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郑临川赶写毕业论文,向闻一多求资料。闻让他到司家营住一段时间,到文科研究所查阅资料。郑以为先生定有秘籍相授,欣然前往。但一连半个月,闻并没有指导,只是让他自己去翻阅。郑很是着急,于是编了个理由,准备回城。这日午后,闻将自己多年整理的唐朝诗人的资料拿给郑,让他去抄,并告知,如果他以后研究唐诗,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郑很是感动。闻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资料是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一种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忽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
1943年春,季镇淮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古书中常出现的数字“七十二”进行考据,闻一多对此文提出诸多意见,又让何善周帮忙查找资料,最后自己花五个昼夜重写此文。文章发表时,闻坚持署三个人的名字,并在附识中说自己只是“多说了些闲话,当了一次抄胥”。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无太多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提到过“非我辈接近之人物”,第一个就是鲁迅。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传闻联大要解聘闻一多等人,且特务已准备刺杀他们。几个联大学生很是焦虑,让王一到闻家去劝说闻一多。一个寂静夜晚,王一来昆华中学找到闻一多,他在卧室里,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半天,王说明来意:“我以你的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闻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地掉了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劝学生复课,许多崇拜他的学生于是对他颇为不满,甚至谩骂他。某个冬日的上午,王一到闻家拜访,闻夫人高真生病躺在床上,闻正在刻图章,弯着腰,摘了眼镜,叹口气,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怕的不仅是右,还有左,青年人都太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就来到——其实,我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是如此的。过去我对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现在才知道青年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青年人还是很可爱的。错误不要紧,我们谁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青年是可爱的,可爱的。不幸作了特务的青年,我们尽可能地争取他们。”
1946年,学生黄福海向闻一多辞行,闻为他题写临别赠言。署名时,闻盖上自刻的一枚印章“叛徒”,并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是年春夏的一天,闻一多正赶写一篇文章,小女儿缠着闻夫人高真吵闹,闻无法集中精力写作,一怒之下打了女儿。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保姆赵妈心疼孩子,对着闻嘟囔。一时间,闻生气,女儿哭,妻子劝,赵妈抱怨,乱成一锅粥。次子闻立雕闻声过来批评父亲道:“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面对儿子的批评,闻一时错愕。少顷,他严肃地对儿子说:“今天是我不对,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悲悯
有人问闻一多:“究竟怎么爱人民呢?”他语气沉重地回答:“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昆明,闻一多住在一位姚姓中医家的楼上,两家相处颇为和睦。唯独房东老太太常虐待她的丫鬟荷花,闻每每听到荷花的惨叫声,忍无可忍,急奔楼下劝阻。回到楼上,嘴里还连声谴责:“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一次,闻一多与何善周一起去村子里访问一家农户。这是一家赤贫户,家徒四壁,男人不在家,女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孩子们一丝不挂,骨瘦如柴。女人告诉闻一多,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面对如此惨景,闻心情很是沉重,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昆明时,闻一多曾见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那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上前斥责道:“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结果那个军官破口大骂,反而更加凶狠地踢打那个士兵。闻气愤至极,回家后仍愤恨难平,夫人劝他说,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痛心!”
