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子名叫施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其生父施从云，曾在北洋陆军第二十镇担任营级军官，辛亥革命时期，与冯玉祥等发动“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与另外十四名起义者兵败殉难，冯玉祥亦被囚禁。施谷兰自幼被父亲过继给叔父施从滨。
施从滨的死讯令施谷兰悲愤不已，她立誓要为养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然而，在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去刺杀像孙传芳那样的军阀枭雄，实在是如同天方夜谭，令人难以想象。于是，施谷兰首先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的身上。
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他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当施从滨被孙传芳暴尸悬首的噩耗传来后，施谷兰悲愤之余，与母亲商量，让堂兄施中诚和几个弟弟到军队中去当军官，手中有了军权，报仇的事情就好办了。1928年11月，施谷兰和母亲董氏在张宗昌的山东军务督办公署领取了施从滨的抚恤金，并当面恳求张宗昌，寻找机会提拔施中诚。张宗昌答应照办，很快便给了施中诚一个团长职位，并出资送施谷兰的几个弟弟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不久，董氏母女寄居天津，施中诚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施谷兰提出要施中诚为养父报仇时，却被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施中诚以“报仇时机未到，恁可轻抛生命”为借口拒绝了。施谷兰倍感失望，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那么，父仇未报的施谷兰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此后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变化。1926年夏，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和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吴佩孚在两湖连遭惨败，曾多次急电孙传芳出兵援助，但精明狡猾的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心里盘算着等吴佩孚失去两湖之后，再由他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一直等到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才出兵应战。他根本没把北伐军看在眼里，应战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夺取武汉和长沙，但是，他做梦出没有想到，不到一个半月，曾经所向披靡的孙军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不得不全部退出江西。
事已至此，孙传芳只能微服简从，面见了张作霖，表示双方应该捐嫌修好，联手对敌。在他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了“安国军政府”以对抗北伐，并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为有了奉系的支持，就可以挽回颓势，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北伐军势不可挡，而旧军阀行将没落。在这一局势之下，孙传芳集团内部也开始产生分化和倒戈。为了争夺浙江总司令一职，孙传芳手下的几员大将居然不惜背叛孙传芳归附北伐军，另有几名得力战将也先后起义，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如此一来，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杭州、嘉兴、安庆、芜湖等地，直逼淞沪以及南京，盛极一时的孙军终于大势已去。
走投无路的孙传芳只能逃往北京，投奔张作霖。1928年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率残部退守冀尔，余部被阎锡山收编。孙传芳又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同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孙传芳野心不死，多次游说张学良实行东北割据、投靠日本，伺机再度进入关内，与蒋介石一争天下，张学良不为所动。1929年初，张学良下令诛杀与孙传芳过往甚密的奉系高级将领杨宇霆，孙传芳怕祸及自身，以居住大连的夫人患病为由，于同年11月逃居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携全家来到天津，寓居租界。
正当施谷兰为复仇之事心急如焚、愁眉不展之际，她认识了堂兄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施靖公得知施谷兰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之时，立刻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替施谷兰去报仇雪恨，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施谷兰为施靖公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决定以身相许。然而，结婚后的施靖公完全沉迷于温柔之乡，竟把先前为施从滨报仇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当施谷兰提醒他时，他也百般推托。
1935年6月，忍无可忍的施谷兰毅然带着孩子离开了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住在英租界十号路166号。临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并正式改名为“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头报仇，而是决心亲自动子，以了却心愿。
