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开设银行。此后，尽管中国近代工商业兴起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却一直未出现。直到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正式成立。1905年又成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易名为大清银行，这实际上是清政府的国家银行，随后银行业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1909年，大清银行在长沙成立了分行，这是湖南省第一家银行。1912年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并在长沙附设了湖南储蓄银行（1912年，资本20万两）、湖南实业银行（1912年，资本64万两）、宝兴矿业银行（1912年，资本30万两；一说20万两）、裕湘银行（1918年，资本100万元）、湖南通商银行（1921年，官商合办，湖南总商会出资100万元，政府出资40万两）等银行。这时期，湖南一些县也成立了一些银行，截至1915年，全省银行为33家，其中长沙、湘潭各7家，衡阳、常德各4家，岳阳、益阳、平江各2家，宝庆、澧县、零陵、祁阳、慈利各1家。但是这些银行都境况不佳，它们或因滥发纸币，失信于民，或因战乱频繁，经营不景气，其中大多数都先后倒闭。如1918年，湖南银行因滥发纸币和遭军阀溃军抢劫而倒闭；又如1921年成立的湖南通商银行，由于滥发纸币，五个月后就倒闭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湖南政局较民国初年相对稳定，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和发展金融业，因此，银行业又逐渐发展起来。1929年，湖南省银行成立，同时中央和外省也在湘纷纷设立银行。1933年，长沙有银行9家，资本约2000万元。其中湖南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聚兴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驻长行（处）年底资本金、公积金、总行拨款共661万元，存款626万元，兑换券421万元，资本合计1708万元。至1935年，长沙银行业增至14家。同年6月，省会长沙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这一时期，其他金融机构如中央信托局长沙分局（1935年成立，称中央信托局长沙代理处）、邮政储金汇业局长沙分局（1929年成立，始为试办）也相继成立。就广大农村而言，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在湖南建立起来。1929年，湖南省政府制定了《湖南合作社暂行章程》，推行合作事业。至1933年，长沙县成立农村信用社22个；1936年，宁乡信用合作社发展到210个，入股4665人，股金9330元；衡阳县28家，衡山县34家，未阳4家，祁阳75家。至抗战前，国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初步建立起来了。
湖南银行业的建立和发展，从总体上讲促进了全省工商业的发展，对遏制高利贷对农民无休止的剥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纵观抗战爆发前的湖南金融业，其发展可大体分两个阶段。从清末湖南出现银行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为第一阶段，这时湖南的金融业虽创立了，但经营管理不规范，币制紊乱，政府对银行经营干涉过多，加之军阀割据，银行有时就成为某一个军阀的钱袋子，因而倒闭较多。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第二阶段，南京政府加强了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础，向全国渗透，并收购了地方银行，控制了钱庄，到1935年后，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的金融业。同时，清末以来，全国货币混乱，湖南也不例外。以政府许可流通的纸币而论，1914年在湖南市面上流通的就有银两纸币（主要流通于长沙、益阳、湘潭地区）、银元纸币（长沙通行较多，次为湘潭）、铜元纸币（常德以西流行），其他地区则多用现银来借贷。此外，省内各地还有大量的私票（或称“私帖”，是指未经政府法律允许，由地方机关或个人发行的仅在固定地区流通的），其中有影响的发行机关为：湘潭商会、湖南和丰火柴公司、湖南电灯公司等。货币的混乱反映了当时国家政局动荡和军阀割据的现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时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了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改用法币，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为了限制各省地方银行印发钞票，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规定发行数目应由财政部审定，并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至此中国近代以来的货币第一次走向统一。货币是金融的血液，它的统一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湖南钞票的发行和流通并没有因此停止，仍在继续干扰金融秩序。
