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时，那个冒充校官的人态度严肃地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于是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
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第二天，这个人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让他暂时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回答：“现今捻军正很猖獗，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沉着镇定，以及其远见与胸襟。
凡是能够担当大任的人，都应该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在突发事件前，能够保持镇定、统筹全局的人才是拥有高素质、拥有广阔胸襟、能够高瞻远瞩的栋梁之才。
有一次，宋朝的李允则在军中举行酒宴。这时，甲杖库起了火。李允则没有丝毫救火的意思，仍然饮酒作乐不停。没过多久，火被扑灭了。李允则暗地里派人拿着他的文书到赢州用茶叶箱子运载武器回来。不过十天，库里的武器又齐全了，而外面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事后，有关部门弹劾李允则不救火。宋真宗说：“李允则必然有话说，先问问他看。”李允则回答说：“兵器库防火措施十分严密。这里刚刚举行酒宴，那里就起了火，必定是内奸干的。如果离开宴会去救火，就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恐怕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祸事。”
在突发火情的情况下，李允则还能考虑得如此全面，能够临危不乱，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不乱方寸，足可见其智慧。反之，如果他面对突发火情，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胡乱动作，就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每临大事有静气，遇变不惊，这样才能正确地思考，进而作出最及时最正确的决策。《三国演义》里曹操献刀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汉灵帝死后，董卓乘机专断朝政，私自废黜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引起满朝文武的愤恨。曹操也不满董卓，他想方设法得到了董卓的宠信，想乘机刺杀董卓。
某日，曹操佩着宝刀来到相府，问：“丞相在哪里？”从人说：“在小阁中。”曹操直接奔入小阁，见董卓正坐在床上，吕布侍立于侧。董卓看到曹操后问：“孟德为何来迟？”曹操说：“马走得太慢了。”董卓于是转过头对吕布说：“我有从西凉进来的好马，你去亲自挑选一匹赐给孟德。”吕布听令而出。
曹操暗自思忖：“此贼该死！”想要拔刀刺杀他，又害怕董卓力气大，不敢轻举妄动。董卓身体比较胖，耐不住久坐，便侧身卧下，转而向内。曹操暗说：“此贼当休矣！”于是，急忙抽出宝刀。正要刺杀董卓的时候，不料，董卓仰面从衣镜中，看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孟德你要干什么？”这时，吕布已经骑着马来到阁外。曹操惶恐害怕，随即持刀跪下说：“我有一口宝刀，献与恩相。”董卓接下宝刀来看，只见这把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为锋利，果然是宝刀，便递给吕布收下。曹操解开刀鞘给吕布。董卓引曹操出阁看马，曹操谢过后说：“想试一试这匹马。”董卓就让其上马。曹操骑马出了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曹操拔刀想要刺杀董卓，却被身肥力大的董卓突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在这一突发情况面前，曹操保持了镇静。虽然小说中描写他“惶惧”，但那是一般人在这种危急关头都会产生的不自觉的心理。总的看，他保持了“静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能从容地将“刺杀”改为“献刀”。否则，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答案呢？
宋代文学家苏洵曾说：“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这句诗也是在强调“忍”和“静”的作用。遇变化不惊，临危不乱，善于自制，在危难面前善于控制好自己的感情行动，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在遇变和临危之时，动不动就鲁莽行事、动不动就发怒或不知所措的人是无事不败的，特别是从政的人！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按部就班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周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故。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或紧急的情况就突然来到你的身边。当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人们大多没有心理准备，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恐慌。
要处理好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沉着、镇定、果敢、自信，不为危难所吓倒。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才能使他人因你的镇定而静下来。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危难已经临头，势态紧急，在控制住自己的吃惊后，要顺势而行，引导着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镇定下来，把事情理清楚，确定解决问题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围绕如何实现目标积极寻找有效的方法。在危机情况下尤其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这样就容易让自己静下心来，不致乱了方寸。
慎重选择要结交的朋友
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格言
一个人的品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否才华出众、品性优良紧密相关。选择朋友非常关键，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古今贯通。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可以促进朋友之间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共同开创事业。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曾国藩所交的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帮助他成就事业。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的朋友。
曾国藩回籍为母亲奔丧的那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对他一生功业的影响极大。在进退为难之际，他正是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才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而使他的事业获得了成功！
1852年6月，曾国藩被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行到安徽太湖县时，忽然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随即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到的都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紧迫的消息。