某次上课,闻一多讲解杜甫的《石壕吏》时,对学生讲了自己的见闻:他家住在昆明郊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以请看电影为名,把骗来的20多个农民都绑起来当了壮丁,一时鸡飞狗跳,哭声直上云霄。昆华中学曾驻扎过一连军队,开拔时一名士兵因病被遗弃,这个士兵走投无路,跳井自杀,被捞起来后,大家围着尸体掉眼泪。闻讲着讲着,失声痛哭起来,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比杜甫写《石壕吏》时更悲惨?”“这哪是什么’国军‘,这是土匪!不,比土匪还要坏!”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的好友庄某,家在南洋,因抗战期间交通、通讯中断,家中无法给他寄生活费,闻立雕要求父亲承担庄某的部分生活费。当时,闻家生活艰难,闻一多最初并未同意,但与妻子商量后,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抗战胜利后,闻家准备返回北京,此时庄某仍未与家人取得联络,闻立雕便让庄某到自己家中暂住,并决定让庄某和他一起返回北京,要求父亲负担庄某的机票。生活艰难的闻一多考虑再三,又一次答应了儿子的要求。然而,他还未等筹措到全家回北京的机票钱,便被暗杀。
风度
学生冯夷回忆闻一多在清华讲课时的情景:“记得是初夏的黄昏,马缨花正在盛开,那******绒线穗儿似的小花朵,正在放出清淡的香味。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e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
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的男中音,像中提琴的男低音,非常好听。”
吴晗回忆:“(闻一多)一部好胡子配上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
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机突然来袭,导致停电,众人一片混乱,惊惶躲避。闻一多以主婚人的身份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小日本骚扰一下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一天,空袭警报响起,闻一多和保姆赵妈赶紧去学校接儿子,半路遇见敌机,赵妈忙躲进树林,闻却想看个究竟,靠着围墙,以手遮阳,仰头向空中搜看。闻正看着,忽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时房屋坍塌,烟尘滚滚。等烟尘过去,赵妈慌忙寻来,只见闻捂着头,鲜血直流。家人忙将他送到医院,还好只是被砖头砸破了一个口子,颅内出血,缝了几针,回家休养。
1944年10月10日的******群众大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时正值独山失守,桂林吃紧,人心骚动,许多人准备逃难。闻一多大声喊道:“不要逃,逃到哪里去?没有人抵抗的敌人是逃不过的,站住,我们要站住!组织起来,组织就是力量!”他分析战况时,愤慨地骂道:“这不是撤退,是溃退啊!”群众很是感动。这时,特务出来捣乱,大喊“炸弹炸弹”,人们挤作一团,叫喊声哭嚷声夹着枪声,响成一片。但闻一多在升旗台上屹立不动,像一尊铁像,胡子飘拂着,一脸悲愤的表情。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然下起大雨。有些学生急于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随军的占卜师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艺术
闻家收藏了不少字画,闻一多少年时代常在一旁看父辈赏画作画,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家人韦奇带他去巴河镇看戏,回家后闻就描画戏中的人物。韦奇看见书中的绣像,就让闻用纸进行临摹。这也是闻日后走上艺术之路的原因之一。闻一多也因此与这位参加过太平军起义的老家人感情很深,韦爱吃狗肉,闻家有人不让他在灶上炖,甚至出口责骂,闻一多却总护着他。
儿时,闻一多总让家人给他剪纸花样玩。看见有人乘轿子,他就要求大姑母剪两个轿夫抬着轿子的样子;看见轿夫把笠帽放在桌上,他又要求剪出笠帽放在桌上的样子;轿夫去吃饭,他又要剪一张吃饭的样子。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经常到校外写生,有人称:“闻多之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比闻低一级的同学张闻骏见过一幅画,是闻一多用各种碎片拼起来的,非常特别。
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时,得到了该校美术系主任利明斯女士的赏识。利明斯一次对梁实秋说:“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闻一多当时画油画,头发留得很长,披散在脑后,他的画室披衣上,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闻一多无论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用这件披衣。梁实秋评价道:“一个十足的画家!”
利明斯曾建议闻一多参加纽约一年一度的画展,闻欣然同意。他埋头作画,废寝忘食,如中疯魔一般,足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多月,等快画完的时候才允许梁实秋到他屋里去品评。一次到了饭点,梁去叫他吃饭,敲门不应,梁从钥匙孔中窥见他在画布上戳戳点点,便不再惊动他,任他饿了一顿。闻送去参展的画有十几幅,却只有一幅美国侦探的人物画,获得了一颗金星。闻非常沮丧,从此对绘画兴趣索然。
到纽约后,闻一多虽继续学画,却没有再好好上课,刚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不去了。他开始蓄长发,作艺术家状,时间长了,头发戳得脖子发痒,便约朋友相互为对方修理。当时常与他往来的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人也都是长发披肩,常常睡到日上三竿,入夜则到附近一家广东餐馆喝五加皮,吃馄饨,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
在清华就读时,闻一多所在的清华辛酉级曾组织唱歌团,请林语堂担任教员,闻一多也加入其中,唱男低音,并兼任书记。
早在清华时,闻一多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编写剧本,常与同学撰稿到深夜。在清华的前八年,每年闻一多都要编写剧本,参加短剧比赛,闻一多所在年级的短幕戏剧都是出自他之手。1916年10月,清华辛酉级为庆祝******,曾演出戏剧《蓬莱会》,闻一多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只驴。
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时,闻一多与同在纽约的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人推出了两台中国古装戏:《牛郎织女》与《杨贵妃》,闻负责服装和布景。当时,美国买不到锦袍,闻只能自己动手绘制,几十件锦袍都是他亲手画上去的,非常精美,演出亦大获成功。梁实秋回忆说:“在灯光下竟然看不出有彩笔的痕迹,在这一次演剧中一多建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