二、工矿与交通
（一）工矿业
战前湖南工矿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甲午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二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战前夕。前一个阶段是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启动时期，后一个阶段是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发展时期。
在近代，湖南的工业以矿业为主，锑、铅锌、钨、锡、铁、煤、汞等的储存量相当丰富，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称。1896年初，在长沙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统一管辖全省的矿务。当时全省开发的主要矿业有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锡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民国初年进一步发展，截至1916年，全省新增矿厂在8000家以上，其中以锑厂最多，其他还有铁、砒、钨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加强对矿业的管理和整顿，对民营矿业进行重新登记。据1936年实业部矿业司统计，实业部准允湖南省有矿业权的单位共504家。其分布如下：新化106家，除3家为采煤外，其余均是开采锑。矿区面积在1000公亩以上的有9家，最大的为段蚩安源达公司，为3048公亩；安化县29家（其中锑矿18家、煤矿10家）；攸县有9家；邵阳有42家（其中锑矿为20家、煤矿19家）；临武25家；永兴10家（煤矿）；宁乡8家；澧县3家；溆浦13家；湘乡40家（其中煤矿35家）；茶陵9家（其中钨矿8家、煤矿1家）；耒阳9家（全为煤矿）；桂东11家；衡山5家；宜章15家；新宁5家（锑矿）；郴县31家；常宁县15家；资兴5家；武冈4家；桂阳13家；祁阳6家；浏阳4家；嘉禾1家（砒夹锡矿）；湘阴1家（火黏土）；湘潭21家；汝城15家；临湘3家（铅矿）；慈利2家；酃县2家；辰溪2家（煤矿）；石门1家（硫磺）；桃源6家（金矿）；芷江1家（金矿）；沅陵5家；醴陵3家（煤矿）；零陵2家（煤矿）；东安6家（锑矿）；益阳12家；长沙1家（硫磺矿）；常德1家（金矿）；安仁1家（笔铅矿）。此外，国民政府实业部还核定湖南省拥有小矿业权的共37家。需指出的是，以上均为民营矿业。这一时期，湖南省政府也开办一些矿业。主要有8家，即醴陵煤矿局、祁阳观音滩煤矿局、桃源冷家溪金矿局、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局、湖南省炼锌厂、临武香花岭锡矿局、江华矿务局。
在抗战爆发之前，湖南矿业发展较快，尤其是民营矿业发展迅速，无论是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清末民初时期。但民营矿业大多科技含量低，基本上是土法开采与冶炼，浪费较大，成本较高。中央在湘举办的和湖南省政府举办的矿业大多已使用机器进行操测、采选和冶炼。
湖南工业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其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矿业有关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二是轻工业。湖南最初的企业主要有：官办的湖南第一纱厂、湖南造币厂，民营的华昌炼锑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湖南电灯公司、麓山玻璃厂、湖南面粉公司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时湖南工业有了一些发展。据1933年调查，全省的工厂和工场为23，135家，其中以纺织行业最多，计有8862家，占38．31％，次为化学工业，有7026家，占30．37％。
从表2—2来看，抗战之前湖南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但大多是手工作坊，规模较大的工厂比较少。根据资源委员会1934年对湖南工业不完全调查统计，符合工厂法规登记的工厂仅14家。主要有：湖南机械厂（设长沙，雇工453人）、湖南公路局修理总厂（设长沙，雇工71人）、桂记机器厂（设长沙，工人27人）、新记南阳机器工厂（设长沙，工人39人）、粤汉路第二段（设岳阳，工人54人）、粤汉路机务第三段（设长沙，工人88人）、河新盛马灯厂（设长沙，工人32人）、湖南炼铅厂（设长沙，工人290人）、湖南第一纺织厂（设长沙，工人2984人）、和丰火柴公司（设长沙，工人340人）、宝华玻璃公司（设长沙，工人252人）、岳嵩皮革公司（设长沙，工人31人）、湖南机器面粉公司（设长沙，工人50人）。但到1935年底合乎工厂法规登记的工厂为39家。这些工厂大多是省营和大型的民营企业，在23，135家企业中，所占比重极少。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长沙，仅有一家在岳阳。这说明湖南工业还相当落后，且分布不均匀。但是，这时期湖南的工业结构在发生变化，机器和化工等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以机器工业为例，1930年，湖南省成立了机器业同业公会。1936年省营湖南机械厂、湖南金工厂（创立于1913年）两厂共有职工261人，资本36万银元，年产值67万银元。湖南的民营机器业在1934年前后也发展起来了，至1936年，民营工厂共40家（机修20家、汽修及配件6家、冷作红炉6家、翻砂5家、木模3家），共有员工434人，资本23．