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是时孙传芳部驻在江北，与蒋军相对峙。一日，蒋派黄郛前往上海，宴我于旧法租界日本餐馆，托我向孙疏通，拟派专轮送往扬州，与孙接洽。我以孙对吴不起，蒋介石亦不洽舆情，遂置身事外，坚辞未往。
“九·一八”事变以后，吴佩孚由四川回到北平。孙传芳亦到北平谒吴，僦居中南海静谷园，与吴时相过从。孙曾对我表示，吴如再起，他愿作吴的参谋长，希望我作秘书长，以匡吴之不逮。我认为吴无再起可能，作秘书长亦难胜任。孙对吴拟由分而合，亦可想见他的穷途末路了。
不久，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孙、吴貌合神离之关系，从而终结。
(孙丹林)
陈调元投靠和背叛孙传芳的经过
奉军向长江流域发展最高峰的时期，是在1925年的8月，奉军高级将领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到了江苏之后，因为江苏还遗有留下的旧将领，必须斩草除根，以安卧榻。他的策略是逐个消灭。他首先想消灭的是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
陈调元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从民国初年冯国璋督苏时，他就为南京宪兵司令；李纯、齐燮元任江苏督军时，他又为徐海镇守使。此后，陈调元接受北京临时执政府段祺瑞的命令，敞开徐州大门，奉军才能长驱直入，进了江苏，驱走了齐燮元，并因此被升为江苏军务帮办，实际是把他调到南京，易于监视，便于消灭。陈调元在学校读书时期，同学们都称他“陈傻子”，其实他机警过人。杨宇霆到了江苏之后，那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骄傲自大的表现，已经使陈调元暗自愤愤，背后常对朋友说，我前此敞开徐州大门，是为服从中央段执政的命令，而不是向奉军投降，今者杨宇霆竟以对待降将的态度来对待我，实是使人难堪。因此对杨宇霆产生忌恨。
到了1925年秋季，杨宇霆要实施他的逐个消灭策略，首先派人到了海州，向海州护军使白宝山说(大意)：杨督办对你是十分信任、十分倚重的，将来还要给你升官。杨督办最瞧不起的是陈调元，因为他反复无常，毫无义气，所以早晚必铲除之。日后如果对陈调元下手之时，请你安心，不要有兔死狐悲之虑。白宝山答复得很好，说：我是老粗，只知服从长官命令，今天杨督办是我的长官，杨督办怎样指示，我便怎样遵行。白宝山在送走杨宇霆使者之后，即派人到南京见了陈调元，把杨宇霆的秘密计划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陈调元从此时时刻刻防备，免得受人暗算。有一次杨宇霆欲以校阅陈调元的第四师为名，施行包围缴械之计，因为陈调元戒备甚严，未敢动手，而杨、陈之暗斗，愈行尖锐化。杨宇霆计划第二步是把江苏旧将领铲除之后，即向浙江进攻，消灭孙传芳。这个消息，已为孙传芳侦知。他利用杨、陈暗斗之机，派人向陈调元联络，说我两人与其坐而待毙，何不先发制人，东北军空有虚名，并无实力，如果我从上海进攻，你从南京袭击，则胡子队伍何足畏哉！此计正合陈调元心意。孙传芳用兵神速，在浙江发动了他的劲旅，开始向上海移动，一方面向江苏腹部宜兴等处进军。不可一世的杨宇霆，真未想到孙传芳有这么大的胆子，更未想到他的进犯这样迅速，于是把带来的东北军移到上海，前去迎敌。
果然不出孙传芳所料，东北军连战皆败，不到半个月时间，上海就为孙传芳占领，东北军全部溃退下来。陈调元这时也就统领着第四师由南京断了东北军的后路，孙、陈夹击东北军的策略胜利实现。东北军被缴械的缴械，投降的投降。杨宇霆仅以身免，安徽的督办姜登选也放弃了安徽，同杨宇霆先后北归。这次东北军发展到长江流域，连来带去也不过半年。
孙传芳驱走了东北军之后，在南京组织了苏、皖、闽、浙、赣五省联军，自为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从1925年秋至1926年的夏季，孙传芳坐镇南京，北京临时执政府对于五省军政只有虚名而实际无权过问。1926年春季孙传芳在南京还举行过一次投壶典礼，这是旧中国最古老的典礼之一。在封建时代，到了所谓“四海升平，万民安乐”之际，才举行这样的庆祝典礼。孙传芳在南京举行这个典礼之时，除了五省军政官长，北京和其他各省也派有代表与贺。那时才由欧洲游历回国的皖系健将徐树铮也赶到南京，参加了这个盛会，还在座间演唱昆曲。孙传芳在这个典礼上，轻裘缓带，颇有以东吴孙仲谋自居之气概。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长沙，又北向湖北吴佩孚进攻之时，吴急电向孙乞援。