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记得也写过一次，诗文（内容方面）的最高境界是《庄子·天下》篇所说：“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写丁建华，是这样吗？至少旁观者会想，丁建华，一个不露面的演员，远在上海，只在北京有两面之识，俗话所谓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也写，莫非实在抓不着题目，才饥不择食吗？也是也不是。是，因为曾想不写，可见并非“不可以已”。不是，因为撇开她是水做的以外，我一直认为她性格不同于常，值得写；并且当面说过想写她，既然开了支票，最好还是款照付。
干脆就由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写起。还要推得更远些，说自己的眼少见，耳更少闻。见指常活动于荧屏上的柳眉凤目，有的，据说广告一露的代价已经高到若干万，我却不知其芳名。闻，也指荧屏上放出而钻入耳的，我印象深的只是两位，一位中，李梓，一位西，代简爱说英语的，竟连其大名也不知道。准此孤陋情况，丁建华是名配音演员，估计也听到过她的莺声；可是对其大名却是毫无所知。由无所知到想写，其间的路程不短，也包含一些非己意所能逆料的，依时间顺序写下去。
是一九九二年二月上旬，旧历辛未年过年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名叫乔旸的上海读者一封信，说喜欢读我的拙作，并说已买到几种。他中学毕业，因故未升高等学校，“一年半载，打工之余，努力读书。”看来读书不少，连王泗原先生的《古语文例释》也读了，因为他照王先生意见，说束脩不是干肉。他说他读书时想到一些问题，愿意向我请教。此外还有不少表示倾慕的话。信末尾说字不好，又写得太多，担心我看信受累。可是于署名“敬叩”之后又附了三条：一是看我书，知道我见马叙伦先生法书不多，他“特以十天的零花钱，请了其法书选集敬奉，乞先生笑纳”；二是寄照片、邮票各一张，“照片以示旸之面带忠厚，邮票为先生复信方便也”；三是“随书寄上百花笺一封，供先生随意挥洒”。
随言后都有署名，名下一是“再叩”，二是“三叩”，三是“叩不胜叩”。字用繁体，结体严谨而笔画挺拔，兼看照片，一寸黑白，小半身，看来是报名用的，短发，浓眉，厚唇，背面有题字，是“老实样”。于是不必乞援于《麻衣神相》，就可以断定必是个小书呆子。不久就收到八开大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和百花笺。选集有空白扉页，背面毛笔写七律一首，“难成大家且坐家，聊挽睡袍效袈裟”云云，诗写完，改用钢笔题，“书旸儿自寿戏作牛山体遥和知堂师敬奉中行先生 辛未岁末 乔榛”，下盖白文篆书“乔榛之印”章。字也是严谨挺拔，我这才知道小书呆子之呆，尤其字的风格，还有家学渊源。可是这家学之源的乔榛，我还不知道是何许人，推想或是个教书先生吧，于是复信致谢。此后与乔旸还有些书信和赠书的交往，可以不表。
大概是一九九二年的晚秋或初冬，一天晚上看电视，节目是中央台的正大综艺，其中安排有佳宾表演，是男女配音演员的对话，男为乔榛，女为丁建华，我才知道通书法的乔榛并非教书先生，而是形隐音显的名演员。这一回形也显了，我听了看了很惊讶。先说音，男是典重，女是柔婉，虽然只是话，也够得上有余音绕梁的高超造诣。再说形，男豪迈，女秀雅，静观，也有诗意画意。可惜我没有录像设备，时间不长，形和音都没有了。对于老朽，孔老夫子有卓见，说“戒之在得”，这一回我就真想得，估计未必有形音俱收的录像带，只好退一步，写信给乔旸，要两个人的静而不动、且不出声的照片。说实话，对于男士的豪迈，我兴致不很高；我想看的是丁建华的一身朴素衣服，不施脂粉，安坐，沉静而带有轻微的感伤至少是深思的风度。
不想信发出去如石沉大海，很久，连那个小书呆子也没有回音。我有时想到这件事，不免怪自己冒昧，用旧说法，丁建华是名闺秀，秀自然只能在闺中秀，怎么能以色相示数千里外不相识的老朽呢？碰了钉子，或说幻想破灭，有祖传妙法对付，消极是不再想，积极是转为想别的。总之我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痛哭流涕，还是一日三餐，往下过。一晃到了一九九三年三月，查日记，为九日，星期二，上午，我在城内办公室，有人叩门，延入，为一没来过的魁梧绅士，自己报名，说“我是乔榛，后面是丁建华，到北京有事，也是特意来拜望”，听着，丁建华已经走到跟前。略谈，才知道无信，照片不寄，不是因为老框框，闺秀只在闺中秀，而是因为他们将北来，并且有事同我商量。