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
轮台罪己诏
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当然，这些人只对刘彻一个人负责。他们可以搏击王侯、砍杀豪强、刑讯富商、屠戮贪官，因为，这批酷吏本身就是流民出身，没有任何可以珍惜的东西，他们可以为了一时的欢愉毁掉整个世界。
汉代死刑的核准权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手里，由于交通不便，死刑犯经常拖一两年也不能被处死。唯独这批酷吏审判的死刑，有专用的公文渠道，保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判决文件（竹简）送到汉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杀掉。
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的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几千顷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宁成。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只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义纵到来很久后，宁成也没出面去看望这位地方官，只是在过节的时候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顶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借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
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再次给刘彻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于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豪强一旦变成封建官吏，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着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
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靡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
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公元前87年）刘彻撒手西去，把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的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八岁）。
而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均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作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光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光的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①西汉昭帝、宣帝两朝，帝国实际的统治者是大将军霍光。汉昭帝时期，霍光不准汉昭帝结婚，汉昭帝也就没有留下子嗣。其后，继任者刘贺仅六个月就被霍光废黜，霍光从刘彻废掉的太子子嗣中选择了汉宣帝刘询。
盐铁之辩
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这场震烁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弘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对手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流民众多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
水旱灾害时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位，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赢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府邸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陷于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盐铁论》书影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面对论述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的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官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抑商”。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地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声色犬马……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古籍中所描绘的制盐与炼铁场景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引到“人性本恶”上来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