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满室财宝后，梁武帝心中也很轻松。钱币财宝又不是刀枪兵器，有这么多钱财，说明这位手握兵权的弟弟并无意染指皇权。最后，皇帝只是说了一句：“阿六，还是你会打点生活。”
兄弟二人继续喝酒，是夜，尽欢而散。
在历代文学作品和今天的影视剧中，皇帝打击贪官无疑是一个永恒的看点。皇帝真在乎手下这帮封建官僚贪污吗？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用西方经济学里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性和交换对等。封建官僚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赚钱。赚钱，就是皇帝给封建官僚的交换条件，价格起码要高于一个普通人的财富总额。
开创盛世的条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苍生之间合理分割社会剩余财富，既保证黎民苍生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又要保证封建官僚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积极性。刘宋王朝皇室对封建官僚进行了超量掠夺，结果，萧道成反叛；萧梁王朝则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梁武帝当政四十七年，对封建官僚百般容忍，对黎民百姓又极尽剥削。
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纵有一两个的治世能臣，一两点烛光又怎能照亮黑夜？
皇权对封建官僚有多少容忍，对黎民百姓就有多少罪恶。
—一方面，国家的池苑、王公的宅邸、僧尼的宝塔布满了帝国，在位官僚妻妾满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而锦衣玉食。这些财富，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另一方面，萧梁王朝对百姓又如此残酷，萧梁编户不过五百万人口，每年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的却有五千人之多。萧梁王朝从第一天起就始终面临流民的威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天监十年（公元511年）益州地区爆发十万人的流民起义，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北兖州流民起义，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会稽流民起义、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益州流民居然攻破成都……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擘。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
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在这场史称“侯景之乱”的闹剧中，封建官僚演绎了最为丑陋的一幕。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以萧宏（前面所谓的“阿六”）之子萧正德为内应，起兵反叛梁武帝。大名鼎鼎的侯景，其实只有马匹数百，士兵更是不足万人，以这样的军力居然在数十日内势如破竹，直逼京城建康。
萧梁又有多少军队呢？
不计算台城军队，仅集结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师就达二十多万。危亡之际，梁武帝一直引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观：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迁仕等，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发战争财。
侯景总计包围建康一百三十多天，当地百姓早被屠戮殆尽，叛军在无法获得给养的情况下，居然靠勤王之师接济粮草！
勤王之师对侯景开出了天价：一斛粮食要几十万钱，据说当时交易已经不再数钱，而是数一数有多少装钱的车。至于建康城内，被围时间既长，城中粮食耗尽，人们吃光了城里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粮食价格高达八十万钱，一条狗也要二十万钱。
侯景本是一个顽劣不堪的乡里流氓，军事上的成功丝毫不能掩饰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这群暴徒不但焚烧了文德殿珍藏的历代典籍，还想到许多变态的方法屠杀士族：驱赶高门子弟服劳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墙；破城后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军马践踏上半身，死者两千余人；将士族高门妻女发配给奴隶为妻，或尽入军营……逃出建康城的士族；没有逃出来的人，只能关上家门、穿好衣服、兜里揣着珍宝金钱，听天由命。
经此一难，江南士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谢安是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人物，子孙谢贞死在乞讨的路上；吴兴沈氏曾经“沈郎青钱满鹿城”，侯景之乱后，一名男婴要靠父辈所有人供养才得以延续香火……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终于彻底走向了衰亡。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侯景兵败被杀，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
称帝当年，梁元帝就开炉铸造新币，史称“当十大钱”，一枚大钱可以当十枚铁钱用，等于公开承认货币贬值十倍。
大通胀再现江南，萧梁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小结：逝去的贵族
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也由此获得了稳定的根基。
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四百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
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着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士族”。“士族”之“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在中国古代，读书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又不同于汉武帝之后在民间横行霸道的地方豪强。
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令士族占据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士族，就一定是坏人吗？
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比较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命。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虽然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东汉年间西羌搞得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
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却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
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在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几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得鸡飞狗跳；
东晋末年，北魏则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更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起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萧齐开国皇帝依靠三齐流民才得以称帝；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则以秦雍流民为根基起兵灭齐；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草莽英雄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实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既然如此，就要选出一批新人—同样出身于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寒门素族，就一定是好人吗？
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
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但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
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这种变化，很遗憾，我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