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学员都被认认真真清查了一遍。一名叫王北岳的军校第23期学员成了重点嫌疑对象，他是由北平某大学考入军校的，经常写些小诗，自称是“东方歌德”，平时喜欢偷偷摸摸背着人看些进步书籍，同学之间有人怀疑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以往因无什么凭据不好检举，现在在军校勒令清查的特殊情况下，也就被人告发“清查”出来，先被关禁闭在草堂寺。
平时和王北岳较要好的同期同学、由四川大学考入军校的蒲剑虹等人曾到草堂寺去探视，并带去了香烟等生活用品。在交谈中，王北岳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却又讲了许多只有共产党员才能讲出的话。后经所谓军事法庭审判，他被送进了监狱，以后下落不明。在当时正在编印的《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同学录》中，张宗禹的名字仍列入其内，但没有王北岳的名字，由此看来，王北岳的“罪过”看来不轻。
军校清查中，还抓了一个湖南籍的学员，由于此人身体不好，在草堂寺关禁闭中几次昏迷，经审查确定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平时多爱说些有刺儿的话，这次清查中便被当做重点人物抓了起来，几天后也就放了出来，还拿到了毕业证书。
军校这次大清查，因时局紧张，很快如一阵旋风似地吹过去了，并没有清查出什么共产党“要犯”。蒋介石听了张耀明的专门汇报后，对没有搜出丢失的手枪和抓到“要犯”大为恼火。
张耀明对这些惊动蒋介石的事，屡次发生在校园内也甚感不安。他连日召开校务会议，重申“神圣的职责”和“铁的军纪”，并分析讨论连续出事的原因。有个教官若有所思地说：“这是否与窗户有关？”一时说的大家摸不着头脑，张耀明也把目光转向会议室内的窗户。
那个教官见大家没有理解他说的意思，又转弯抹角地说道：“我是说这些事既然发生在校内，也就与我们校内的人有关。我们是不是从有人私下发泄一下对学校的不满来考虑这些事，我们肯定在某些方面做的有学员们不满意的地方。譬如说那学员宿舍中的窗户。现在，晚上寒风四起，窗户却仍然洞开，没有糊上窗户纸，学员代表对这事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张耀明至此方明白刚才这位教官所说的意思，细想来也有道理。寒冬中睡在四面通风的屋子里，学员们又都仅发一床被子，的确是够冷的。况且这年成都的冬天格外冷。学员们盼糊窗子这个意见，张耀明也早就听说了，只是考虑到军校马上要向西转移，那窗子还糊它干什么用。而学员们却是一夜也难熬，近日几乎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提这条意见。
这糊窗户纸的事，在这次校务会上就被当作一件大事决定了下来。张耀明指示各总队，采取应急措施，暂时用废报纸把窗户糊上。各宿舍学员很快行动起来，但由于废报纸纸张质量很差，一糊即烂，学员们只好把许多层报纸重叠在一起，糊上了窗户，宿舍内顿时成了一片黑暗。
糊窗户之事过去了，但学校里并没有因为糊上窗户纸而减少了“怪事”，反而越向后“怪事”越多。有校中特务给张耀明打小报告说，宿舍内太暗，有的学员正是利用黑乎乎的窗户纸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张耀明大怒之下，又命令各宿舍把用报纸糊上两天的窗户纸统统撕下来，至于学员们晚上再挨冻，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此，蒋介石的行动也就更为神秘莫测和小心谨慎。
然而，真正的中共地下共产党人和倾向于共产党的进步力量，此时却正在积极地抓紧策反军校中、上层官佐的工作。一个炮打黄埔楼、炸死蒋介石的计划正在谋略实施进行中。
战乱中的成都市，一切都好像打乱了原来的秩序。这两天不过年不过节的，反而在城中四处响起了鞭炮声，夹杂着时而骤响的枪声，惊得人们连连追问：“是否已在攻城？”
黄埔楼上的蒋介石更是紧张，也连忙追问：“这枪声怎么听起来这么近？”当他知道这是市中有的家庭在抓紧时间“应变”结婚放鞭炮时，心中也就说不出是喜还是忧。被叫上楼来询问鞭炮声的冷寅东，也无奈地说道：“民婚大事，自然要依习俗庆贺放鞭炮，可这鞭炮放得的确不是个时候。我这就拟个《告示》贴出去，禁止放鞭炮。”
“不必了。有人结婚，也算是个喜事。”蒋介石低沉的声音说道，随说着随下楼，他说他要去励志社检查行政院的一些工作。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音，由于冷寅东的那张《告示》没有发出来，这两天也就响得满城了。芳龄妙女最担心乱中出事，父母更是头昏心焦，说什么也要把女儿先嫁出去再说。所以，“应变”结婚者非常踊跃。当时，城中负责公证结婚的是法院，由于城中人口不像解放后这么多，办理结婚手续也就仅由公证处处长赵公成一人负责。昨日一天，赵公成一人就办了20多对请求公证结婚者，今日又请来一个人帮忙，紧紧张张忙了一整天，才为来公证处的60多对请求公证结婚者办理了手续，还有许多对嚷着家中宾客已经等得不耐烦，酒席都摆好了。
赵公成见外面还站了那么多人，只好应付般地宣布说：“今晚你们先入洞房，明天再来公证，也是一个样。”
