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信义摆了摆头说：“从来没有试过。”晁信义上了袁世凯的船，袁金标便将船划走了，只留下二人。袁世凯拍了拍身边的船板，道：“信义，来，坐这里。”晁信义坐下后，袁世凯又问：“从京城来？”“不是。”晁信义说，“从广州来。”
袁世凯不看他，只看浮标，问：“在广州听说不少事吧？你怎么看？”晁信义道：“正因为不懂，所以特意登门请教。”
袁世凯一阵大笑，道：“我现在是闲云野鹤，早已经远离中枢，耳不聪目不明，闭塞得很。”
晁信义自然知道，袁世凯是故意谦虚，其实他对天下大事了然于心。他说：“现在，南方革命党闹得凶，我也是刚刚才听说，他们已经搞了十次起义。这些人也真是奇怪，他们好像不怕死一样。”
“人哪有不怕死的？”袁世凯道，“只不过，那些怕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自然认为不会死。”
“不会死？我听说，那个什么孙文，还有黄兴，受到朝廷的通缉，四处躲藏。”
袁世凯钓到了一条鱼，他将鱼钩提起来，晁信义连忙将鱼取下，放进鱼篓。袁世凯说：“你想，他们为什么能来去自如？那个黄兴，黄花岗上那么多死尸，为什么没有他？因为有人保护他。”
大概是因为说到了兴处，袁世凯开始分析当前的局势。袁世凯认为，当今的中国，说到底还是国外势力在搞渗透。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啊，几百年前，葡萄牙人占了中国的澳门，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地统治。
后来，香港又被英国人占了。只不过，到了今天，世界列强中，葡萄牙是衰落了，英国也在走下坡路。当今最强的是德国和日本。
但是，西方列强和东方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西洋那些强国，对中国虽然也有领土要求，可他们的要求也就是两条，一是租界，二是贸易。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赚钱，赚到大钱。日本就不同，他想不想从中国赚钱？自然想。可是，日本只是一个小国一个岛国，物质极其有限，他们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的物质少得可怜。所以，他们对中国最大的欲求就是领土，有了领土就有了资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洋各国对中国的需求更多集中在经济上，而日本却集中在政治上。为了培植亲日派政治势力，日本不惜血本，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暗中培养了一大批亲日人士，目前，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势力。就连北洋系内部也有一股很大的亲日势力。
袁世凯说：“你如果仔细看一看南方革命党的成分，就能明白了，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在日本留过洋的，他们在中国闹事之后，受日本人保护离开，跑到日本躲起来。”
“如果是这样，中国岂不真要乱了？”晁信义问。
“乱还在其次。”袁世凯说，“怕就怕亲日势力成事，往后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都可能是亲日势力的天下。”
晁信义觉得袁世凯有点杞人忧天了。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日本势力又能渗透到何种程度？所以，他说：“不会那么严重吧？”
袁世凯道：“看吧，连你这么精明的人都看不清，朝廷中的那些蠢材，还有社会民众，他们又怎么看得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这是中国的劫数，逃脱不了的。”
听了这话，晁信义有些急了，问道：“请袁公教我，我该怎么办？”
袁世凯道：“你怎么办？你既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军人，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
晁信义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中国可能会出现大乱，但是，这种乱仅限于政治人物和军人，不会涉及老百姓。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但对于这个信号的解读，晁信义觉得，自己还需要深思。如果中国的政治出现动乱，老百姓是不是受难最深的？这是需要思考的。
从河南回到北京，晁信义发现，北京也不太平了。
晁信义在广州期间，清政府公布了新内阁人选，这个新内阁，旗人和皇族占去了大半。人们忽然发现，载沣要搞的宪政，原来是以满清为主导的宪政，是满族人完全控制的宪政。这个所谓的宪政，其实是满清在集权，只不过是换了个名义。
革命党人是完全不信任载沣的，这个内阁名单一出笼，使得那些对清政府寄予最后希望的改良派彻底失望，也站到了满清政府的对立面。那些青年学生对这个内阁名单极度失望，开始流行，反对这个名单。
从媒体消息可知，上海和天津的青年学生，同样对这个名单表示了坚决反对。
