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他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也知道，外面乱得很，天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说，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只要有我们这个学校的存在，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的路没有被截断。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骚乱变动，这个国家的西学命脉绝都不会断。因为，我们就是日本西洋学的出岛！”
说完，福泽谕吉平静地宣布下课，然后缓步走出教室。
从此，就算外面炮火连天，庆应义塾里却不会出现一个因此不来上课的学生。
战争结束之后，福泽谕吉的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变，他还是继续当他的老师，教书育人，顺便再写两本着作。
明治九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泽谕吉的《荐学》第十七部，也是最终篇正式出版发行。
这本书，他从庆应四年（1868年）就开始写了，这一写就是近十年。在第一部的开头，福泽谕吉写道：万物由天生，人类亦如此。然则天从未有生过天生的人上人，也从未生过天生的人下人，既然都由天生，那么万物都是平等的。
这种轻快的语调，以及浅显易懂、深入人心的道理，很快就受到了广大日本人的欢迎。这套书的销售量，一下子就飙升到了二十万册，同时也有很多被当时的中小学选入了教材。算上盗版的话，基本上一百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人拥有一本《荐学》。
在该书中，福泽谕吉阐述了人民大众应该独立、自主、解放、自由、平等的主张，并对于一些持续了很久且依然在日本很有市场的封建陋习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管书里言辞尖锐，但关于书名，他却并不打算用什么很强势的词语。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虽说不是什么放任自由的事情，但也谈不上强制，为教育者，只能对受教育者进行谆谆教诲。所以，为了表明他是推荐和劝说别人去学习、接受自己看法的这种观点，这本书的名字最终被定为《荐学》。
因为篇幅问题，所以我们实在没可能把这十七本书一本本讲下来，所以就挑其中的一些主要的简单说一说吧。
贯穿这部书全篇的，除了平等之外，还有一个词，那就是独立。
福泽谕吉这一辈子，把独立看得很重。不管是国家的独立还是作为国民的个人独立，他都觉得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在书中，他就明确指出，一个人只有独立了，才有可能去修身、治家、平天下。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它的国民们个个都能独立，那么这个国家必定是独立富强的。
在学问这个话题中，尽管福泽谕吉依然有着自己的看法，但还是没有脱离“独立”二字，比如在提到做学问的目的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知识分子，而是学到知识，促使国家的独立。只有这样，学问才能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而对于维新之初日本出现的一些盲目全盘西化的风气以及趋势的做法，福泽谕吉也指出，学习西方绝对不能是一味地单纯模仿，而是要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独立创新，这样于国于民才有好处。
这套书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应该说就是“开民智”。一大批看了《荐学》的日本人记住了“自由”、“民权”等词汇。同时之前我们也说过，他的文章进了小学的课本，所以也给广大的日本青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帮人带着这样的印象，走出了校门，走出了社会并且以此来改造社会，改造制度。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明治政府决定立宪，让自己成为和列强一样的宪政帝国。
对此，福泽谕吉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的时候专门再出了一本新书《民情一新》，主要是说日本今后政治应该走向哪个方向的。在书中，福泽表示，日本应该向外国学习，在平稳的过渡中，渐渐地把政权交给民间的政党。其中，他又特别提到了英国的两党轮流执政，并且表示，这应该是日本宪政学习的对象，由两个党互相交替，给民众有选择的空间。
现在看看日本的自民党和民主党，再想想福泽喻吉的这话，就会觉得这家伙真有先见之明。
但先见之明归先见之明，尽管福泽谕吉和他的众学生们为了让明治政府接受自己的想法而费尽精力，但最终却依然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的日本政府希望以一种相对集权而非自由的方式来强化统治国家，同时，天皇的位置也一定不能像英国皇帝那样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对于福泽谕吉等人的意见，自然不可能采纳了。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颁布了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是一部开头就明确表示，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将其完全置于三权之顶。
可以说，这个宪法和福泽谕吉的观点基本相悖。