商量的事是他们想排演个名为《天作之和》的交响咏诵节目，作为乔从艺三十年、丁从艺二十年的纪念，所用汉语文本，希望我参加点意见。旧账他们没有忘，各赠照片一张，都是半身。乔榛仍是西服笔挺，绅士风度。丁建华则有特点，短发，垂白围巾，像个学生，大概是前些年的吧？看背面，新署“丁建华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之外，周围还有“留钉边，5、6折，48mm”等旧笔迹，上面还有个横长条图章，文字是“上海有声读物公司宣传科”。怎么能找到这样一张照片呢？我没问。转而说人，与电视中所见大不同，那是李纨式的，这次变为史湘云，穿牛仔裤，白色运动鞋，中等身材，长发，总是嘻嘻哈哈说，嘻嘻哈哈笑。
主客三人，屋里还不时有别人，话不少，活动也不少，虽然规模不太大，也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只好以来宾为纲，先男后女，说主要的。乔榛处理事务也是绅士型的，按部就班，郑重其事。先是递给我一张纸，是他们二位的简介，由任职单位（上海电影译制厂）、职务、学历、诸多荣誉头衔直到曾为什么片什么角色配音、住址、电话、邮编、生年月日，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用两副眼镜看我想早知道的：官镜，他们俩都是国家一级演员；私镜，乔榛生于一九四二年，时下五十一岁，丁建华生于一九五三年，时下正好四十岁。简介看过，身分可无疑，于是接着说《天作之和》节目的他们的想法（另有印本创意草案），事近专门，从略。最后是献礼，已装裱的朱红洒金扇面，戏曲家卢前写隶书大寿字，两旁配草书曹公孟德“神龟虽寿”诗，“寿”一再见，用意甚明，推想是乔旸的雅意。再说丁建华，这其间无事，显得更忙。究竟忙什么，因为琐碎多变，我说不清楚。现在追忆，有两件印象最深。一是介绍她自己，总是丢三落四，到哪里去，临走必丢东西，人家提醒，只好辩解，说“是想留个纪念”，因而得了个绰号，是“留作纪念”。一次最尖端的是，到厂里去，人家让看什么，一想，眼镜又丢了，很急，到别人的房里借，好容易抓着一个，戴上，奇怪，反而更不清楚了，疑莫能解，只好摘下来研究，万没想到，摘下一个还有一个，原来自己的早已戴上，并没丢。我听了，刚一笑，思路就跑到形而上，想到天之生材，真是“唯天为大”，怎么能把莺声的柔婉和善忘的粗疏如此巧妙地聚于一人之身呢？由形而上回到常识，甚至拉近，想到己身，善忘，也许所得甚大、所失很小吧？所谓甚大，是推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事就没有了。如果真就能够这样，到哪里，失落些小零碎，“留作纪念”，又算什么呢？另一件是照相。她带着相机，不知道心里想什么，忽然说：“照点相吧。”从手提包里拿相机的时候又加说一句：“昨天掉在地上，摔一下，不知道还行不行。”然后尝试，室内室外，照了不少。这时候已经近午，问他们中午有没有其他约会，他们诚实，说没有，于是招待他们吃午饭。饭间有白酒，我照例喝多半杯，丁建华喝了半杯。饭罢，她指着酒瓶说：“这，我喝一瓶也没关系。”问她为什么不多喝，说胆部有毛病，怕多喝不好过。就这样作别。
很巧，第二天，一本拙作出版，样书送来，他们住北长街，离我的城内住处很近，于是给他们打电话，说如果时间允许，希望来一下，把书给乔旸带去。第三天上午，他们来了。丁建华换了装，最显著的是平底改为高跟，下身不再是牛仔裤。问她为什么改为高跟，她说牛仔裤洗了，没干，穿这样的裤子（指介）就不能穿平底。原来她也保存一些清规戒律，水做的终归是水做的！照片已经冲洗出，送来，不坏，证明相机并没有摔坏。出于我的私心的遗憾是，丁建华的面容清一色，总是高兴到笑，并且远于微而近于大，我是更愿意看她那沉静而带有轻微的感伤至少是深思的风度。他们说他们还会来，至时将给我带来他们配音对话的录音带。我等他们，目的之一是化有遗憾为无遗憾，即再照相，让丁建华变本色为表演，收回笑容，表现为闺中少妇“知”愁的样子。又谈了小半日，再作别。作别前丁建华由手提包里拿出梳子，拢拢头发，完，梳子果然就扔在桌子上。我说：“是又要留作纪念吧？”她笑了笑，把梳子装起来。说心里话，对于这样一种性格，我很感兴趣，就说：“像你这样，真该入我的三话。可惜所知还不多，能不能写封信，说说你的情况？尤其是爱好、脾气等等。”她答应了。可是又是半年过去，并没有信来。写她不写她呢？最后还是决定写。所知不多吗？其实这不写信也未尝不可以看作增加一知，盖丁建华之所以为丁建华，正在于随时随地丢失而自己并不觉察也。善忘的人有福了，谨祝一切多春恨秋愁的人，天命无可奈何，应该以人力补天然，向丁建华学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