其实，在曾国藩行到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经被粤匪围困了。他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到达湘乡。正在这时，曾国藩突然接到朝廷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原因，又有特殊的背景。当时，太平军声势浩大，清军无力对抗。于是，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特别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让他们利用人地两熟，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在1853年3月到4月间，咸丰皇帝就先后任命了45位官员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曾国藩被任命为团练大臣是其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的结果。
唐鉴于1845年致仕，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1852年7月，咸丰皇帝召他入京，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皇帝举荐曾国藩，请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同时，唐鉴详细地向咸丰皇帝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皇帝相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1853年1月8日先接到了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他正热孝在身，虽然接到了命令，但并没有出山的意愿。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曾国藩越来越感到难以决定是否出山办团练了。因为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地主和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还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这几股力量中，首先是他交往多年的湖南籍朋友，他们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比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的时候，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表示坚决支持。罗泽南也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两人直至曾国藩这次回家奔丧，才得以见面。此时，罗泽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如王矗、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膝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也极力劝说曾国薄出山领导地方团练。其次，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做张亮基的幕僚。左宗棠向张亮基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国藩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国藩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他母亲的灵柩还没有安葬。如果此时出山，有违离职守制大礼。他满口满纸讲孝道，如果自己违反，担心遭到别人耻笑。另外，他是一名文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就需有打仗的真本事。在打仗的时候肯定会碰到巨大磨难，如果处理不善，只怕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还有，他已经看透了官场的腐败，深知办成一件事情，障碍重重，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又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准备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国藩家，劝说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为母故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他主动到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他主动要求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家兄弟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他当着曾家兄弟的面剖析了出山办团练的利害关系，敦请曾国藩出山。郭嵩焘告诉曾家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老恭亲王及内阁学士肃顺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他们都认为曾国藩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要想战胜洪、杨反贼，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不好办。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太平军绝不会成功。太平军的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与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顺应民意出来保卫正义，正可以敬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也是一展宏图的大好时机，不可错过。
这样一来，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还向曾国藩介绍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郭嵩焘的一席话终于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顾虑，曾国藩决定应命出山。但他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经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果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皇帝又急下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后，准备出发，他的，四个弟弟都愿随他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他再祭母灵，求母亲原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从此走上了“中兴第一名臣”的道路。
曾国藩正是在平日注意结交朋友，在关键时刻才有这么多的朋友帮助他作出正确决断，使他逐渐走向成功。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鼎力辅助，他可能一开始就放弃了团练，也就错过了他大展宏图的机会，其命运也可能就此改变了。
既然交朋友如此重要，我们就该多交朋友了。当然，多交朋友可以，但一定要结交有益的朋友。朋友有益友和损友之分，所以，我们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要经过周密考察，要经过行动的考验，通过这些判断其是否值得信赖。如果我们发现他不适合做自己朋友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断绝关系，以免让自己受到不好的影响。
管宁与华歆从小在一起读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一次，两人下山去耕地，忽然从地下翻出金元宝。管宁一点不动心，照旧干活，华歆想私吞却又不好意思。
又一次，两人在一起读书，一队官兵从门外走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跑到街上去看热闹。他看完之后跑回来说：“那官真阔气，我们能这样就好了。”
管宁听了很厌恶，一刀把两人就座的席子割成两半。他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往后别和我坐在一起。”管宁断绝与华歆的关系是正确的，因为华歆长大后，做了很多坏事。
如果管宁不分好坏地依然跟华歆交朋友，他也可能变成像华歆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