晁信义有一种感觉，如今的中国，南方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而北方也难以平静。恰在此时，极其无能的政府，以一个完全不合国情、不合民心的举措，往这个火药桶里扔了一个火星。
转眼到了秋天。晁信义因为听信了袁世凯的话，无论时局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都不会有大问题。因此他下定决心，大举扩张京西胭脂铺。所谓扩张，学的是王家栋的办法，搞加盟经营，对北方的几个分号予以升格，全部改为分社。京西胭脂铺的分社，和松下妆品的分社不同，有较大的经营店面，同时，负责其他加盟分店的管理。其原则和广州分社一致，晁信义占五成五的股份。考虑到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市场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加盟费方面，各地有差别。天津和上海，主要市场被松下妆品占了，这两地的分社加盟费是十八万，多增加一个分社，加盟费四万。其他地方，如江宁分社、西安分社，则和广州一样。晁信义只选择省级分社，至于分社下面的分号，则由分社负责。
这件事推进得非常顺利，几个月时间，成立了四间分社，又由四间分社，各组建了二十多家分号。京西胭脂铺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多万两的账面收入。
这件事也让晁信义意识到，传统的经营模式，确实已经远远落后了，现代企业要大发展，还需要现代思想、现代模式。他计划中秋节过后，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全面推开。下一步将在汉口、长沙、南昌、贵阳等地推开。同时，他还要扩大工厂的生产规模，将宛平的工厂扩大一倍。
眼前中秋节就要到了，这可是晁信义制定重振京西胭脂铺计划以来，最畅快的一个中秋节，他准备要在这个中秋节好好庆祝一番。不想，事与愿违，中秋节的前一天，岳父张寿元病倒了。
晁信义得信赶过去，见郎中正在给岳父看病，而岳父已经处于昏迷之中。所有的中秋庆祝计划只好停了，晁信义和张淑梅一直守在床榻前。
中秋节的第二天，新历十月七号，张寿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张寿元没有儿子，晁信义就算是他的儿子，所有的后事由晁信义一手操办，风风光光地葬了岳父。
晁信义的意思是，岳母只剩下一个人，若是还留在张家，实在太孤单，他想把岳母接到晁家，也好让张淑梅照应。可岳母无论如何不肯，她说已经想好了，等过了七七，她就回山西老家。
实在劝不了老人家，晁信义只好带着妻子返回。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读报。
他刚拿起当天的《申报》，便看到一个巨大标题：武昌革命。他迅速翻到第二版，见“武昌革命”的大幅标题下面，是几行字：“余昨日方评武昌革命党之泄事失机，而昨晚得武昌新军之变，省城陷，总督走，督署毁，张彪伤。”再看第三版，有一篇与武昌革命相关的消息，叫《专电》：“汉阳又失守，汉阳府逃失无踪。”
仔细读两篇文章，晁信义开始理清一些脉络。原来，继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又在九月组织了四川起义，这起起义同样没有成功。而革命党人并不灰心，又决定在湖北一带组织起义。早在此之前，革命党就已经决定，由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湖北指挥起义。而他们未到之前，早有三个革命党人在武汉活动，这三个人，一个叫蒋翊武，一个叫孙武，一个叫刘公。他们成功地策动了南湖炮队，没想到事情泄露，湖广总督瑞澄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决定收缴所有新军的子弹。
新军之中，完全赞同起义的人并不是太多，瑞澄此举等于将所有新军划进了敌对阵营，引起新军的强烈不满。蒋翊武、孙武等人决定在武汉三镇同时起义。岂知，十月九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引起爆炸，俄国巡警立即赶到，在现场搜到革命党人的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
瑞澄得知消息，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事情泄露，匆忙决定于当晚起义。可是，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处于各标营的革命党人，根本无法联络，起义计划没法传达。
这就是《申报》中所述，前一天提到的所谓革命泄事失机。按理说，事已至此，起义可能性已经很小，就算起义，也只可能失败。谁都没料到的是，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得到了起义命令。不过，他们得到这个命令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既然名册已经被瑞澄掌握，就算此时不再起义，结果也是一个死，还不如拼起一争，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以吴兆鹿为首的第八营，于当晚向中和门附近楚望台军械所发起进攻。此举也算是误打正着，瑞澄想到关闭城门，全城搜查革命党，却没想到往军械所增派兵力，加强防卫。这也充分说明，载沣所用的这些旗人，根本就不具备将兵之才。吴兆麟等八营新军，轻易攻下了军械所，缴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如此一来，瑞澄下令收缴子弹，反倒是帮了起义军。那些并不赞同革命军的新军将士，手里有枪，却没有子枪。而那些绿营旗营将兵，主要兵器是长矛大刀，即使有枪炮，数量也少。哪里能和起义军的火力相比？