要是在往常，估计这家伙即便是考虑到天皇这一层因素而不出来骂大街，可那也至少得在某个阴暗的角落恨恨地毒舌几句。但这次却啥也没发生，福泽谕吉对于宪法之事几乎没有什么表态，因为他在这十来年里很忙，非常忙。他主要在忙两个方面：第一是关心朝鲜动态，第二是继续办学校。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朝鲜面临着与中国、日本一样的问题，既有国内本身的各种动乱，也有国外势力的不断入侵。
对此，中日两国的解决办法都是通过改革来解决内外双方的矛盾，中国以洋务运动取得了被誉为同治中兴的成绩，而日本更是通过明治维新，在几十年后成为了列强的一员。虽说洋务运动确实是因甲午中日战争而宣告全面失败，但其给中国带来的有益影响和本身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
而另一方面，朝鲜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选择的依然是之前那一成不变的保守和顽固政策，既不愿意和列强做过深的交往，也不愿意向他们学习长处以改善自己。同时，对于国内的各种反对声音，朝鲜政府也是一再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加以镇压。
虽然当时朝鲜国内也有相当开明的要求开国的明白人，但问题是，这帮孩子手头上没有实权，除了跑大街上喊几声口号之外别无他法，其最终下场无非是要么不再喊，要么政府让你再也喊不了，几乎没有第三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朝鲜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因为比起中国，日本的处境和朝鲜更为相似，毕竟大家都是蕞尔小国，毕竟大家的资源都不怎么丰富。但日本依靠维新变法，国力竟然不断增加。这帮人觉得，如果朝鲜想要有出路，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日本为蓝本，对国家实行强制化改革，打倒保守派。
问题是保守派没那么好打倒，他们需要帮助，最好是需要日本人的帮助，比如给点武器给点钱什么的。
对此，很多日本人都表示赞成，这其中就有福泽谕吉。他不仅撰文表示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员，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朝鲜走上富强的道路，同时还和朝鲜方面的一些反政府的开明人士来往频繁，比如被誉为朝鲜开明派的代表人物金玉均。
明治十四年（1881年）三月六日，福泽谕吉和金玉均会面，共商大事。在会见时，金玉均表示，他想拜托福泽老师为朝鲜的强国之路而出一把力，福泽谕吉点头同意。
明治十五年（1885年）七月二十三日，福泽谕吉从横浜正金银行弄来了17万日元，交到了金玉均手里，作为他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后来主要是用在了开办朝鲜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汉城旬报》上。
此外，日本各界人士也纷纷资助金玉均，第一代外交大臣井上馨就一次性拿出了300万元，说是让他“自由使用”。前面提到的那位后藤象二郎则更加不靠谱，他打算直接从法国领事馆借几艘被淘汰但还能开的军舰送到朝鲜，并帮助开明派们训练士兵。不过，这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很“二”的建议，最终在伊藤博文的拼死反对下没有得以实施。
明治十七年（1884年）十一月，一切准备妥当后，金玉均终于发难，他在朝鲜邮政局开业典礼的宴会上带人袭击出席的朝鲜重臣，并且还让人在王宫放火.同时，驻朝日军也适时出动，占领各处要害关卡以及宫殿，政变基本成功。
之后，金玉均他们以明治维新为样板，宣布朝鲜也实行维新，提出了庶民平等、废除门阀、以才择人、以人择官等口号，顺便还向天下昭告，表示朝鲜这辈子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再也不是谁的小弟了。所以，他们连千百年来一直向隔壁的中华帝国纳贡的那一套，也一并丢垃圾桶里了。
于是，中华帝国就怒了。虽说当时清王朝确实是被列强欺负得挺惨这没错，可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日本也就罢了，居然连跟了自己一千多年的忠实小弟朝鲜也跟着反了，这让我们中华帝国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啊？
再加上此时，朝鲜还群没被杀光的守旧派们也向清廷发出了求援信号，请求他们武装干涉一下，消灭金玉均那帮乱臣贼子。
当年12月初，清国出兵朝鲜半岛，领兵大将正是袁世凯。
袁世凯其实真的很能打，短短数日，刚刚变了天不久的朝鲜再度生变——日军被逐一清除，开明派死的死、逃的逃，领军人物金玉均也被迫流亡日本，而守旧派则又重新执掌了朝政。顺便一说，金玉均虽说逃得了一时，但终究没能逃一世，十年后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他被朝鲜守旧当权派派出去的刺客暗杀在了上海，终年43岁。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虽说肯定对政变的结果表示不爽，可也不打算在这个时候跟清廷开战，所以双方坐下来谈了一把，最终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互相约定撤军。不过若是朝鲜有个万一，日本有权在收到朝方正式求助之后出兵的权利。
