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人生产出了价值一百多亿美元的产品，钢和铁的生产量也迅速超过了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生，使美国的经济生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和集中化。很多新的大城市，也在这段时期在公司的推动之下建立了起来，比如芝加哥、亚特兰大、达拉斯等等。股份有限公司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使美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
平民党运动
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化革命风起云涌，农民渐渐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土地投资和价格垄断，都让农民损失惨重。农场主们成为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大公司、大银行等企业的垄断感到极度不满，联邦政府对这些大银行、大公司的包庇行为也使他们非常愤慨。于是，一场激烈的民众抗议运动爆发了。这一场运动后来被人们称为平民党运动。对美国的这场平民党运动，后来者们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约翰·D·希克斯曾经着写了《平民主义的反叛》一书。希克斯描述了美国西部的大平原边疆地区，以及南部的棉花田园农场主的经济状况，对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农民面临的经济困难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在那段时期，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高涨、信贷制度苛刻，自然灾害连续不断，因此农民们希望通过联合运动来改变现状，这导致了平民党人的出现。希克斯主要从经济运行和党派政治角度来看待平民党运动，他对这场运动中的农场主是持同情观点的，对其中的民主成分，也持肯定态度。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对平民党运动的观点则与希克斯大有不同。霍夫斯坦特在他的着作《改革时代》一书中，认为平民党运动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农场主们的文化传统。农场主们认为，自耕农是农业文化传统中的英雄，他们依靠自然赐予的土地和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及自身的正直和完善，他们认为住在城市里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农业就已经完成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美国的农场主们也已经习惯了农业的商业化，且乐在其中，他们乐意在现代商业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机会。
尽管美国的农场主们在农业的商业化中如鱼得水，但美国一些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却感到难以接受。一些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对农业的理解还停留在往昔的传统农业中，他们试图将农场主们的小农经济和民主制度一起扩展到整个美国社会。
农场主们在商业交易中面临交易阻碍和经济困境时，就将责任归咎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上层建筑，认为是大银行、信贷公司等势力在针对他们。霍夫斯塔特认为农民们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们面临的经济困境是他们加入市场经济所应该付出的代价。而农场主们借阴谋论之说排斥犹太人，又在国际上表现出好战的姿态，也都与他们自己的民主形象相违背。因此在霍夫斯塔特看来，平民党运动是一场滑稽可笑并且带有一定罪恶的倒退的运动。
十多年之后，美国史学界以及一般公众对于平民党运动的评价也是诟病多与褒扬。霍夫斯塔特解释说，自己对民主党运动的批评，并不是敌视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只不过因为美国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国家，而美国主要的思想传统则正好相反；对于整个民族的保守主义，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充分而灵活的传统来坦率地阐释他们的保守思想。霍夫斯塔特试图说明他对平民党运动的批评，是有感于美国薄弱的保守主义而发的。
一些批评者对霍夫斯塔特的批评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平民党运动中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一些言语，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不应该成为霍夫斯塔特作出批评的理由，因为霍夫斯塔特曾指出的平民党人的排外主义，与美国人在整体上的倾向相比，实际上并不为过；而且霍夫斯塔特的理论视角，是基于“社会的自然状况是其各组成部分的和谐一致，只有当急剧社会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出现短暂的紧张时，冲突和抗议才会发生”的设想。批评者们认为霍夫斯塔特的理论并没有证明抗议者行为的不理智，他实际上是在责备受害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杜克大学的教授劳伦斯·古德温出版了《平民党人时刻》，取得了对平民主义研究的新突破。古德温以“农场主联盟”作为切入点对平民党运动进行研究，他发现在内战重建时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受到了商业和金融业的企业主们的控制，对工商业者有求必应。在美国工业化革命蓬勃发展的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中，美国国内的官员、商人以及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付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逼迫产业工人逐步走向激进道路，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农民不得不联合起来。