据说，施剑翘回到天津之后，首先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找一家医院，为自己原先被缠过足的小脚进行手术。经多方打听，她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通过手术，将自己的脚趾一个一个地拉直。这件事足见施剑翘复仇之心之坚决。
从此，施剑翘以天津的娘家为起点，踏上了复仇之路。复仇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弄清楚孙传芳的下落，而孙传芳究竟长相如何？现在又身在何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于是，她开始大海捞针，找来近一年的报纸，一张一张地仔细翻阅，在报纸的每个角落里寻找她要找的名字，但是，报纸翻了一遍又一遍，却丝毫不见有关孙传芳的只言片语。她又跑遍天津市内的各个书店，买回来一包又一包过时的旧照片，却仍然一无所获。
那么，一度呼风唤雨、嚣张跋扈的五省联帅孙传芳，缘何会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是因为无意中获知了施剑翘为父报仇的计划，而故意隐藏了起来？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军阀魔王，难道会畏惧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吗？
这天，施剑翘经过一个算卦的小摊，无意间瞥见桌子的玻璃台板底下压着十几张发黄的旧照片，便立刻停下了脚步，她请算命先生挪开玻璃板，把照片拿出来，翻看背面，背面都写着名字：吴佩孚、倪嗣冲、张勋……忽然，三个模模糊糊的字迹映入了眼帘：孙传芳！她连忙翻到正面，只见照片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军人，瘦长脸，高颧骨，细长眼，大嘴。他就是施剑翘踏破铁鞋要寻找的仇人！施剑翘花高价把这张照片买了下来。
但是，仅凭这张数年前的旧照片，又怎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将他辨认出来呢？此时的施剑翘做梦也没有想到，寻找孙传芳的突破口，居然会出现在自己儿子的身上。
施剑翘的儿子施大利在法租界培才小学幼稚园上学，她在每天接送儿子的过程中，得知一个叫孙家敏的小女孩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大军阀。经过探询，证实他正是孙传芳。施剑翘怀着一线希望，有意在幼儿园门口守候，就看孙家敏上了哪部车，车的牌号是多少。之后，她又顺藤摸瓜，探知孙公馆的地址是法租界32号路。
通过孙家敏，施剑翘不仅获知了孙传芳的车牌号，并且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于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院和戏院的门口，成了施剑翘每个周末必到的地方。
那天正是中秋节，施剑翘站在天津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的大门口，焦躁不安地左右张望着。突然，施剑翘的眼前一亮，一辆牌号为1039的黑色轿车就停在电影院旁边的僻静弄堂里，她顿感精神振奋，因为这辆轿车正是孙传芳的专属轿车。果不其然，电影散场之后，施剑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了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由于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
1933年盛夏，天津的各大报纸突然出现了关于“智圆和尚施米放归”的大量报道。原来，天津佛教居士林里，一位法名儿“智圆”的居士，让家人于炎夏之时，在自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同年的中秋夜，智圆的家人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然而，智圆却大发慈悲，非但未加惩罚，还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照理来说，作为一名居士，智圆的所作所为再正常不过了，但为何会在新闻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呢？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妙呢？
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去世十周年的祭日。施剑翘不敢在家中哭，怕母亲听了会悲上加悲，只好前往日租界的观音寺烧纸祭祀。这天上午，施剑翘备了些纸钱，独自去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望着那跳跃不定的火苗和飘飘扬扬的纸灰，不由得想起十年前养父被悬首示众的悲惨一幕，想起仇人近在咫尺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又想起外界正传闻孙传芳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策划下，加紧活动，妄图做日本羽翼下的“华北王”。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施剑翘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
主事的老和尚见她跪哭不止，便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劝解的过程中，主事和尚无意中提起，居士林里有一位法号“智圆”的居士，就是孙传芳。一听到“孙传芳”三个字，施剑翘立刻止住了眼泪，连忙同老和尚攀谈了起来。这个广施善行的智圆居士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苦苦追寻了多年的杀父仇人孙传芳！
