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因此，伏击李建成、李元吉的战斗刚告一段落，李世民就不失时机地派遣尉迟敬德晋见唐高祖李渊，名为“宿卫”，实则逼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如果不是李渊念及李世民的功绩与亲情而对李建成的诬陷与加害时时为他开脱，李世民也许会让自己的父亲遭受李建成、李元吉同样的命运与结局。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
李渊退为太上皇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郁郁而终。
唐太宗李世民与推翻不久的前朝隋炀帝杨广比较，这两位封建君王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同为次子篡夺政权，都曾数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归于失败，都曾做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隋炀帝占有父妾，唐太宗据有弟媳）……可是，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一为稀世暴君人皆骂之，一为天下明主奉为帝王楷模，此为何也？
就在于隋炀帝为亡国之君，而唐太宗却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博大与恢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即公元前626年）六月四日发动政变从父兄手中夺权，第二年改元贞观，这一年号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终。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后世史家称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机构、法制体系、经济措施、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改革，创立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扩大宰相人数，使得相权有所分散削弱，国家大事先由集体讨论，而后皇帝拍板裁决，这样一来，对独断专权相应有所克服，自然减少了盲目主观等弊端；他认为科举制能够保证官吏的选拔质量，健全、发展了自隋代开始的这一制度，“盛开选举”，向各州县提出扩大贡士人选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尽如彀中；他精简官僚机构，下令“并省官员”及“大加并省”地方州县，裁冗内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时的2581人减少到640员，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精简……通过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与官吏选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为李世民的统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着地位，制订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贞观之治的社会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贞观政要》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李世民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使得历经战乱、衰败倾颓的社会出现“风调雨顺，年登丰稔”的大好形势，并一再被后人提及称颂，可以想见其成功之巨。国力的强盛当以生产力与经济的发达为基础，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强盛的时期，而贞观年间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据此，我们可以将贞观年间的生产力与经济视为古代社会最为昌盛的繁华时期。
善于用人与纳谏，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时就一直追随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长孙无忌等，有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程咬金、秦叔宝等，有隋朝的旧时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进军关中建唐时搜罗的才士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有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俘虏尉迟敬德、褚亮、李百药等，还有原属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对手魏征、薛万彻、冯立等……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搜罗在自己身边，使得物尽其才，人尽其用。
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主要表现在以谏臣魏征为镜，时时观照，闻过必改。对此，他曾概括性地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动求谏及开明政策引导下，朝臣们都可直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君臣“共相切磋”政事的融融泄泄局面。这样一来，贞观时期的政令也就比较符合实际，超出了历代封建王朝人治传统的一般水准。
贞观之治的突出政绩，还反映在经营边疆，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之上。唐朝草创时期，曾不得不委屈求全而称臣于突厥部落。李世民刚刚夺权，就受到了东突厥的凌厉进攻，连都城长安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倾府库赂以求和”。为了雪耻，在经过三年时间的励精图治与准备工作之后，李世民派遣六路大军反攻，一举扫平东突厥；他还首创羁縻州制度，将投降的东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东突厥曾称霸西北，势力十分强大，唐朝将其剿灭后，“四夷君长”慑于声威，一齐奏请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成为古代中华各族认可的共同首领，建立了一个“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李世民取得的功绩，就连逊位后一直郁郁寡欢的太上皇李渊也不得不承认儿子超过自己：“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庆贺酒宴上，他情不自禁地“弹琵琶”“起舞”，发自内心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后，李世民又经营西域，控制吐谷浑，将高昌纳入大唐版图，与吐蕃和亲。唐代和亲与汉时和亲不同之处在于，唐朝是在势力强盛打败吐蕃进攻之后，在松赞干布的遣使请求下，化干戈为玉帛，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而汉朝和亲则是军力不及匈奴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以女人为“宝物”的“贿赂”之举。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强大时往往能够接受、采取和亲政策；一旦弱小时，就变得格外脆弱而古怪，将自己封闭、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与狭隘的意识中妄自尊大。
李世民的开明伟大、唐朝的恢宏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态势、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八面来风，吸纳一切异质文明，兼收并蓄。唐太宗时，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政府官员的一半左右。唐时长安，不仅容纳了中华各少数民族，迁入了上万家“胡人”，还居住着波斯、天竺、大食、爪哇、伊朗等各国民众，几乎接受、包容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文明，说它是一座世界大都市，半点也不夸张。唐以前，外来文化只是通过丝绸之路一点一点地进入融化，而唐朝则是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势，从饮食到服装、娱乐、珍玩、风俗等，大规模地涌进引入，为我所用。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浓酽的“胡风胡气”。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象唐朝那样融入了如此巨大的文化，世界着名汉学家、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将涌入唐朝的“舶来品”分类开列了一个“清单”，达数百种之多。重要的不是这些物品本身，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对大唐社会、文化的深刻作用。李世民出生于胡汉各族相互同化的历史时期，他的先祖就有混血“嫌疑”，有人一再考证确认李氏家族出自拓跋族之后，唐皇族的多次乱伦之事似也与遗存下来的“胡风”具有某种关连。朱熹就曾说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此，唐朝社会的繁荣昌盛、文化的卓着优异是不同血统、不同文明相互碰撞、“杂交”的结晶。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且具有四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自从大禹之子启篡夺王位建立夏朝，坏了禅让规矩之后，直到清末的最后一代皇帝溥仪下台，都是家族间的你更我换。隋朝如果没有覆亡，将是杨家的天下。唐朝也是如此，玄武门之变并未改变李氏血统，所不同的是这一家族中的某一幸运个体爬上了权力的宝座。在唐朝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武则天这一不甚和谐的“音符”，将国号改为周。然而，随着她的衰老与死亡，很快就又归复唐朝本体了。这就是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所谓“家天下”“正统”观念。
在所有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那些起义暴动者、兵变反叛者、阴谋政变者之所以觊觎皇位，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个人利益，然后是家族利益，最后才可能装模作样地考虑一下国家利益。
封建皇帝具有九五之尊，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可以规范束缚。皇帝就是威严、就是神圣、就是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约束，权力必然无限膨胀，目空一切，导致短视、盲目、黑暗、腐败、腐朽。王朝末期，各种社会危机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物极必反，只有彻底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型王朝，才多少可以出现一点新的转机。时间一长，又是无法遏制的权力膨胀、权力腐败，然后又是狂风骤雨般的暴力革命。
而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似、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如果不是那些金发碧眼洋人前来叩关，以坚船利炮之威震动国体、以科学民主唤醒民众，也许仍沉浸在封建老大帝国的迷梦中自我陶醉，在一种几千年来循环往复的惯性轨道上悠然滑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印度佛教何以在中华大地盛行不衰了，它的主要思想之一--循环论与凝固不变的专制政体两相契合。
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
这也是所有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盲点！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后世称颂，就在于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实质上的皇权约束。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从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着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证明他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灵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