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给赤脚医生们提供了最浅显的入门方法，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1969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可以想象，在当时每一位赤脚医生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本宝书，他们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着边学边干的特殊使命。今天，当这些发黄的书籍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斑驳出现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年他们的主人爱不释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个人人身边有医生的旧日乡村。
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66天平倾斜
如果有人要问，建国以来，新中国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是那场血雨惺风的“文化大革命”！它将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山雨欲来风满楼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有其经济根源的。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当时中共“八大”经过研究，曾提出和制定了比较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确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这时一些领导人却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
1956年的“反冒进”本来是正确的，但却被指责为“右倾”，是“促退”。结果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抛开了中共“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经过反复讨论制定的“二五”计划草案，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大肆泛滥。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恶化等恶果接踵而来。
后来经过“调整”，纠正“左”的错误，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把纠“左”视为右倾，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并开始新的“跃进”，结果高指标、瞎指挥再度更猛烈地蔓延起来，国民经济又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于是被迫再度进行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又恢复发展起来。
但是，这时“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没有被彻底纠正，仍然把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做法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对于一些地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等做法，都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业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注重利润指标，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以及恢复奖金制度等，都是“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以致“大锅饭”的盛行。
“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还把一些持正确经济主张的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持有正确经济观点的领导人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就这样说过，走资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他还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极度夸大了这种“危险”。他把经济问题与阶级斗争混同起来。1965年初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山雨欲来风满楼，以上诸多事情都表明，一场浩大的事变将要出现。黑云笼罩
1．1966~1968年，全面内乱与经济衰退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两个标志着“文革”正式爆发的纲领性文件。
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造反”浪潮。在政治上造成极大混乱，在经济上也带来了极大干扰和破坏。由于全国大串连，结果阻塞了交通运输，许多货物积压运不出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许多生产指挥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商业、外贸、邮电、金融等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1967年和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国民经济急剧恶化。
围绕稳定局势、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问题，党中央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反复较量，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7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针对当时生产建设出现的问题，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这些单位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运动，不要一哄而起，使生产建设遭到破坏。
刘、邓被打倒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9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抓革命生产的通知》，要求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产、抓业务。在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上，周恩来提议，组织国务院，抓工交企业的生产，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经过中央的艰苦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但进入1967年，一场更大的夺权风暴波及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在上海，王洪文带头掀起所谓“一月风暴”的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中，从中央到地方，大批从事经济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揪斗，使正常的经济管理部门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在夺权风暴中，职工队伍又分裂成对立的两派，酿成全面内战，许多企业停工、停产。2．1969~1973年，“三个突破”与经济调整经历1966~1968年全面内乱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党的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前后，也需要政治团结，经济发展的局面。在上述形势下，从1968年第四季度起，剧烈的局势开始趋向缓和，大动乱的年代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间歇时期。为了恢复生产秩序，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派出人民解放军对交通、铁路等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对工矿企业派出军代表帮助恢复生产秩序等。接着，又恢复了中断两年的计划工作，起草编制《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恢复了各工业主管部门和其它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周恩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如：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分裂成两派的群众联合起来，建立临时领导机构，恢复秩序，恢复工作。在种种艰苦的努力之下，仿若狭缝中求生存，196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68年增长了16.9%，1970年又比1969年增长了19.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性增长，但也开始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苗头。
在1971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全国职工人数达到5318万，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达到302亿元，突破300亿；粮食销售达到427.5亿公斤，突破400亿公斤。“三个突破”超过了我国农业和轻工业的承受能力，超过了我国财力和物力所能允许的限度，必须进行调整。
周恩来采取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压缩工业生产高指标、精简职工的措施。上述措施，对纠正“三个突破”、堵塞“一个窟窿”起了积极作用。周恩来还领导工业部门展开了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整顿了企业的管理工作，加强了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经过调整和整顿工作，1969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状态逐步降温，经济发展速度趋于下降。
3．1974~1976年，经济整顿的成效与夭折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这不但是纠正“三个突破”的结果，也是在经济领域指正极左思潮取得的初步成效。但是，这种批判不仅极大地激怒了“四人帮”，而且为毛泽东所不容，因为这种指正最终会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江青一伙在1974年发动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他们还别有用心的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支持少数野心分子、打砸抢分子重演“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各级领导干部肆意辱骂、揪斗的故伎。“批林批孔”使经济重新陷入严重混乱的状态。经济的再度恶化，引起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不满。周恩来此时病重住院，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