飞扬跋扈的五省联帅居然由一个杀人如麻的军阀，摇身一变，成为吃斋念佛的佛堂居士！一个暴徒，缘何会在众人眼前失踪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以居士的身份重新登场呢？难道杀人恶魔真的也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事情还得从1930年开始讲起。本来，孙传芳下台后一直野心未泯，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重秉兵权，恢复旧日河山，但是，形势的发展远非所愿。那一年，阎锡山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举兵，共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孙传芳得知后，不禁喜出望外，立刻秘密加入了“反蒋同盟”。然而不久，随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连连败北，孙传芳的旧部也都被蒋介石所收编，其东山再起的美梦彻底破灭。1931年9月18日晚，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形势异常严峻。孙传芳一家在大连虽然没遭受惊吓，但仍觉东北不是久栖之地，于是，一星期后，举家迁至天津隐居。
孰知，华北的局势也是颇为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昔日的旧军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竭力游说他复出主政，以达到日本“以华制华”之目的；而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等人也在加紧监控，以防止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复杂，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所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据一本名为《八大军阀密闻》的书中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寓居天津的下野军阀中，有不少人因精神空虚，以潜心禅悦为乐趣。皖系军阀段祺瑞、吴光新等都以皈佛诵经为生活乐事。曾出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天津。正当孙传芳的愁绪难以排解之际，靳云鹏劝他不要再受尘世名利之干扰，赶紧皈依佛门。孙传芳对靳云鹏的劝说颇有所悟，也自觉念佛诵经是摆脱苦闷的唯一好办法，当即欣然接受。1933年，孙传芳和其他寓公一样，也开始了他的礼佛诵经生活，并大有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决心。这时，天津市的富绅李颂臣将坐落于东南角一带的草厂庵清修禅院让与靳云鹏和孙传芳，由两人共同出面，把清修禅院改成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三和星期六居士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孙传芳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这一举动在居士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据说，当时来参加活动的居士达三千多人。
关于孙传芳从杀人不眨眼的“笑虎将军”摇身一变，成为虔诚的宗教人士的原因，无论是史界还是民间，一直众说纷纭。不知这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有人推断，孙传芳在直系势力被歼灭后隐居天津，不时回想起过去的种种，深感自己杀人太多，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遂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此乃理所当然之举。
但也有舆论认为，皈依佛门只是孙传芳一时的权宜之策。
孙传芳的老上司吴佩孚为拒绝日本人的劝请出山，故意将自己的寿棺摆在居所内，以示自己宁死不出山、不当汉奸的决心，一时传为“陈棺言志”的美谈。当然，这是后话。不过，张敬尧被杀一事，却是给孙传芳敲响了警钟。1933年5月7日，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因与日本人勾结，企图建立亲日反蒋的“华北伪政权”，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北平六国饭店。消息传出，孙传芳心惊胆寒，更不敢公然靠拢日本人了。于是，孙传芳以遁入空门、清心寡欲、打坐念佛为借口，韬光养晦，拒绝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当得知“智圆”居士即是孙传芳之后，报仇心切的施剑翘便着手准备复仇。经探询和跟踪，获知孙传芳每周三、六必定会去居士林听经，于是，基本确定了刺杀方案。1935年10月，施剑翘取“董慧”为法号，进入居士林充当居士，打算伺机刺杀孙传芳。
动手之前，施剑翘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她先是让弟弟将母亲接到南京居住，以免老人家受到刺杀事件的惊扰；之后，又去买来油印机，事先刻印好传单《告国人书》，准备在刺杀现场散发；同时，写下遗书，以备万一自己在现场被打死，对后事好有所安排；然后，抽空到照相馆留了个影，准备给家人留下最后的纪念，也便于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接下来，便是按时去居士林听经，观察孙传芳是否有固定的座位，以选择开枪的最佳角度。最后，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以便于把手枪安全地藏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星期三，这天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应该都会到场诵经。这天，也是施剑翘预定下手的日子。清晨，施剑翘默默地伫立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雨滴，心绪翻卷。十年磨一剑，霜刃今日试。诸事齐备，不巧碰着雨天，万一孙传芳不来怎么办？施剑翘的心绪比那纷乱的雨丝更加纷乱。然而，施剑翘早已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小女子了，她懂得在这样的时刻，该怎样让自己的心情镇定下来。思量一切，看看还有什么准备不周的地方，眼光又一次不由自主地落到书桌上、那把勃朗宁手枪上。
多少次，每当屋内无人的时候，她总是关起门来摆弄那支手枪：在弹夹里压上子弹，把子弹推上膛，关上保险，接着，做瞄准射击的动作，然后，退出子弹，卸下弹夹。这套程序她已训练得相当熟练，但是，她却没有条件做哪怕是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那么，此举能否获得成功呢？她实在是没有绝对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