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到自己索赔遭拒的经历，王海得出结论：索赔不顺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策划不周，让人一看就是知假买假。既然是知假买假，那么就不存在造成错误判断一说了。商家不赔第二次买的10副耳机，也有一定道理。
可是，当他细看了消法第6条、第9条规定的“消费者有监督权”后，新的困惑又出现了：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之一是举报，消费者如果不去购买假冒伪劣商品，那怎么举报？
经过深思，王海给《中国消费者报》写信，反映自己索赔遭拒的经历。1995年8月4日，《中国消费者报》在一版位置以《刁民？聪明的消费者？》为题，就王海索赔一事，进行专题讨论。
稿件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的民法专家何山明确表示：设立加倍赔偿条款，就是让消费者靠买假货发财。隆福大厦无权管消费者出于什么目的掏钱买货，商场首先不能卖假货。
当时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梁慧星则认为：消费者第二次在隆福大厦购买10副耳机之前，就已知道此型号的耳机是假货，并没有陷入错误的判断，隆福大厦不构成欺诈。如果让隆福大厦加倍赔偿，就会使消费者获得不当利益。
正反两方的争论由此拉开序幕，至今未决。
12月5日，北京隆福大厦在拖延了8个月之后，同意加倍赔偿10副假冒耳机。同时，隆福大厦决定，从12月初开始，凡顾客购买到假冒商品，经有关部门确认后，按消法给予加倍赔偿并奖励100元。
王海赢了。
“王海现象”就此红遍中国。同年，因王海事件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消费者打假奖”。1995年12月15日基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王海除了领到5000元奖金外，又获得“中国打假第一人”的美誉。应该承认的是：市场经济催生了王海，王海催生了民众的打假意识。不可否认的是：不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王海现象”，“王海现象”导致了团体和个人专事“经营式打假”的“后王海现象”。
今天，“制假贩假”的丑恶现象仍无处不在：不能穿的衣服，不能吃的东西，不能住的房子，假冒伪劣商品几乎存在于一切领域。当“假冒不的劣”这样的名词出现时，足可见我们对商品质量的要求已经退至何种境地。在此种境况下，我们感谢王海，感谢一个以弱敌强的抗争所带来的表率力量。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曾以“怕麻烦”、“懒得争”、“不值得”等借口对假货沉默过。
1995年之后，我们记住了王海这个名字，也因此牢牢记住了消法第49条。一条法律在社会上能达到如此受关注的程度，实属少见。随着打假的深入，王海在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业务自然以打假维权为主。曾经有一度，打假和王海这个词语紧紧相连，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则退隐后台。王海之后，类似专事打假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舆论界对此争论不已的话题便是“打假为生”是否符合法律及道德标准，十余年过后，曾经的怀疑似乎被一一确认：王海涉嫌与制假企业合作、王海广西发疯事件、王海提倡打假产业化……一系列的消息全部指向这种特色打假的“七寸”。渗透着更多利益因素的打假行为，其动机与结果是否停留在单纯的维权尺度内？这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起到何种作用？成也王海，败也王海。当然，错，也不全在王海。当我们检讨十年打假历程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打击假冒伪劣本不应以王海开始，更不应以王海终结。各方力量的协调，制度的完善，法律的执行和全民的意志才是治本之道。
1997世纪之战
1997年1至3季度，受7月1日回归祖国的利好因素影响，香港经济增长速度均超过了6%，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对回归之后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此时在东南亚原本蔚蓝的天空上，乌云正在慢慢聚集……
就在香港回归的第2天，在经过几天与国际炒家的短兵相接之后，泰国中央银行所有美元储备全部告罄、未能够阻止市场上对泰铢的抛售，泰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泰铢一泄千里，拉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序幕。
7月2日，就在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的当天，乔治·索罗斯，这位当时很多人心目中国际金融界的头号反派人物平静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轻描淡写地向公司员工宣布：我们赢利了。
乔治·索罗斯喜欢在将要“大起”的市场中投入巨额资本引诱投资者一并狂热买进，从而进一步带动市场价格上扬，直至价格走向疯狂。在市场行情将崩溃之时，率先带头抛售做空，而他则在涨跌的转折处进出赚取投机差价。
据估计，索罗斯至少从泰铢大跌中赚取了10亿美元。然而这并没让他感到满足，用他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位1930年出生的大投机家早在1992年就闻名于世，当时英格兰银行曾经不得不向这位匈牙利人俯首称臣。
索罗斯的目的很明确：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外汇储备体系、金融市场管理有明显漏洞，只要搅乱金融市场，就可以混水摸鱼，狠捞一笔。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实力不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攻击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击溃市场信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现在，他的预定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他以为可以在香港收官了。
最初，香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前三季度，香港的股市走势良好，但有过热之嫌，积聚了较大的下挫压力，在此情况下，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精心策划与操作，使得短短两个月，危机就迅速蔓延，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先后卷入其中，东亚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股市崩盘，货币贬值。10月下旬台湾弃守新台币之后，香港已是在风雨中飘摇的危城。炒家们瞄准了恒生指数，他们采用了股市和汇市双管齐下的策略，企图从股市暴跌及港元贬值中获得投机暴利。10月20日至24日四天之内香港股市狂泄3175点，到了10月28日，一天之内恒生指数跌了1428点，跌破一万大关，降到了9060点。虽然随后在1998年4月份反弹至12000点，但到了1998年的8月13日，恒生指数已经是6660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半。同时在汇市方面，国际炒家疯狂抛售港币，香港货币当局为了维持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大量回购，导致利率大幅提高，货币供应量骤减，使大量资金抽离股市，进一步加剧了股价的下跌。
对香港而言，受金融风暴的冲击，整体经济陷入了多年来未见的困境。股市的暴跌大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流入香港的资金量减少，新上市公司的数量和交易量也大幅骤减，直接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前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6%的高速增长相比，第四季度的增长速度跌至2.7%，到了1998年第一季度，更是出现了此前13年的首次负增长2.8%，在这一年本地生产总值下降了4.6%。这种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1999年第二季度。
作为一个高外贸依存度的经济体，香港贸易可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这次风暴中，由于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过程中港币坚守联系汇率制不贬值，与此同时外部需求疲软，导致香港的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滑。1998年上半年整体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2.1%，7月份情况持续恶化，同期下降幅度超过了10%，服务贸易同样呈下降趋势。与金融风暴造成的外部需求疲软类似，香港的内部需求也陷入疲软，1998年整一年，私人消费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持续下降，内外需求同时低迷使得经济最终陷入停滞以至衰退。
