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大清帝国已经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的所有资源依然被它占据着。虽然身体机能已经发生障碍，头脑已经有些迟钝，但对于有利或是不利于它的事，它还能作出判断甚至反击。胡雪岩能够嗅到大清帝国的沉重喘息，他一边进行抚慰，一边着手建立自己的商业大厦。钩心斗角之中，一部大戏徐徐地拉开了大幕。
一 “托朝廷的福”纵横中国商界
大清帝国的威名虽然还在，但行动毕竟有点迟缓。胡雪岩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朝廷靠山赚大钱。
胡雪岩能够建立自己的庞大生意，完全是托朝廷的福。胡雪岩从一贫如洗的钱庄小伙计到19世纪下半叶叱咤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诀窍何在？很简单，找准大靠山挣朝廷的钱。
中国社会在清末时非常不稳定，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内忧外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商人要想发展壮大必须紧紧地抱住朝廷这棵大树。只有巴结官势、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管胡雪岩依附的是王有龄还是左宗棠，他借的都是朝廷的势，赚的都是朝廷的钱。
1. 大树底下好乘凉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获得实缺，当上了浙江海运局的一把手以后，他就决意施展一下自己的拳脚，闯出一片天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成立一家自己的钱庄，当时开办钱庄至少要有五万两银子。
王有龄虽说已经掌管海运局，除了让胡雪岩有了一点极其微弱的势力外，银钱方面不仅没有办法帮他多少，胡雪岩还要设法为王有龄筹措海运局解运漕米所需的经费，数目不小，至少要二十万两银子。
这时，胡雪岩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首先，胡雪岩建议王有龄以海运局的名义向信和钱庄借支二十万两银子，自己去信和接洽和办理。有海运局这个大牌子，信和钱庄很高兴地答应了。海运局借这笔钱只是短期使用，但胡雪岩却把它办成了长期，准备借来开办自己的钱庄。
其次，胡雪岩借助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势力，代理官府金库。胡雪岩知道，虽然当时王有龄是浙江海运局总办，但日后一定会被派去地方州县。那时，他就可以替王有龄打理那些州县的金库。按惯例，州县金库公款往来没有利息。这样一来，胡雪岩就可以白借公家的银子来经营自己的钱庄。就这样，胡雪岩借王有龄的关系，只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五千两银子，就把自己的阜康钱庄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
对胡雪岩这招“借鸡生蛋”，王有龄惊叹地说：“雪岩兄，你可真会变戏法啊！”
胡雪岩就是在王有龄的支持下淘得第一桶金的，并且在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时，胡雪岩甚至以他的钱庄代理浙江省藩库。这样一来，大清政府的银子直接成了胡雪岩的周转金。
阜康钱庄开张的喧闹锣鼓声刚刚平静下来，胡雪岩在送王有龄到湖州上任的路上与阿珠娘的一席交谈，又使他决定做生丝生意。他与阿珠的父亲老张谈妥，由他出本钱让老张立刻回湖州开办一家丝行收丝。
胡雪岩开办阜康钱庄是采用“借鸡生蛋”的戏法去经营，他又哪来的钱做生丝生意呢？在这里，胡雪岩玩的是另一种“移花接木”的融资方式。
王有龄此时已经外放湖州，出任湖州知府。王有龄到湖州，必然要让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是胡雪岩在开办钱庄之前就想好的。王有龄一到湖州，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征收钱粮，因而也必然有大笔需要解往省城杭州的现款进入他的阜康钱庄。
胡雪岩“移花接木”的方法，就是用湖州收到的现钱就地买丝，运到杭州再将生丝卖出去变为现钱，然后把该交藩库的钱解交藩库。
这样，官府的银子不损一毫一两，自己却可以做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这一招“移花接木”之术，也是一种“借鸡生蛋”的方式。不过，这种“借鸡生蛋”比单纯用一笔资金做一桩生意，比如用代理公库的银子经营钱庄兑进兑出的业务，又高明许多。或者说，他这是把经营钱庄的资本又拿来做了一笔生丝生意，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之为“移花接木”。
中国传统商人有“一文钱创天下”的志向和能力，他们在创业时，靠的全是自己年轻时一分一厘地辛苦算计，积少成多，逐渐积累起原始资本。这种勤俭节约的筹资方法固然值得敬佩，但其过程却非常漫长。如果能跨越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直接靠借贷来获取创业的第一笔资金，也就是从负债经营着手，应该是致富最快捷的方式了。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铜钱眼里翻跟斗”的高手。他在创业之初所动用的资金，大部分是借贷来的。正因为他知道如何在“铜钱眼里翻跟斗”，他就一项接着一项地“翻”出来一个庞大事业。
胡雪岩要开办一家药店，与合作者刘不才商量的时候，他开口就说：“第一步，我要凑十万两的本钱。”
就他当时的情况，在常人看来，这个牛皮可真是吹得太大了。因为他还根本不知道十万两银子在哪里。但这难不倒胡雪岩，他脑子一转，便找到了筹集资金的好办法。