第八营这边一打响，驻守地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也都开始行动，迅速向楚望台集结。这些军队，原本手里没有弹药，一旦进入楚望台，迅速得到补充，顿时弹充粮足。加上武昌城内其他部队，在短时间内汇聚了三千多人。
仅仅一个多小时后，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无论是总督署还是第八镇司令部，即使负隅顽抗，可因为瑞澄错误的决定，使得他们的弹药与起义军相比严重悬殊。
而在此时，瑞澄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一见起义军的炮火猛烈，立即吓破了胆，炸开督署的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了。第八镇统制张彪虽然命令还击，可他的火力远远弱于起义军，向总督府呼救，总督府竟然没有人理。
至天亮时刻，张彪眼见回天无力，只得放弃抵抗，逃走了。起义军先后占领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申报》发消息的时候，不知张彪是逃走，误以为他战死。
接下来几天，《申报》天天都刊载武昌革命的消息，第二天标题为《专电》的消息称，汉阳已经失守，汉阳府逃失无踪。而《译电》却称：“武昌、汉阳、汉口均为革命党占据……汉阳兵工厂及火药厂亦入革命党之手。”
连续几天时间，晁信义无心再干别的事，一时只关注武汉的局势。他听信了袁世凯的话，知道革命党人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中国的一场乱是不可避免。但到底会乱到什么程度？这是他必须关注的。
果然，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立即派兵前往武汉，予以镇压。可是，清兵才刚刚准备行动，便得知消息，京广直隶段的漕河铁桥被革命党炸毁，大批的军队被阻在漕河北岸，无法推进。而武汉方面，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清政府自然也没有睡觉，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在十二日宣布撤销湖广总督瑞澄的职务，命他戴罪立功，暂署湖广总督。令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受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
十四日，又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然而，清军对革命党作战并不顺利，一败再败。十八日，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先后有黄州、宜昌两府公开表示支持国民革命，反对清政府。
从《申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晁信义立即想到袁世凯提到列强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以及各自扶持势力的现状，才真正相信，中国要乱了，而中国的乱，是因为列强在背后主导。相反，清政府对于这类幕后活动束手无策，尤其对于同盟会的如火之势，缺乏有效应对。
果然，二十二日，湖南、陕西两省通电响应革命，宣告脱离清政府。此前虽然有黄州、宜昌通告，毕竟只是府级建制，政权和军权都极其有限。现在，却是两个省级政府通告，此事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极其严重。这就等于说，清政府任命的省级政府，已经对中央政府投了反对票。
三天后，清政府为了应对武昌事变，稳固南方，新任命的广州将军凤山到任。岂料，凤山极其隐秘的赴任行程，早已经被革命党侦知，在凤山前往将军府的途中设伏，三颗炸弹，将凤山炸成了焦尸。
此事对于清政府又是致命一击，此事件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清政府军界高层，有革命党人，否则，不可能知道凤山到任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第二，凤山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地位比两广总督还高。清政府连一个如此高官的命都保不住，可见败势已现。
清政府大概意识到此事不能再拖了，必须以雷霆之势，迅速扑灭武昌的革命之火。要做成这件事，满清权贵没有一个人可用，除了袁世凯，别人根本不可能打赢这一仗。
此前，清政府已经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可湖广总督的职权，比两广总督小很多，更无法跟直隶总督相比。直至今日，载沣仍然不肯相信袁世凯。袁世凯也深知这一点，借口武汉三镇在民军手中，无法办公，一直留在养寿园没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