这纸条约，等于是为十年后的那场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而那场被称为“甲申政变”的政变失败之后，日本朝野震动很大。尤其是福泽谕吉，他撰文称，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处蔓延的当今时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摊上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拼命阻挡文明开化的“恶友”，若是再跟这帮家伙们继续交往下去，估计西方列强都会把日本看做中、朝两国一样顽固不化的国家。所以，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日本应该脱离和中国以及朝鲜的关系。不过，日本也不能就此将他们抛弃不管，应该要在适时的时候，拉这俩倒霉孩子一把，帮助他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
不过，帮归帮，但从此以后，日本的国家定位则必须要跟西方列强保持一致。换言之，别把自己当亚洲国家，得当作是欧洲的。
这就是那个着名的“脱亚入欧”论的大概要领。
因为本文主要说的是伟大的老师福泽，而非精明的政治家福泽，所以对这玩意儿我在此不过多评论。就说一点，虽说我确实不喜欢他这种跑人家家里帮助人家致富的行为，但作为政治家，一个日本的政治家，福泽谕吉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帮助邻国闹革命，说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其他国家获取最大的外交和贸易优惠而已。那年头，无论哪个国家几乎都是这么干的，你真要说下流无耻，那也只能是全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别老拿一个手指头指着日本或是福泽谕吉说事儿。要知道，袁世凯奉命征讨朝鲜也不是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万古长青，清政府只是不愿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给弄丢了而已。毕竟谁都明白，朝鲜一旦有失，那泱泱中华的东北门户可就豁然大开了啊。
甲申政变失败之后，福泽谕吉虽说在日清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有过一小下的关注，顺便还捐了一点钱，但除此之外，便基本上再也不管这类的破事儿，而是一心投入到了教育工作之中。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庆应义塾规约》制定，这是庆应大学第一部校规。
第二年，福泽谕吉在庆应大设置了文学、理财和法律三个专业。
之后，他又设立了传染病研究所，并聘请了日本当时最着名的医学家北里柴三郎来担任所长。同时，福泽谕吉还将家乡中津的名胜竞秀峰给买了下来，用于保护其周边的生态环境。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五月，在福泽校长的主导下，庆应大学实行了学制改革，从原本的一所大学，变成了既有小学也有中学的一贯制学校，并且还增加了政治专业。
九月二十六日，正在琢磨着接下来该干些什么的福泽谕吉突然倒地不起。幸得抢救及时，他好歹留了一条性命。
他倒地的原因，是突发性脑溢血，脑溢血的原因，则是操劳过度。
操劳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脑方面，刚才已经提过，做各种各样的改革是很费脑子的一件事。另一方面，则是体力上的劳损。
常人或许根本很难想象，这个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家伙，同时也是个居合切的高手。居合切就是拔刀术，福泽谕吉每天都要练习剑道，通常一天拔刀一千次。
这种过度的练习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在脑溢血之后，经过医生苦劝后他稍微有了收敛，但病根子终究还是留下了。
两年后（1900年）的八月，他再度因脑溢血复发而倒地，然后再次被抢救了过来。这次醒来之后，福泽谕吉明白，自己时日已经不多了。于是在病床上，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着作——《修身要领》。
这部着作总共有二十九条话，核心内容是独立自尊。身心完全独立，尊重自己，不侮辱他人，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尊；只有个人独立了，才会有家庭的独立，家庭的独立之后，才能有全国国民的独立；唯有全国国民有了充分的独立自尊，那么这个国家才能被称之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以上，便是《修身要领》的主要内容。
这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拖着病体的福泽谕吉带着自己的学生，通宵举行了日本史上第一次迎接20世纪的新世纪派对。
这不是为了热闹和好玩，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虽然学习西方导入了新历法，也就是阳历，可在年号的计算上，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习惯用明治XX年或是皇纪XX年（即从神武天皇登位算起的年号）来计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普及西方的历法和公元年度计算法，他才特地举办了这么一场活动。
三个多星期后的一月二十五日，福泽谕吉脑溢血复发。这次，他再也没有起来。
二月三日晚上10点50分，一代教育家与世长辞，享年66岁。
二月七日，平日里为个鸡毛蒜皮之类的破事儿都能打起来的日本众议院，破天荒地全场一致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为福泽谕吉表示哀悼。
二月八日，福泽谕吉举行了葬礼。
本来以他的功绩，在日本实行国葬绝对没有问题。事实上，当时也已经有人在这么提议了。但是，他最终葬礼的规格，却只是仅限于家人和学生范围的“塾葬”。
没有人觉得有任何地方的不妥，也没有人认为这是降低了福泽谕吉的身份。
因为，他是一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