他准备向杭州城里那些肥得流油的官员们集资，他首先向浙江抚台黄宗汉筹集股本。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开药店是非常稳妥的生意，又能赢得济世活人的好名声。胡雪岩和黄宗汉的交情不错，只要他能说服黄宗汉拿出一笔钱来做股东，其他的官员就会跟着来凑数，这第二步就很好解决了。刘不才有一祖传秘方“诸葛行军散”，专治兵士行军打仗时容易发生的病疫，其效如神。胡雪岩准备借此与清军中主管后勤保障的粮台拉关系。粮台虽不亲临前线，可料理伤病官兵也是其日常工作之一。因此，粮台可算是一个用药大户。
胡雪岩先采取只收成本的方式把“诸葛行军散”送给清军试用。只要清军觉得效果好，就可以争取长期的供药业务。胡雪岩想，只要药效能保证，价格较市面便宜，甚至可以欠款，不愁粮台不向自己下大订单。同时，既然可以让他们欠账，那也就可以预支一部分成本费，再弄几个名副其实的好方子，真材实料地做出来，让各个粮台订购，领回订购药品的款子，药店借此滚动发展，何愁没有本钱？
胡雪岩所借用的资金，表面上看是王有龄或者是黄宗汉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钱实际上都是官府的。也就是说，胡雪岩是在用朝廷的钱为自己赚钱。
2. 打着朝廷的旗号借款拿回扣
胡雪岩借用朝廷的钱为自己的生意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要把生意发展壮大，光靠借用朝廷的钱是不行的。于是，胡雪岩把眼光放到利用朝廷的制度上。
清朝晚期，朝廷已经入不敷出，为了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就制定了一个协饷制度。它是清代整个财政体系运行的中心环节，是中央政府调度全国财政资源的基本制度。协饷所涉款项称为协款，是在行省之间协济运行的。协款的流动，由中央政府指令调拨，调拨的依据是上年冬季各省督抚对本年度应支傣饷的估算，即所谓“冬估”。冬估所列支出通常为常列开支，经户部审核无伪劣支出后，便由户部分春秋两次拨款。各省督抚、藩司根据春秋拨册，调度本省内部财源，扣存批准动支的款项，称为“存留”；征存有余的部分，即须报解，称为“起运”。起运款项依户部指令或解交中央，或协济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后世专家研究这一制度时说：“协饷制度下极为复杂的春秋拨，犹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这只是大一统国家的财政统筹，是起运存留体制的活用。”
但这个制度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甘肃新疆协饷历来是清朝财政支出的一个大头，在道光年间，甘新协饷每年达四百万两或四百一十五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实拨银三百多万两。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赔款耗费了清政府大量库银，左宗棠西征前，协饷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了。到咸丰年间，甘新协饷屡次裁减克扣，大幅度下降，减至三百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实拨到新疆的经费仅四十四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甘新协饷中，两江六十万两，浙江一百四十四万两，广东八十四万两，由于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笔空有其名的财源。光绪元年（1875年）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两千七百四十万两，相当于三年的应协款额，直接影响了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
胡雪岩为左宗棠想出的办法是举借外债：以这些亏欠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由应协省份负责外债的偿付，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的关道出担保票，通过总海关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加盖督抚印，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这既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又以“暗借中央之命与协拨省份争夺饷源”为旗帜对付反对“西征”的东南督抚。而四次“西征借款”、所有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时任上海采运局道员的胡雪岩具体经办，借款共计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
其中的灰色收入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即便他严格秉公办事，作为胡雪岩政治投资的回报，左宗棠也会主动在每笔业务里留出相应的好处给他。
