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人，民国女作家，曾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
1903年父亲去世，从福建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从此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文学创作，创作风格直爽坦率，哀婉缠绵。早期与冰心齐名，她们是五四时期文坛上人所瞩目的明亮的双星座。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郭梦良）、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28年，她为亡夫写下祭文《雷峰塔下》，这篇文章后来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
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分娩死于上海大华医院。代表作品主要有：《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灵海潮汐》、《云鸥情书集》、《庐隐短篇小说选》、《玫瑰的刺》、《女人的心》、《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等。
庐隐的父亲是晚清的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庐隐出生前，家中已经有3个男孩，在当时那个标准的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仅仅因为这样，母亲就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于是庐隐在初到人世那天就从未享受过正常的母爱，全家人都讨厌她。庐隐2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3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但心地善良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她的父亲被任命为湖南长沙的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终日闷闷不乐，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和乡下的生活。
父亲乘船赴任，在去长沙的途中，幼小的庐隐根本未意识到这是要随父亲去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好心的差役搭救，才免了一死。6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舅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庐隐的舅舅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家中人丁兴旺，光是庐隐的表姐妹就有20多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庐隐到了上学的年纪，但是母亲讨厌她，不准她入学，但她在家中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妈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妈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在那间房子里，除了书桌和椅子再无其他什物，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在这种环境下，她对于读书没有一点兴趣。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默默相望。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舅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害怕她的出现给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面对这种不公正的非人待遇，庐隐麻木了，常年的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差，于是在她9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美国女校长在她入校时对姨妈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使她顿时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恐怖、凄苦的监牢。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穷人家的孩子，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穷孩子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上学期间，由于条件艰苦，她的脚长了疮，这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又曾肺管破裂，吐血不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做礼拜，但她心里并没有给上帝留一个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因为朱太太的话，竟感动得一同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冷血的家族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直到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才回到北京。这时的庐隐开始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出乎家人意料地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以后，曾经的丑小鸭居然时常被称赞“聪明”了。后来庐隐更加勤奋，不久后考进了师范预科，这使家里人更加惊奇不已。
庐隐13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因而处处都受到了同学们的关照，庐隐生平第一次发现人间似乎还有友情。但学校里的规矩太严，管制太多，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就会受到处分，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重新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下午4点前，她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以便能暂时脱离恐怖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和同学们还是努力在苦中作乐。她和5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很简单，那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着上有所异样，便开始放声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哭起来方才罢休。中学一二年级，就在这看似无休止的玩笑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独立
到了中学三年级，庐隐16岁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莫名惶恐，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口味，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天转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在这期间，她在舅舅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名叫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玉梨魂》，那是一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情节凄切哀婉。林鸿俊由此发现庐隐是一个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为他流了眼泪，这样渐渐地，两人开始亲密起来。不久林鸿俊向庐隐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但是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林鸿俊没什么大出息，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行为激起了她的反抗情绪，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了她，却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18岁的庐隐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这意味着庐隐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找工作，以帮助分担家庭的压力。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庐隐竟被北京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她虽然耍棍棒、操哑铃球杆还是可以的，但是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爱慕虚荣之人，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甚至比她还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短暂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庐隐决定离开那个令她窒息的家和带给她太多不愉快记忆的北京城，到外地执教。回忆起赴安庆任教时的心情，庐隐这样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在安庆这所小学里，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程的教学，在工作中她极其敬业，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与同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在安庆的一年里，虽然得到了肯定，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其他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故意给她难堪。庐隐当然不会受这样的气，熬到了暑假，她就像逃出了牢笼一样，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姐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一学期先生”。
在漂流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庐隐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就在这时，“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暗流涌动，仿佛在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庐隐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再次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但最终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庐隐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做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再升为正班生。
蜕变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希望，进入女高师。但旁听生的身份却让她有了自卑的情绪，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在大学里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庐隐不懂，却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独自钻进图书馆，翻阅大量相关资料，才总算是明白了一些，然后用了一天的工夫写出了一千多字的文章，惴惴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的是，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刊物《文艺观摩录》，老师给出的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那些从前态度傲慢的学生也对她另眼看待了。年假大考以后，她和旧相识，此时同样在做旁听生的苏雪林的成绩最为突出，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却并未因此变好。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经常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暗自流泪。这时正值“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支持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亢奋的状态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觉得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的想法不一样，走的道路亦不相同，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嬉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飞跃，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