金融风暴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原来泡沫经济的破灭上，还表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香港经济在多年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泡沫，尤其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房地产价格的虚高经不起金融危机的考验，1998年平均每月的楼宇买卖数量和金额，比1997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0%以上，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导致了泡沫的破灭，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负财富效应，极大地抑制了内部需求，直接影响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经济的衰退的直接影响是失业率的上升。在回归后的一年时间里，失业率从1997年7至9月的2.2%，上升到1998年8月的5%，失业人口达到17.5万人，这是自1976年以来香港失业率的最高水平，一时间失业成了困扰香港社会的突出问题。由此造成的民众的不安心态加剧了恐慌，民众对经济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他们持有货币不敢消费，造成零售业萧条、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加剧了经济复苏的难度。面对艰难的时局，香港当局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勇气、决心和应变能力。
在这关键时刻，特区政府力挽狂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果敢措施，牢牢地遏制住了经济下滑：1.特区政府打破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的所谓“常规”，动用1100多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收购部分本地股票，捍卫香港股市，捍卫联系汇率制度。此举让屡屡得手的索罗斯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到2000年4月，仅32个月，特区政府就回笼了这笔入市资金，而且还持有等值的股票。
2.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特区政府与迪斯尼公司达成协议，斥巨资224亿港元合作兴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第一期工程将在2005年启用。预计未来40年内，将为香港带来1480亿港元的经济效益和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此外港府还积极修建、扩建地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3.退还税收，冻结收费，纾解民困。
特区政府退还了1997至1999年度应缴纳的利得税、薪俸税及物业税的10％，总额达85亿港元，惠及125万纳税人。同时还继续冻结了政府部门向市民提供的服务收费。
4.疏堵结合，推行金融改革。疏，即提高效率，刺激投资，增强金融中心的魅力。堵，即堵塞漏洞，加强监管，防止过度投机炒作。疏和堵的对立统一，实质上就是开放与管理的对立统一，贯穿于香港金融改革的全过程。
5.积极提升创新科技和高增值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启动总投资140亿港元的数码港计划。该计划将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中心，并有助于香港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启动了，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新辟了融资渠道。守得云开见月明。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拐点出现了，香港走上了复苏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中央政府的援助之手一直没有放开过。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有力后盾。旅游业是香港最早从金融风暴中“醒来”的支柱产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增加了访港游客名额。
在这种种措施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炒家疯狂打压股市、抛售港币的关键时刻，当局毅然利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最终粉碎了国际投机者恶意操控市场的企图。从1997年7月开始到1998年8月，香港政府经历了一年的金融风暴的考验，也从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从而决定转变应对措施，对金融市场进行必要干预。1998年8月中旬，国际炒家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恒生指数连续大跌三天，到13日跌至6660点，在此危机时刻，14日政府利用外汇储备入场干预，大量购入蓝筹股，当日恒指大升584点，使得国际炒家的如意算盘落空。在接下来的8月28日，面对国际炒家的卷土重来，当局再次沉着应战，最终击溃了国际炒家的进攻，稳住了恒生指数，当日市场成交额达到了790多亿港元，创造了香港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两次较量，后来被称为“香港金融保卫战”或“世纪之战”，虽然此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的作法受到某些西方媒体的指责，但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出面干预经济的做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此后在曾严厉抨击香港政府入市行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公布的98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依然被评为全球最自由开放的市场。“金融保卫战”打退了国际炒家企图利用股市下跌大发横财的如意算盘，而在汇市方面也正是由于香港当局坚守联系汇率制度不动摇，使得港币并未大幅贬值，未出现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财富缩水、经济倒退的现象，从而使以往香港的经济发展成果基本未受到影响。这为后来经济的复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使得香港经济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摆脱了阴霾。香港之所以能屹立于金融风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祖国内地的强大支持，在香港股市和汇市受到国际炒家的轮番冲击时，中央政府曾严正声明，一旦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受到冲击，中央政府将坚决支持港元汇率。正是中央政府的明确表态，打击了国家炒家的嚣张气焰和信心，使其在内地1300亿美元与香港980亿美元的强大外汇储备面前，不得不退缩。而内地在1997年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强劲发展势头，也使得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到1998年底，香港经济已出现喘息趋稳的迹象，并在此之后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94年，国家体彩中心成立。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三峡工程开工。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5年，国债违规事件，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的几位领导收到严厉处理，《福布斯》富豪榜内地首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京九铁路提前全线铺通。中央号召向孔繁森学习。
1996年，丽江发生大地震。以长虹为首的家电开始大降价。董建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据世界第一位。京九线全线开通。
1997年，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
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理论入党章，提出基本纲领三峡截流成功。
1998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抗击特大洪灾。开展“三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