有个姑娘愤怒地大胆回答：“明天恐怕就不一个样了。”在这种非常时刻，有人想笑，却难笑出声来。有的姑娘的父母，则暗中大骂蒋介石把战乱引到了成都，诅咒蒋介石“挨枪子，遭炮打”，害得他们不得不为女儿想出此法以避战祸。事也凑巧，那“炮打蒋介石”的咒语，在此时已不仅仅是咒语，恰有人在秘谋着这一行动计划。
1949年时的成都市区，地盘并不像今天这样大。现在已是市中区的北较场，在那时是名副其实的城北郊。北较场北面院墙外即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坟地和农田，靠近城区的农户多是依靠这些田地种菜谋生。
天府之国的川西盆地，气候宜人，冬天的田野也是绿色的。菜农们在菜地中间或垄旁田角搭个窝棚，仍守候在棚中看管田中的蔬菜。就在北较场院墙北面两百余米远的菜地上，即有五六个低矮的草棚立在青菜和莲花白等蔬菜之中。近几天晚上，几个黑影频繁出没在这菜地草棚。南面不远处，军校黄埔楼上彻夜不熄的窗前灯也给这里投下几缕余光，草棚离黄埔楼最多不超过300米。
一个炮打黄埔楼炸死蒋介石的计划即将在这里付诸实行。
炮打黄埔楼是由中共成都地下党具体策划的。在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成都设有一“留蓉工作部”，该部地下工作者唐会昌等人经过几天的观察，认为在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不应让蒋介石再溜了，但解放军还在百里之外。远水解不了近渴，成都地下党应当首当其冲地担负起“擒贼先擒王”的任务，而发动“西安事变”那样的兵谏又无机会和合适人选．地下党武装也无进攻黄埔楼的力量，于是私下议定利用城北菜地中草棚作掩护，炮打黄埔楼。
已被地下党策反的原国民党团长姜期永担负起了这一任务，具体负责在草棚内秘密安装设置了一门迫击炮，炮口对准了蒋介石在军校中的官邸黄埔楼，只等地下党情报人员核准蒋介石确实在黄埔楼内，那一声令下后，黄埔楼准要被炸出几个窟窿，墙倒楼塌。
“炮打”方案提到了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突然传来情报说，蒋介石并不固定住在黄埔楼，现住在励志社。党支部书记王逸平和副书记吕振修等人根据刚得到的有关情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召集支部会商量此事。
讨论认为，情况已有变，这“炮打”之举冒险成份也就太大。如果炮打了黄埔楼．无论打中蒋介石与否，那都会使国民党各种反动势力以此为借口在成都市区展开大搜捕和大屠杀，会给成都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地下党的下一步工作带来很大损失，这也与上级党指示的“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根本任务是不相容的。况且，蒋介石的住处飘忽不定，行动诡秘难测，炮打之时他并不一定在黄埔楼内，如此无把握的事还是再另选时机为好。
最能撩动地下党人员决定不“炮打”的原因，除蒋介石并不常住在黄埔楼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有人在会上提出了“炮打”不如“活捉”的建议，认为蒋介石在成都即将解放的前夕，一定会逃离城区去飞机场，即可趁此机会出其不意地将其活捉。
这一“活捉”的计谋显然比“炮打”更具有吸引力，原议定的炮打蒋介石的方案于是便被“活捉”方案取代了。会后，“留蓉工作部”地下党工作者立刻展开了“捉蒋”工作。
这天下午，吕振修等人来到华兴街，秘密地找到了已被成功策反的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研究和布置“捉蒋”具体实施方法。此时，第九十五军驻防成都附近及市区，属刘文辉节制。据档案材料记载，“留蓉工作部”在策反了杨晒轩后，除拟定由杨晒轩部担任城防外（后因情况有变，改由已为地下党策反的国民党“联勤”曾庆集部担任城防），并决定由杨晒轩率部活捉蒋介石，即是指的“炮打”方案后的“捉蒋”之举。总之，不管怎么说，“炮打”方案到此宣布作废，已设在菜园草棚内的迫击炮奉命秘密拆掉撤出。
蒋介石避免了—场险遭炮袭的威胁。如今看来，这事很有些名堂，因为从后来的吏实说明，蒋介石自从到成都后，一直是住在黄埔楼内，根本没有在校外住过，只是其侍从人员曾经到励志社似是无意地向人打招呼：“总裁可能今明几个晚上要到励志社过夜住宿，要作准备”，而说这话的时间恰是地下党正准备开会最后决定“炮扣”的这天早晨，从前后历史事实可看出，这里面显然有着蒋介石或其侍从人员已惊闻有关“炮打”音讯的可能，然后反施“空城之计”，放出蒋介石并不住宿黄埔楼的风，摆出了“人去楼空”的迷魂阵。
此夜的蒋介石，还没有马上离开成都的打算。夜深人静，蒋介石通过无线电通讯，把电话要到了时是白昼的美国，他同宋美龄打通了电话。往日两人电话中通讯，自有说不完的夫妻情爱体贴之话，但在这时说的却多是军事、政治大事。宋美龄叹气说；美国政府已对国民党政府不感兴趣，国军若能在大陆马上打一个漂亮的仗，也许尚能改变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看法，美援也有可能要到。并对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多有抱怨。宋美龄一定是在外面受了不少白眼，现在正是向蒋介石诉苦的时候。她娇滴滴的声音，从大洋彼岸传来，这也很使蒋介石动感情。他眼睛湿润地放下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