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作品《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里面讲到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对足蹬大马靴的抗联指挥员曾充满恐惧，因为这种装束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战斗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图书馆一位看门的朱先生，竟是《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作者颜一烟女士的丈夫。也因此得知，这位红色女作家，竟是清朝贵族的叛逆，留学东京的反日分子。当年在北师大就读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图书馆搬新馆后，这位红鼻子，总是穿西服的白发老先生。因为这个，结识了颜一烟女士。当时颜女士的腿已经不大灵便，抽烟抽得厉害。但说起她的早期作品《盐丁儿》，她的好朋友王莹依然一往情深，记忆清晰。问起《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颜女士说，那是在采访抗联老战士的基础上写成，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颜女士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抗联的军服不是八路军式样的，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
苏联红军，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或者夏伯阳式，身披军大氅，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抗联，会是这样的吗？
颜女士这段话，让我当时对抗联的形象充满憧憬。
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秣，弹药依靠缴获，经常要在零下20°的酷寒中露营。历史上所有军队的艰苦，在他们的面前，都不得不投下一份敬重。
这件事于是被渐渐淡忘。
然而，有朋友提供材料，提到正如颜一烟女士所言，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确实曾经拥有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提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军。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在被服厂工作），提到过——
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其军帽还是学的苏联的布琼尼帽。
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和裴大姐（裴成春，被服厂厂长）商定给部队做军服的事情，其中关于军帽的式样是根据有人提出的红军帽的式样做的。当时我们试做了一顶给领导看，做得对不对，领导看过后说，“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做吧！”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种帽子。
这种式样的帽子，我后来到三军后也看见赵尚志、陈雷、于保和等很多同志戴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桂兰，原被服厂主任说：
军服用料：当时所用布料都是山外运进来的，又灰色、草绿色、藏青色，……军服款式：……帽子是带五角星的红疙瘩帽。我的工作：……主要负责做军帽。军帽因前面有红色五角星，上面有一红疙瘩，大伙都称为红军帽。军帽为六片瓦。前面有帽遮，后三片是双层布外翻，天冷时可放下取暖，顶部是一红布疙瘩，……
2010年，萨在北京遇到李再德老人的儿子于光先生，他也曾专门提到，这种军服最难做的就是帽子顶上的那个红疙瘩。“我妈妈在被服厂就是专门做这个红疙瘩的，因为她手巧。”于先生说来似乎颇为自豪。今天在东北活跃的抗联精神宣传队，也曾复制过这种军帽。
不过，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作战异常艰苦，其布琼尼帽式军服并无实物留存下来。而且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亦无历史图片的佐证，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
2010年，萨在日本收集到一册老相片集《在满纪念》，原拥有者是一名相叫铃木的日军军官，此人曾参加过多次对抗联的讨伐作战。这册相集里面有大量与抗联作战的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示几名被俘抗联战士正是戴的布琼尼帽。
可惜由于铃木所用相机质量不佳，对焦技术有欠缺，而且照片年代久远，这些战士的影子显得十分模糊，无法完全确认。对此我也十分遗憾，但限于材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有一些被俘的抗联人员并非如此装束，这正符合了当时条件艰苦，军服制作数量不多的说法。同时，在东北各地不同的抗联部队，服装也不统一。
右边位于焦点的这位抗联战士，帽子似乎就不是布琼尼式的（也有点像布琼尼帽被日军歪戴在这名战士头上）。
上面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那一年10月15日到10月30日，日军对三江（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抗联武装发动了秋季大讨伐。照片的拍摄者，日本军官铃木随讨伐队在宝清桦川之间捕捉到一支转移中抗日联军部队的踪迹，在使用军犬的情况下，经两天一夜的追击，第二天下午双方发生战斗。
由于遭到日军迂回包抄，据林中阵地而守的抗联部队腹背受敌，除牺牲人员外，尚有多名战士不及撤离，被日军俘虏，铃木在此时拍摄下了这张照片。
从战事情况推测，日军打掉的是抗联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已经撤离。日军继续追踪，几天以后在“三道河子”找到了这支抗联部队的密营，双方再次发生战斗，那一战中，铃木的战马也被打死。
对这些抗联战士后来的命运，铃木没有描述。三江正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区域，或许，这些战士的军服上，就留有裴成春等抗联女战士的细密针线。
