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社会以分劳为贵，吾岂谓欲劝全国之人才皆求为自动而不屑为被动。虽然，举全国人才而皆被动，则国家事业之萎悴，果当何似者？夫我国近年来只能产极干练之事务家，而可称为政治家者殆不一二觏。盖阅历子官吏社会者，其所得之结果只能如是也。夫国家而欲求国力之充实滋长，惟当设法使全国各种类之人皆能如其分量以尽其才用，个人而欲自树立于社会，亦最宜自察才性之所近，而善推之以致用立业。若是者，吾名之曰个性发育主义。个性发育主义者，无论为社会全体计，为个人计，皆必要而至可尊也。而求阅历于官吏社会，则与个性发育主义最相妨者也。今试问国中大多数之青年，其性质实宜于为官吏者果有几许？其所学与官吏事业绝无关系者亦且泰半，今乃悉投诸官吏之大制造厂中，而作其机器之一轮一齿，其自暴殄毋乃太甚乎？夫人之才性，发育甚难，而消退至易，虽有善讴之伶，经年不度曲则失其声；虽有善射之夫，经年不弯弓则失其技。冥洞之鱼，非无目也，以不用目故，移置明湖，终不见物，霞鞲中之鹰，虽释其缚而不能高举也。今鬻身于官吏社会，其洗礼受戒之第一语，则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故人之稍久，势不能不将己身所固有之本能，悉从束阁。束阁经时，即本能消失，如暖室之花，移置庭院，转不能遂其生，至是，虽欲不以官为业焉，不可得矣。夫至欲不以官为业而不可得，则方来之苦况，岂有量哉。又以官吏之量供过于求，故其得之也，必须至剧烈之竞争，而此种竞争，非若陈货于肆，惟良斯售，而其间恒杂以卑屈之钻营，阴险之倾轧，其既得而患失也，则亦若是。故虽以志节之士，一人乎其中，则不得不丧其本来，而人格既日趋卑微，则此后自树立之途乃愈隘。综以上诸端论之，则夫皇皇然惟官是求者，微论其不得也，即得焉而所丧已不足以偿，况当今日需要已充供给太溢之时，虽赌性命以求焉，而能得者终不及千百之一也。吾绝不敢摭拾理学家高尚迂远之谭以相劝勉，吾惟从个人利害上相与商榷，不惜苦口以为迷途中人告。呜呼！吾言犹有一二可听者乎，则亦可以幡然知变矣。吾知闻者必曰：子劝我知变，子教我何变而可？子既知我之求官，非以为荣，非以为乐，乃实以救死，使有他途可以救死者，吾宁不愿？而其途皆穷，则舍官何适？况吾子今方盗太仓之廪，泰然受豢养于国家而乃劝人以勿尔，抑何不恕？应之曰：斯皆然也。吾诚为受豢于国之一人，吾正惟经历此种受豢生涯，乃深知所得不足偿所丧，故言之益亲切有味。今举凡一切德义节操等问题，且置勿论，事就利害言，则作官绝非谋生之良策，吾所经历，即其显证也。又姑舍是，以今日生计现象海枯石烂之时，士君子惟求升斗之禄以期毋转死于沟壑，彼盖既计无复之不得已而出于此，而我乃劝以作他计，其谁能倾听？虽然，当知他途固皆穷也，而此途亦何尝不穷？乃多数人不知其为穷途，方彳亍回旋于其间，乃其知焉，乃益穷而不能复，斯则最可悲也。夫等是穷也，在此途中，拯吾穷者惟赖他人。在他途中。吾之力或尚能自拯。在此途中。虽见拯而能苏吾穷者有几，在他途中，万一能自拯焉，则前途或荡荡然惟我掉臂矣。是故于两穷之间，智者不可不慎所择也，若更问曰：他途亦多矣。子劝我何择而可？曰：此则非吾所能对也。人各有其本能，则择业宜自各省其所适，吾安能以共通之辞对者？虽然，吾敢信今日全世界人类中以云谋生之道，尚推中国人为最易，稍有技能之士，但使能将依赖心与侥幸心掺除净尽，振其惰气，以就奋斗之途，未必在此天府雄国中，竟无立足地。呜呼！是在豪杰之士也已。夫今日吾侪国运所遭值与吾侪身家所遭值，而皆屯遭险艰，达于极度，非死中求生，末由自拔。呜呼！是在豪杰之士也已。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一
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的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像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举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我希望国内不懂科学的人，或是素来看轻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我这番话得多少觉悟，那么，便算我个人对于本社一点贡献了。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其丰富：我们不是鸟，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那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本文为1922年8月20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人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2]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人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郭筠仙即嵩焘，号筠仙。——编者注
张香涛即张之洞，号香涛。“西便有虹霓，东便一定有雨”句，及下文中“东便有雨，西便一定有虹霓”句中的“便”字，误，应为“边”。《饮冰室合集》之《文集》档案室三十九第5页作“边”。——编者注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奖厉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厉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是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二
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
第一层，求真智识。智识一般人都有的，乃至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便越觉求真之难。譬如说，“孔子是人”这句话不消研究，总可以说是真，因为人和非人的分别是很容易看见的。譬如说“老虎是恶兽”，这句话真不真便待考了。欲证明他是真，必要研究兽类具备某种某种性质才算恶，看老虎果曾具备了没有。若说老虎杀人算是恶，为什么人杀老虎不算恶？若说杀同类算是恶，只听见有人杀人，从没听见老虎杀老虎，然则人容或可以叫做恶兽，老虎却绝对不能叫做恶兽了。譬如说“性是善”，或说“性是不善”，这两句话真不真，越发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两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说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说的义理咧、气质咧，闹成一团糟，那便没有标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内容弄清楚，看中国和他合不合。譬如说“法国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问“法国”这个字所包范围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国，这句话当然不真了。看这几个例，便可以知道，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智识。智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智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智识。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说。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识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见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智识进到行为的向导，因为我们预料结果如何，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做去。虽然，因果是不轻易谈的，第一，要找得出证据；第二，要说得出理由。因果律虽然不能说都要含有“必然性”，但总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倘若仅属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说：“晚上落下去的太阳，明早上一定再会出来。”说：“倘若把水煮过了沸度，他一定会变成蒸汽。”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为我们积千千万万回的经验，却没有一回例外，而且为什么如此，可以很明白说出理由来。譬如说：“冬间落去的树叶，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来。”这句话便待考，因为再长出来的，并不是这块叶，而且，这树也许碰着别的变故，再也长不出叶来。“西便有虹霓，这句话譬如说：东便一定有雨。”这句话越发待考，因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它是和雨同一个原因，或者还是雨的结果。翻过来说：“东便有雨，西便一定有虹霓。”这句话也待考，因为雨虽然可以为虹霓的原因，却还须有别的原因凑拢在一处，虹霓才会出来。譬如说：“不孝的人要着雷打”，这句话便大大待考，虽然我们也曾听见某个不孝人着雷，但不过是偶然的一回，许多不孝的人不见得都着雷，许多着雷的东西不见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间有个雷公会专打不孝人，这些理由完全说不出来。譬如说：“人死会变鬼。”这句话越发大大待考，因为从来得不着绝对的证据，而且绝对的说不出理由。譬如说：“治极必乱，乱极必治。”这句话便很要待考，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虽然举出许多前例，但说治极是乱的原因，乱极是治的原因，无论如何，总说不下去。譬如说：“中国行了联省自治制后，一定会太平。”这话也待考，因为联省自治虽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无奈我们未曾试过。看这些例，便可知我们想应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统的知识，实在不容易。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用人为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彼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道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的。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的函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件主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