孙则口应而实不至。孙的内心是想待吴佩孚兵力消耗之后、革命军兵力疲惫之时再出兵，这样既可以接替北方军人领袖吴佩孚的衣钵，也可以压退革命军北伐的势头，那时他势将成为湘、鄂、苏、皖、闽、浙、赣七省总司令。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最高军事顾问蒋百里与广东方面早有联系，蒋说革命军北伐目的，只在湘鄂，决不进犯闽、浙、皖、苏、赣五省边界。及至吴佩孚汀泗桥溃败，革命军声势大振，孙传芳才急急忙忙地调动五省兵力，组成五个方面军，陈调元为第五方面军总司令，任务是先抢占湖北的武穴，然后相机向武汉进展。我个人从这时才加入第五方面军，为该军的少将军需处处长。孙传芳原定计划是他在南京坐镇，用电报指挥前方将领，先遣卢香亭、谢鸿勋、李宝璋、孟昭月等将部队分布在九江、南昌之间，与陈调元的武穴方面取得联系，互为声援。我们第五方面军组织了三个军，以王普、刘凤图、毕化东三人为军长，范熙绩为参谋长。三个军长率领队伍先后由蚌埠、安庆等地出发，陈调元最后带领总司令部官佐，由蚌埠到了南京，谒见孙传芳。孙传芳向陈调元指示机宜。陈调元次日即由南京改乘招商局江华号轮船向九江进发。从此时起，第五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即设在江华轮上，直至九江战事结束。
我们到了九江，会见了卢香亭，并接见了由长沙败回的赵恒惕。赵向陈调元说：孙联帅这次出兵击退革命军，易如反掌。陈调元反问赵：然则炎帅(指赵)、玉帅(指吴佩孚)相继溃退，是何缘故？赵曰：玉帅和我都用正规军战略战术与敌作战，而敌方则以游击战略、土匪战术扰乱我军，我两人对这种战略战术毫未介意，故也未作相应准备，所以一误再误，以致溃败。今者你们联军只要注意这点，则革命军必败无疑云云。赵走后，陈调元向我们说：赵炎午这套话，无非是为自己遮羞，咱们还是小心为是。我们在九江过了中秋节，即开到武穴。
随着江西和武穴两方都与革命军开始交火，孙传芳也由南京移驻九江，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江新轮上。第五方面军开始战斗时，尚为顺利，曾进展到蕲春、蕲水，以至大冶，大有直逼武汉之势，但是孙传芳指示待命追击，所以未即前进。江西修水方面因为谢鸿勋司令部被敌夜袭，谢当时腿被炸折，仅以身免，虽不到两天修水又为联军克复，但士气已大挫。我们第五方面军由南京搭江永轮运来武穴的军用品及军火等．行至九江，停泊江上，夜间忽然起火，不到七八个小时全船被焚。这次损失，除了物资以外，还有由蚌埠招募的输送队2000人，主要的还有蚌埠总司令部公署秘书长崔庆钧(字叔禾)，也被焚死。崔是陈调元生平唯一的好友，也是他的灵魂。陈调元得到他遇难的消息，见了我放声大哭，说：崔二哥一死，折去了我一只臂膀，咱们这次仗，打不好了。我加入第五方面军，是崔推荐，所以陈调元一见我面，就大哭。双方战事到了10月中下旬，革命军士气一日旺似一日，联军士气一日弱似一日。在这段时期，革命军和联军都派代表在上海和谈，据说双方条件距离不远，如果全面成熟，则双方即行罢兵。孙传芳指示第五方面军待命追击者，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至于革命军和联军和谈，是有诚意呢？还是缓兵之计？局外人无法深刻了解。
10月末，双方战事甚为激烈，革命军取攻势，联军取守势。革命军以全力猛攻江西方面联军的铜鼓、德安等阵地，向九江进逼。这时联军部队均分配到前方应战，只有周凤岐一师留守九江，因为周凤岐非孙传芳嫡系，故未派到前方作战。把一个不可靠的周凤岐留在九江，到了紧急之时，就成了心腹之患。幸而周凤岐的军队战斗力不强，他虽有二心，却不敢轻动。到了11月初旬，前方联军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九江顿现危急状况。这时我们第五方面军，在武穴方面集中兵力，当然也取守势。11月10日左右，孙传芳电召陈调元到九江，面授机宜。陈接电后，即同参谋长范熙绩和我改乘濬蜀兵舰由武穴驰往九江。到九江后，即登上孙传芳的江新轮，谒见了孙传芳，谈了半个小时。孙传芳又传我到他的办公室内，说：这里有10万元款，你带回去，这项款，不是军饷，是陈总司令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你要切记住。我遂到孙传芳军需处领了10万元款，回到濬蜀兵舰上。不到一刻，陈调元和范熙绩也回到船上，当即掉转船头，向武穴开动。行至途中我向陈调元问道：这几日九江前方战事情形如何？陈调元说：方才联帅言道，前几日九江方面颇形紧张，从昨日起稍见好转。我看九江形势还要再过三二日，才能决定。下午二点，我们就回到武汉，又登上江华轮，陈调元即指示各军军长防守机宜。到三点半钟，九江至武穴的电报、电话忽然不通。陈调元道：莫非九江出了重大问题，怎么这样快呢？到六点，江面上有由九江开来的船，原来是决川兵舰。这是孙传芳遇有紧急事项所乘用的船。决川兵舰进入武穴码头，陈调元赶紧登上船去。不到半小时，陈即回到江华轮上，向我说：你准备便衣士兵二人、处员一人，跟我到联帅船上去。你跟联帅到九江之后，即连夜到中国银行将咱们的存款40万提出，好好保存，以后你看情形相机办理。我接受命令后，即准备一切，少顷即随陈调元登上决川兵舰。陈调元与孙传芳又谈了片刻，即分手。临分手时，我只听孙传芳说：一定按照方才决定的计划办理，愈快愈好。陈调元即回江华轮，决川舰转回船头，向九江行驶。
