“他不太像这伙人中的一个，倒有些像是看押他们的看守者，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