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因素是大部分农村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太差、发展机会太少，导致农民人均收入太低。所以，增加西部农民收入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统计数据上，反映出的如此悬殊之大的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加上城乡收入用途不同，西部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就更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只用于生活消费和储蓄，而农民人均纯收入除了用于生活消费和储蓄外，还要进行生产性投入。由于农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多出一种用途，导致农民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要比城镇居民小得多。2000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全年生产性投入占人均纯收入的30％左右。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三、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所以快速增加，一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二靠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目前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我国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农产品价格下滑，竞争加剧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因素，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一）经济制约因素
1．农业生产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民增收
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是依靠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能力的发挥。在短缺经济状态下，增产就意味着增收。进入90年代后，我国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受到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双重制约，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失去了价格提升的支撑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要保持原有的速度，就必须依赖于农产品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但长期以来，由于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物耗水平高，造成农业成本偏高而农产品质量偏低的两难局面，结果只能是增产不增收。
比如，新疆的农业物质消耗水平日益增高，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种植业的效益。据新疆物价局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显示：1997年新疆三种粮食和棉花的亩均物质费用，分别比1996年增长46％和18％，每亩生产成本分别增长32．0％和32．3％。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除了与新疆特殊的区域经济特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过快有关，更重要的是新疆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盲目增大投入造成的。一是盲目施肥，亩均化肥投入远远超过了合理范围。二是灌溉利用率低，大水漫灌、串灌太多，浪费现象严重，用水成本很大。三是机械作业费用比重较大。四是农药费增长过快。农业生产成本增长过高，必然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2．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化进程落后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各省区过多地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过多地偏重计划管理，忽视市场功能，缺少市场意识；不重视研究和开拓市场，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和方法指导农业经济工作，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全国，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比全国低11．88个百分点。无论是各级地方政府还是个体农户，一直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做法，农业商品率不高，生产规模偏小，科技水平较低。尤其是驾驭市场的能力十分脆弱，农业生产经营往往比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变化慢半拍，总是在市场需求变化的后面，无法抢到市场商机，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这与西部地区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不畅通有直接的关系。再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运输距离较长，流通环节也多，流通渠道不畅，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流通成本相对较高，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市场效益。
3．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西部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导致农民增收途径较少。必须认识到，农业是投资收益递减的产业，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农业始终是一个需要扶持和补贴的特殊产业，因此，单纯依靠发展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是很有限的。近10年来，虽然西部地区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但主要是对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仍然跳不出传统农业的老框框，总是在农作物品种种植的数量结构上调来调去。这种做法，尽管对传统农业丰收和农民收入增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经济结构的层次水平，使农民收入增长缺少新的途径。
目前，与全国比较，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层次仍然很低，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来源单一。2000年，在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高达72．9％，比全国平均水平的63．3％高9．6个百分点，而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仅为27．1％，比全国平均水平的36．7％也低9．6个百分点。1999年，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人均为251．6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1．07元。这一状况反映出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村、农民对传统农业的极强依赖，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能力较差，劳动力素质较低等问题，也反映出西部地区农村，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二、三产业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也在拉大，城市工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落后于全国。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过高，工业结构老化，重化工业占主导地位，轻小工业发展缓慢，甚至衰退，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相对不足，无法拉动和刺激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流动。
4．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太低，非农业就业机会太少。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农村市场化、工业化推进的同时，城市化应当及时跟进，以使劳动力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仅有26．84％。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又反过来阻碍了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制约了农民的收入增长。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过于缓慢，导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特别是一些小城镇的布局不合理，基础差，规模小，二、三产业发展不充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弱，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农民增收缓慢也就在所难免。
另外，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把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农民收入进行对比，从表9—7中各省的资料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城镇化率分别为88．31％、77．54％、71．99％、55．55％、48．67％；其对应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09．11元、4226．59元、3411．11元、3628．95元、3948．39元。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分别是西藏、云南、贵州、甘肃、四川，其城镇化率分别为18．93％、23．36％、23．87％、24．05％、26．69％；其对应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09．46元、1437．63元、1363．07元、1357．28元、1843．47元。通过这几组局部数据大致可以推断出城镇化水平越低的省份，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就越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就越高。由此可以推断，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
5．乡镇企业发展落后
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制约性因素。在改革之初，我国东部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当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态势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还有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的规模小、层次低、结构失衡、管理技术落后等问题的日益显现，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乡镇企业不但数量上明显减少，其效益也逐年滑坡，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而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一直就比东部地区落后，近年来，依靠发展乡镇企业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效应更是明显减弱。如云南省，1998年乡镇企业的营业收入增加28％，总产值增加25％，但增幅分别回落了15．8％和15．7％，而且效益大幅度下降，这既影响了农民从中获取现金收入，又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998年，甘肃省农民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报酬收入人均为136．75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37％。近三年来，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人以上，约占总数的8％。这也影响了西部地区农民到东部地区打工的收益。
另外，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存在着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与西部农民收入中的从本地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太少也有一定的关系。从表9～8中可以看出，2000年，在本地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东部农民是315．37元，占纯收入的10．3％；而西部农民仅为41．39元，占纯收入的3．16％。
（二）政策体制制约因素
1．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使农民收入增长得不到重视
10多年来，国家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导致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偏离农业、农民，使农民收入增长面临非常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在现阶段，西部农业科技含量低，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从宏观政策面分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强调重视农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以及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导致农业资源过度流失及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这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情况来看，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支出一年比一年少。比如，贵州省省级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0年为5．35％，到1998年降为2．76％，下降了2．59个百分点。如果剔除水利费用、气象费用，财政支农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2％左右。可见，国家宏观收入的分配政策偏差，也对农民增收减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太少，使农民收入缺乏持续增长的依托
国家、地方及社会各界对农业投入的力度不大，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电、路、通讯等公共设施薄弱，从而使农民收入增长缺少硬件支持。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农业的投入。西方国家通过输血式的农业产业政策，给农业生产以各种补贴和优惠贷款，对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弥补了农业资本积累的不足，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对农业投入的资金总量由1983年的1058亿元，增至1994年的5300亿元左右，但是农业投入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则逐年下降。“六五”期间为9．6％，“七五”期间为8．28％，“八五”期间中央安排农业基建投资497．1亿元，只占中央安排投资总额的4．8％，这说明国家财政资金中用于支农的支出并没有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地方财力对农业的投入下降，各省区市预算内农业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不断减少，1990年为12．66％，1993年为8．62％，1995年为6．88％。尤其是近10年内，中央财政一直缺少对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支持，使西部山区和民族区域的交通、电信设施没有多大改善，农产品很难进入大市场，实现市场效益。
对农业投入不足，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抗灾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3．限制性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困难，无法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