1877年的第二次借款出现四种不同的利息。汇丰银行索取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左宗棠向清政府呈报时，含糊其辞地改为月息一分，这样年息就变成了一分二厘（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辞，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毫，折合年息，就是一分五厘（15%），遇闰年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16.25%），比银行承揽的利息高出50%。而在汇丰银行承做的三笔西征贷款中，银行本身实际上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只是债券的经销人，它从清政府那里承揽的每一笔借款都立即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等到债券拿到市场公开发行时，银行付出的利息，却是年息八厘（8%），并且还是九八折扣。从中国政府实际付出的利息到外国银行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整整一倍。银行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1879年上半年的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说：“从1877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经手人的好处自然不用说。左宗棠之所以把年息一分改为月息一分，显然是对胡雪岩的酬劳。至于所谓“包认实银”的加息，则是由于借款以英币计算，考虑先令价值无常，异日归还增累，因此加息二厘五毫。这显然是胡雪岩的迂回中饱手法。
回扣不只来自于一方。从第一笔西征借款开始，急于输出资本的西方各国之间的争夺已经很激烈。尤其在汇丰银行贷款高收益的诱惑下，法、俄都急于加入这个阵营。当左宗棠在1876年计划向汇丰银行引进第三笔西征借款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部落所杀，英方称滇案未结之先，不准英国商人对中国贷款。急等用钱的左宗棠让胡雪岩向其他各国拱手告贷。胡雪岩和德国、俄国、美国都有频繁的接触，但最终还是由汇丰银行出贷五百万两。这五百万两债券在1878年初刚刚进入市场，立刻被抢购一空，香港认购的数量，据说竟达到分配额的十七倍，而分配到伦敦销售的债券，在进入市场的几天之内，因为争购激烈就出现升水。
经手“西征借款”这个肥差的胡雪岩当然会惹人注意。最后一次西征借款达成协议后，年利高达九厘七毫五。中国驻英使馆的英国雇员告诉曾国藩之子、时任清朝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说：“英国承借这种款项，通常不过取息三厘半，重则四厘。”曾纪泽把这个发现和对胡氏为左借款的指责写在光绪五年的《使西日记》里：“十二月初，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
除洋债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举借了为数不少的内债。1878年1月2日，西征军攻下和阗。西北边陲之乱基本平定后，左宗棠着手部署善后问题时资金再度告急。他于1878年9月12日与胡雪岩函商，嘱其向华商议借巨款。不久，根据胡雪岩复函所称，左上奏清廷，说胡雪岩在上海召集浙杭一带商人创设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拟议以五千两为一股，“一切照洋款成案”向华商筹借巨款三百五十万两，然“虽允以一百七十五万两出借，而心尚犹豫，未能释然”。这种以发行国内公债形式举借内款在甲午年以后确为清政府经常采用且行之有效。但在当时，由于华商的迟疑不决，仅募得半数，共一百七十五万两。
在胡雪岩的多方活动下，光绪元年到三年，借款三百四十万两，四年至六年四百零六万两，七年至八年一百万两，总计达八百四十六万两。在左宗棠西征所借的全部债务里，外债占18.38%，内债占14.85%，内外债共占左宗棠所掌管西征军费收入的33.23%。
至此，胡雪岩的生意终于建立起来了。
3. 黄马褂、红顶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胡雪岩曾经专门找过王有龄，要求捐个官。他要捐官是因为坐过一回冷板凳。那次是浙江钱庄召开同业大会，新来的浙江巡抚亲自到会祝贺。巡抚大老爷驾到，那些钱庄老板顿时改了模样，平素一律长袍马褂，当下却身着花花绿绿的官服，头戴顶子，摇身一变都成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一场面令胡雪岩尴尬不已，他是这次同业大会的发起者，本应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现在不但不能坐，连站都要站在各位钱庄老板的末位。
原来，清朝有个规矩，只要是有官衔的人，巡抚大人都可安排他们坐，不管这种官是中举得来的，还是花钱捐来的。但是，商人在正式场合见了官大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坐，你就是再有钱也只能站着。所以，许多钱庄老板便花银子大小捐个官职，以利于官场应酬。
此时的胡雪岩在浙江钱庄同行中已是大名鼎鼎，巡抚大人也是久慕其名，总想一见，便问道：“这次大会听说是胡老板号召发起的，不知胡老板人在何处？怎么未见？”
在最后面站了很久的胡雪岩赶紧答道：“回大人的话，小人在此。”这下反倒弄得巡抚大人不好意思，胡雪岩更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王有龄不知缘故，闻言大笑：“怎么，财神爷，厌倦商场生涯，准备尝尝为官一方的味道？”
胡雪岩道：“非也，我只求其名，而不取其实。”
王有龄大惑不解：“雪岩，我有时真不明白，做官有什么不好？如今天下人谁不想入仕为官，只恨无此条件。以你的水平，如果肯入仕途，绝非一般书呆子可以比拟，以你的财力，捐一个五品官成何问题。”
胡雪岩道：“大哥，我善为商，也乐于为商。别人盼出将入相，我只求富可敌国，大把花钱享尽人间美色，逍遥自在过一生。为官，案牍之劳不说，又要拘于礼法，不得放浪形骸，确非吾所愿也！”
胡雪岩常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