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
不知这些士族是否想过，一小撮人尽占天下之利，包括皇族在内的其他人又将何以为生？连司马炎定下来的皇位继承人都可以杀掉，普通人岂不更是任人宰割？皇族又不是手无寸铁的寒门素族，他们手里也有兵、有权、有土地，看着自己的实力一天天被蚕食，焉能不反抗？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率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终于引爆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寒门素族、奸邪小吏本来就一无所有，明天也没有任何希望，在一场动乱中打破现有秩序是唯一的出路。皇族与寒门素族第一次找到了利益结合点，司马伦手下的孙秀、司马冏手下的李含……无一不是来自田野之间的奸邪小吏。
灰暗的人生，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血与火的战争中，“牛马遍野”、“天下无穷人”、“家给人足”纯属昙花一现，“太康之治”须臾间化为乌有，自曹魏开始惨淡经营一百多年的洛阳城再次成为一片焦土。
更可怕的是，士族和皇族是中原大地上最强盛的两股势力，他们之间火并的结果是中原失去了所有的强者，再无力量对抗异族入侵。
八王之乱中，南匈奴、羯、鲜卑、西羌、氐等游牧民族纷纷涌进中原，在此后短短一百三十多年内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无论皇族、士族还是百姓，汉族、羌族还是羯族，所有人都生活得痛苦不堪，所有人都时刻面临生命威胁。
—南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是王昭君的后代，国号“汉”，并俘晋怀帝、杀晋愍帝、杀西晋四十八王……
—这个时代中国北方汉族起义军自称“乞活军”—乞求活命的军队，这是多么悲惨的名字。
在五胡十六国及乞活军时期也有一些货币存在，如后赵曾铸“丰货钱”等。但是，我们实在不愿意记述这个的凄惨时代。
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中原大地几乎无月不战，可怜北方苍苍烝民，在异族统治下被列为“汉狗”、“汉贼”，或者“头钱价汉”，一条汉人生命不如一头牛羊！晋惠帝死后，丧乱已经六十余年，北国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带尽成废墟，洛阳城中常有豺狼出没……
一钱杀二士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
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过天堑。公元317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一百零四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的西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九十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百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
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晏子春秋》记载过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有三位着名的武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武将都曾经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为遏制三位武将的声势，齐景公赐给三位勇士两个桃子，并让他们评判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位才能吃到桃子。结果，三位勇士为了争抢两个桃子互殴，最后全部死掉了。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地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雇佣写手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之间）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
帝又能把我如何？
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若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形制相似，人们还是会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 ”的诗句。
义兴周氏的领头人周札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来找司马睿要求朝廷也承认周氏家族的铸币权。周札得到的答复是，鉴于已经授予沈氏家族特许权，周氏家族应就此与沈氏家族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当然，沈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结果，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可怜这个“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东晋有大、中、小三种货币，大的叫“比轮”，中的叫“四文”，小的叫“沈郎钱”。所谓“比轮”，名字很是形象，就是说钱如同车轮一般大小，实际上就是孙吴的大泉当千。由于广州一带铜价偏高，东晋时代，绝大部分比轮都卖到南方去了。至于“四文”，历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钱币。小货币则指沈郎钱。遗憾的是，历代钱币大师也没有告诉我们沈郎钱形制，现代考古学对此也存在争论。相传，沈郎钱最初为吴兴大族沈氏代表人物沈充所铸，但没有确切证据。东晋墓葬中确实有一种重01～09克的“五铢”，如果这种五铢就是所谓的沈郎钱，那么，沈郎钱应该是一种减重货币。
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着中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
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的战争，为司马睿赢得了极为短暂的宝贵时光。江南豪门内耗的时候，东晋皇族又在做什么呢？
答：开山泽之禁、土断，即培养江南的小农经济。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着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况且，东晋初年，北方士族势力远较西晋衰微，司马睿也看出了这个便宜。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普通人靠捞鱼也能维持一下生计。刚刚到达江南的时候，北方士族就抢占了山川林泽，升斗小民不得下水，敢擅自捞鱼者一定会被往死里罚。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刘宋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大明七年（公元463年）都曾屡屡下令禁封山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岂能由一两个人独占？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你是谁，你流窜到哪里就是哪里人，立马给你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土断并不是司马睿的点子，早在西晋初年就有人向司马炎建议以土断替代九品中正制，彻底剥夺士族的治民权，废除士族高门对官位的垄断。只不过，当时司马皇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这样做而已。
现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级流民，司马睿也就有了机会。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汉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二百八十亩，奴婢不得超过三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的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地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
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江南水系丰富，原比北方农耕条件优越，北方移民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加之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了精耕细作，江南稻田亩产量从孙吴时代的五六斛增长到三十斛，产量增长了五至六倍，麦田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条件。
冶铁技术冠绝天下，号称“中国绝手”的铸剑师谢平创造了“横法钢”，用这种钢练成的刀剑弹吹之间可以断十五根头发。
所产瓷器胎质坚硬、形制美观、釉色青翠，有的甚至与宋代官窑所差无几，唐人这样夸赞东晋瓷器。
造纸术真正得到应用，东晋人能根据不同用途把纸加工成青、赤、缥、绿、桃红等颜色，就是这些纸张成就了一代书圣王羲之……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地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就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因一道诏书自动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皇权远不如西汉。在举朝反对之下，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
中国史书好比今天的影视剧，历史人物都具有鲜明的脸谱，好人长相威武，坏人长相猥琐，单凭长相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晋书》对这位中兴名臣却毫无尊敬之意，把他描写为“长着一双三角眼，胡须像刺猬一样”，一副典型的奸臣模样，也许是因为东晋终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所灭吧。
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率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所以，他才成为京剧中又一个大白脸。
在中国货币史上，桓温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设想—废弃钱币，改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