古德温指出，当年美国农民的反抗是始于南部边疆地区，然后波及德克萨斯和其他内战时的南部联盟，最后扩大到西部平原。从南部边疆开始反抗到与西部联合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轨迹：从奥马哈人民大纲，到圣路易斯政纲，再到可乐本诉求。古德温等人的这种对“运动文化”的强调，促成了人们重新评估平民党人的新看法，认为这种民主合作文化是对不公平的货币体系和公司控制政治之现象的积极挑战。
可见，历史上的平民党运动，是具有深刻原因且情有可原的，而美国人的民主之路，也并不是一直完美的，它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萧条背后的繁荣
生产过度膨胀和股票交易的腐败，触发了1873年的美国经济恐慌，国内形势不断恶化。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劳工暴动频发，社会动荡不堪。
生产过剩是这场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美国的工业企业和农产生产的东西，数量过多，市场上供过于求，产品价格大幅下跌。1873年之后的二十年里，美国的生铁产量在翻了一番，其价格却从每吨五十美元狂跌到十三美元。棉花作为美国主要的传统出口商品，产量在二十多年的萧条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国际上的有限市场根本不能够完全吸纳美国的多余产品。很多农民和工业劳动者成为了这场经济萧条最严重的受害者，不少农场纷纷宣告破产。
整个社会陷入经济萧条的凄惨境地，但这并不妨碍有头脑的人开足马力赚钱、趁势崛起。安德鲁·卡内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经济萧条时期异地造价建设工厂，甚至买下竞争者的全部产业——其中包括好几家钢铁产业公司——这种深谋远虑的做法使他在钢铁事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效仿安德鲁·卡内基，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下足工夫。在精炼糖、石油、钢铁和烟草等工业领域，竞争者之间不断地相互排挤，想方设法将对手拉下马，残酷的竞争过后，出现了一家或几家独大的局面。
这样一来，这些领域的竞争也形成垄断，产品价格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开放市场上的众多卖家和广大买家的博弈产生，而是由把持着这些工业领域的少数公司按照其生产成本，和他们希望获得的利润回报来确定。一些公司为了避免残酷的决斗式的竞争，联合起来控制价格，排除竞争以确保公司利润的有效回报。由此形成的公司联合体被称为托拉斯。托拉斯出现之后，美国企业家在开放市场上，独自奋斗通过竞争获得财富的故事已经很少了，众多的公司企业加入到了组建托拉斯的运动当中。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信念依然存在。在一些实业巨头的宣传下，这种信念逐渐盛行起来。因此当托拉斯不断长大，竞争逐渐消失、机会逐渐减少的同时，依然有人勤奋工作勤俭节约，期待成功的降临。而且一些文学家也通过创作小说，塑造勇敢诚实，独立奋斗获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因此托拉斯的盛行并没有让有志之士绝望，对成功的向往和奋斗的信念，使人们不再惧怕一家或几家巨型工业对这些领域掌持控制的局面。
安德鲁·卡内基认为公司监督方面的法律已经很完美了，但美国最高法院精益求精，对其作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最高法院修改的是“正当程序”这一法律概念。“正当程序”是美国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正当程序指的是对程序的按步执行。在修正之后，“正当程序”的重点转移为程序是否合法。例如：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别人的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即指任何人不会被随意逮捕、非法没收财产等。这加强了对各级政府公权力的约束。
不过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1886到1898年间，最高法院就明尼苏达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州议会是否可以监管各自州内的铁路的问题加以裁决的时候，最高法院法官认定州法律无效。但是法官作出裁决的理由是他认为这些法律在本质上对铁路公司不公正，而不是州议会通过这些法律时违反了法律手续上的正当程序。
这个判决表达的意思是，这些特定州法律的应该由最高法来制定，而不是由当地官员来决定。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1886年最高法院推翻了伊利诺伊州一项对其州界进行监管的法律，理由是这些铁路属于州际商务，只有国会才有权过问。这使得在洲州际贸易出现了不公平竞争。为制止这种恶果，洲际贸易委员会随之成立，规定公平使用费用和公平竞争的法律，但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使这些法律失效。在公平竞争与产业效率之间，美国人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和帮助下，放弃了公平而选择了效率。
由于一系列不公正的行为，一些大公司的领导者被称为是强盗资本家。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他们更愿意关注各家企业公司是否能够充足廉价的产品。所以，“强盗资本家”受到的阻碍和谴责并没有多么猛烈，而政治腐败也因此渐渐滋长，贸易中非法而残忍的行为长存不衰。安德鲁·卡内基指出，即使百万富翁们自私的先满足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创造的价值依旧惠及很多人。很多人美国人在当时都同意卡内基的这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