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约翰·巴勒斯出版的第一部自然散文集。正如当年的《大西洋月刊》主编W.D.豪威尔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由一个熟悉并热爱鸟的人写就的关于鸟类的书——它不是一本干巴巴的鸟类目类，而是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鸟的画面。林中暮色和清新宁静的氛围使得这本书的读者无法自拔，翻阅着它，有一种夏日度假的感觉。”对于生活在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无异于是一次在大自然中的精神之旅。
在我这部作品的新版本即将面世之际，对于已经熟悉我的读者们我又该说些什么，好让我们彼此之间可以进一步互相了解呢？可能什么也不必说了吧。我们彼此之间已经非常了解对方了。作为向导，我已经向他们提供了某些户外的东西和一些室内的东西。在我自己看来，我认为读者已经接受了我。总体看来，读者对我满意的程度已经大大地高于我自己的意料之上。为此我自是心存感激，那我为什么还要再说呢？既然我都已经开始说了，那我就多闲聊几句，多闲扯上几分钟吧。
距我的第一本书《醒来的森林》出版迄今已有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那么久了。从我写完那本书的主要章节之后我又在这个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头，期间又有其他集子陆续出版并且连续不断。每当有人问起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时，我经常不得不停下来算一算。我想一个大家庭的母亲无须先数一数自己的孩子有多少个，然后再回答说自己有多少个孩子吧。她的眼前会浮现出所有孩子的面孔。据说一些原始部落的人数数至多只能数到五，然而他们却拥有非常多的家禽和牲畜。可是每一个土著人都知道所有的家禽和牲畜是不是都赶回来了，他们靠的不是数数，而是靠记住每一头家禽和牲畜的特征。
土著人每天都和他的牲畜在一起，母亲总是在内心深处源源不断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当一本书离作者而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果实从树上掉下来就再也回不到树上一样。然而，每个作者坐下来谈起自己所写过的书时，就像为父者谈论起离开家门独自出去闯荡的儿子一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父亲和子女的关系相比，作者与书的关系更为直接一些，更具有个人色彩一些，毕竟它更依据作者本人的意愿和取舍。无论其运气如何，书是不会有变化的，一开始作者是怎么写的，到最后它还是保持着作者原来所写的样子。儿子是祖先血脉长期进化出来的结果，并且一个人对这个或那个特征所承担的责任通常是非常小的；而书却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写照，或博学多识或愚蠢荒谬均取决于作者的笔端。因此，如果回避讨论我的这些聪明孩子的种种优缺点，或是我对这些书唠叨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评述，我相信我的读者是会体谅我的。
我认为我自己不能够把我的这些书视为自己的“作品”，这是因为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劳作”，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在娱乐中完成的。我去垂钓，野外露营，划独木舟，而这些新的文学素材便是结果。当我在闲逛、睡觉的时候，我的庄稼成熟了。而写这本书只不过是我对在原野和树林里的度假的更美好的回味，似乎只有将之付诸笔端它才能打动我，从而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有一个朋友，现已是老年人了，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俄亥俄州北部的树林里度过的。他写过许多书，他说：“只有在我流落异乡的时候，我才想到要写本书，而那时我也只不过是想把我从前的生活重新呈现在自己跟前而已。”写作可以治疗或减轻某种乡愁，我自己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的处女作《醒来的森林》是我在华盛顿当政府职员时写的。
它使我能重温年轻时代与鸟儿为伴的岁月与情景。我是坐在一堵铁墙跟前的一张桌子前写这本书的。当时我是一个金库保管员，所保管的金库里储存着数百万的钞票。在那漫长而又无所事事的岁月里，我从自己手中的这支笔得到了庇护。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抗拒那一堵铁墙，只能从对那些鸟儿以及对夏日里原野和树林的回忆里寻找慰藉！大多数《冬日的阳光》的章节也是在这同一张桌子上写的，书中所描述的阳光比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阳光更加灿烂。
1873年我离开了华盛顿，我的书桌跟前已不再是那堵铁墙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大窗户，透过它我可以俯瞰哈德逊河与远处的青山。我的眼前已经不再是金库，而是一个葡萄园，或许它带给我的心灵的感受要比金库有活力得多，葡萄园的藤蔓缠绕着我，让我驻足，架上累累的果实要比金库里成堆的美钞更令我觉得喜悦。
当然，我还是会想起那堵铁墙的，不过那只是在冬季，此时窗外的风景都已被皑皑白雪所覆盖。我发现正是在这一季节，我的心灵深情地沉湎于我所喜爱的主题上。冬季将人驱回自我，检验着他自娱的能力。
我的书是否有时候会让读者对大自然产生错觉，使得读者对于野营或者林间漫步有了过高的期待呢？有几次我也曾这样想过。只有当我试图将自己从一次散步中所获取的巨大欢乐与读者共享时，我才意识到那种欢乐。加热会显示出色与味，人们对艺术的想象力也同样重要。如果我的读者认为他从自然中得到的与我所得到的不同，那么我要提醒他，只有当他像我一样去理解自然，并对他抛撒词语的魅力，才能理解他从自然中的所得。文学并非是在树林中自生自长出来的，每位艺术家所做的也不仅是照搬自然，他的笔下所描述的不仅仅只有最初的经历。
大多数人认为蜂蜜是蜜蜂从花中采来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蜂蜜是蜜蜂生产制造出来的，它是由蜜蜂添加了花蜜制成的。蜜蜂从花中采得的是甘露，它通过自身的转化过程来酿蜜并赋予其特性。它减少了甘露中的水分并加入了一小滴蚁酸，正是它的这一滴才制造出甜美可口的蜂蜜来。因此，蜜蜂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它的产物往往反映出其环境，甚至是超越了其环境的某些事物。我们在品尝三叶草、百里香、椴树和漆树蜜的同时，也品尝着某些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些花中的东西。
真正的博物学家并不歪曲事实，事实是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事实越多越新鲜越好。脱离了这些事实我便无法写作，但我必须对这些事实添加风味，我必须给它们添加一种能够使其升华和强化的品质。
解释自然并非改善自然，而是取其精华，与其进行情感的交流，吸收她，并以精神的色彩来再现她。
如果我只是罗列出在散步时所见过的每只鸟的名字，描述其颜色与形态等，给出大量的相关实际情况与细节，那么我的读者是不是对我的书感兴趣委实叫人觉得怀疑了。然而，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把鸟同人类的生活、同我的生活联系起来——描述它同我的联系及它所处的环境和季节——那么我呈给读者的将是一只活生生的鸟，而不是一个贴着标签的鸟标本。
约翰·巴勒斯
18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