当夜11点左右，距离九江二三十里路程，我们就听到九江一带炮声隆隆，枪声密集，揣测到在几小时内九江又出了更大的变化。孙传芳说：我在今天下午离开九江之时，仅闻市内有零星步枪之声，那不过是敌人的便衣队潜入市内扰乱而已，我军前方主力，并未动摇，怎么很短时间就退到九江附近了呢？照这样情形看来，我们不能再在九江停船，于是命令将船上电灯一齐熄灭，以免被革命军发觉，并加足马力，沿江北岸飞驶过九江。同船的联军总部中校副官崔洁尘是我的宁河同乡，我问他：假如这时九江已有敌军潜入，联帅作何对策？崔副官说：不要紧，你们第五方面军刻下正在抽调兵力来九江助战，只要有一旅兵力，即能肃清潜入九江的敌军便衣队，我们到天明之后即可仍回九江。今天下午联帅在武穴与陈总司令已经作了宁弃武穴、不舍九江的计划，大概这个时间，第五方面军可能有一部正向九江开动哩。我说：武穴方面也是大敌当前，撤得下来撤不下来还是问题呢。崔副官说：一个旅总能撤得下来。不久，他从参谋处回来说：果不出你所料，你们陈总司令已有电来说武穴对岸码头镇敌军猛烈进击，一时撤不出兵力来助九江。到了次日中午，崔副官说：你们总部已由武穴舍船登陆，不能来助九江，这部分援军是无指望了。这时，孙传芳的座船在九江下游约30多里，在随后两日曾两次想开回九江看看，但沿江两岸有少数革命军开枪射击，所以又行退回，最后退到湖口，才发现九江前方主力军已全部溃退下来，这才决定舍弃九江。
接着从湖口继续东退。孙传芳初定计划是先到安庆驻节，重新计划防守或反攻。及至将近安庆，又改成直返南京。到14日天将破晓，船抵南京，码头站满了前来迎接的留守南京的文武馆吏，孙传芳下船即改乘汽车回南京联军总司令部。我去找第五方面军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养斋。当晚，李养斋告诉我由联军总部得到的消息：咱们总司令现已由黄梅进入宿松，第五方面军撤得还好，不致有大损失。我听了这个消息，即于11月16日夜间，搭乘日本商轮返回安庆。安徽省长高世读已给陈调元准备了行辕。高对我说：咱们总司令今晚或明早即可抵达省城，九江敌军尚无进攻安庆之势。
17日上午，我即同全城文武馆吏出城迎接陈调元，行有15里左右，即望见退回官佐士兵陆续走来，陈调元随着走来。陈调元进城入了行辕，与文武馆吏见面之后，略谈片刻，即召我说：现在九江已失，咱们在中国银行所存之款恐怕要丢失。我说：按照银行章程，没有本人签字或盖章，无论何人不能强取。陈调元说：你说的那是平常时期，现今是非常时期，况且革命军的做法，与一般军队又有不同。我问：依总司令意见，怎样办呢？陈调元说：革命军才入九江二三日，当然注意军事方面，还未顾到银行方面，你如果能到九江走上一趟，一方面向银行商提存款，一方面你找蒋群(字君羊，昔年在广东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请他领你去见九江警备司令贺耀组。贺耀组是我当年在武昌陆军中学作教官时的学生，在此次作战中，他曾派代表到过武穴，我也接见过他的代表，当时所谈并无具体条件，然而精神方面颇有同情之点。你见到贺耀组，临时怎样应付，可以相机办理。我接受这项命令，即搭乘日本商船驶往九江。
船抵九江，岸上并无检查军警。我先投宿旅馆，询明蒋君羊住址，到了蒋宅，见了蒋君羊，说明来意。蒋甚为欢迎，且云我与你们范参谋长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虽然多年分别，但音信未断，精神总是一致的，陈总司令又是识时务的人，双方合作必能成功。我可先将李处长的来意向贺贵严(贺耀组字贵严)司令转达。接着他派人将我存在旅馆的皮包取来，安排我在蒋宅住下，他就去与贺耀组见面。不久，贺即派来副官，接我到了警备司令部。据说，贺的司令部就是三国时代周瑜都督府的旧址。见面后，贺耀组先问候陈调元，接着说：我们陈老师是最聪明的，他一定能跟革命军合作到底。蒋总司令不日即来九江，一定欢迎陈总司令的卓见。李处长可以在九江看看，待蒋总司令到后作了决定，你再回安庆复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