15万银元，年产值约45．7万银元。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袜机、碾米机、印刷机、小内燃机、机床、水泵、马达、弹棉机、轧花机、榨油机、针织机、缝纫机、砖机等不断生产出来，不仅促进了纺织、面粉、农机、印刷等行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一些手工工场采用了动力或向现代工厂转化，从而促成了经济现代化因素向城乡扩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此外，湖南省政府注意推广科技，进行技术革新。1932年1月，设立了煤气研究室，次年2月，又在该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工业试验所，下设6个试验室，这是机械与轻化工合一的综合试验所。抗战前夕，该所成功地设计了木炭煤气车和酒精代替汽油行车。
至抗战爆发前夕，湖南共有符合工厂法规登记的工厂5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3935家）的1．39％。因此，战前湖南的工业尽管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全国相比，仍是相当落后的省份。
（二）交通
交通运输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能促成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总体上讲，近代湖南的交通运输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对全省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后来的抗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公路
民国元年，湖南都督府内成立交通实业公司，管辖全省帆船、道路、铁路、公路、电信及邮政事务等，从此全省开始废驿站，兴办交通、邮政。1915年之后，湖南形成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分局筑路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南省政府接收了第一、第二、第三汽车路局，改设湖南省公路局于长沙，刘岳厚任局长，周祺任总工程师，并设省公路局监察委员会，由省党部派委员7～9人组成，负责监督路务和公路建设。湖南省公路局计划每年修筑公路1200里，所需经费为360万元，来源于统税和盐税的附加税、公路营业收入与省预算等方面。
湖南公路的修筑，起于1913年湖南都督谭延闿开始筹建长潭军路，路长约50公里。因时局多变和经费困难，工程时断时续，直至1921年才建成通车。1922年，华洋义赈会接收正在修筑中的湘潭至宝庆的潭宝路，但至1925年工程仍未完成。总计从1913—1925年，全省共修筑公路115公里，平均每年修筑9．62公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湖南省政府拟定了“七大干线”的建筑计划，即湘粤线、湘桂线、湘黔线、湘川线、湘赣线、湘鄂东线和湘鄂西线；另外省内修筑沅江至衡阳、常德至洪江、常德至芷江、洪江至武冈等13条支线，两项共计13，494公里，限5年完成。湖南先后修筑了衡郴路、常德至桃源、长沙至常德、长平公路、长浏公路、衡潭公路、湘赣公路、湘桂公路、湘黔公路、湘川公路。但公路修筑进展缓慢，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湖南全省的通车里程为3765公里，次于辽宁、山东、绥远、新疆、江苏、湖北、安徽、广东、广西、河南、四川、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等省。
湖南公路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经费不足。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现代工业比重较小，1929年全省田赋征税共363万元，若全用于公路建设，也只能够修筑上千公里左右的公路。其次，民国历届政府筑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军事和国防的需要。谭延闿修筑的长潭路就是一条军事公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了剿灭共产党，决定以江西为中心，推行“交通剿共”，大力进行公路建设，战前江西公路达6600多公里，居全国第3位。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巩固其东南一隅，交通建设的重点也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直到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开始经营大西南，公路建设的重点也倾向于大西南，这一时期湖南的公路建设速度随之加快。但同全国相比，湖南的公路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2．铁路
中国铁路的修筑始于1865年，英国商人在北京修筑了一条不到一公里的小铁路。1899年，清政府令盛宣怀主持的铁路总公司，修筑从江西萍乡至湖南株洲的铁路，以便萍乡的煤外销，至1903年8月，修至湖南醴陵，1906年初主线竣工，全长83．3公里，这是湖南铁路的开始。1911年，粤汉铁路湘鄂段动工，经过几年的建设，至1917年武岳段建成，1919年，武昌至长沙段完工，与长株段铁路相接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